听其言观其行是判断一个人真面貌的经验谈,在政治主张上是这样,在管理中也是如此。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往往要说一套做一套,时间长了,就没有人会相信他所说的那一套。那么再说什么话怎么叫人信以为真呢?用脑袋担保是一个办法。历史对假象的报应总是“疏而不漏”,不过回顾一下当初用脑袋担保的往事还是有趣的。比如媒体和公众一度对华南虎照片真假的关注热度不减,就多与某省林业厅有关领导曾经对虎照的真实性用“脑袋担保”有关。
几年前刘亮宝马彩票案被披露之后,就有人用脑袋担保过一回。那一次的理由还非常诚恳,让人至今想起来都不能不为之动容。当时的陕西体彩中心主任贾安庆对媒体说:“彩票的信誉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拿生命开玩笑。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弄虚作假,我拿我的头担保。”后来的法庭调查证明他手下的工作人员确实在弄虚作假,犯罪人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无独有偶,这次华南虎事件,林业厅分管负责人又“以脑袋担保”,拿乌纱帽担保虎照没有问题。两件事情性质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作用,都想中止或者平息人们的质疑。
这些官员大概觉得自己的脑袋比老百姓分量重的多,以为一旦把自己的脑袋搬出来,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下结论,替天行道了。当年的贾主任“脑袋担保”之后,就劝刘亮去自首,说那是诈骗行为;指责一些律师想出名,预言他们为刘亮辩护最终会身败名裂。然而终究没有阻止住法律程序的启动。虎照事件也是一样,尽管有省厅领导担保,虎照的真假还是由不得他个人说了算。
目前省林业厅分管负责人尚没有为用“脑袋担保”而承担责任,大概是因为这需要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但是有一种说法值得商榷:“只要鉴定结果没有出来,就没有办法说真假问题”,无论人家受处分还是辞职尚为时过早。这是在混淆程序方面的责任与虎照真假的责任,后者是实体问题,与前者不是一回事。“通报批评”与“致歉信”主要是针对程序方面的责任:“既未按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也未对华南虎照片拍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在缺乏实体证据的情况下,就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政府机关能够将程序责任与实体问题严格区分开来,是社会民主政治进步的表现。正是因为社会有这种进步,人们有理由对政府工作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当政府机关分管负责人以职务身份用“脑袋担保”时,人们一般会相信他并不草率,按照相关程序做了应当做的工作;而他实际上没有这样做,这就是在说谎。在现代民主建设中,公职人员说谎,后果是应当很严重的。
在程序发布中说谎,对其定性不应受虎照鉴别结论的影响。如果虎照为假,而官员在程序审查中没有说谎,人们甚至可以原谅他;反过来就不行,仍然需要他承担责任。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莱温斯基丑闻中,主流媒体对克林顿是否说谎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丑闻本身的关注,道理就在这里。政府工作人员的说谎一方面伤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阻碍和误导了有关部门对事件本身的调查,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很大浪费。人们对一张虎照“谜底”的打开要跨越两个年度,对动用那么高端的资源去求证感到疑惑和不满,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任何雪藏的事实真相最后都会大白于天下,只不过历史对真相的还原也有自己的“程序”,有时候会历经一个复杂的过程,这对人们便是一种考验。习惯于用“脑袋担保”的官员就过于自信,以为事件在自己掌控之中,自己的脑袋即使堵不上“网眼”,也打得上马虎眼,所以要像拍脑袋决策那样自以为是。而程序民主就是要根治这种顽疾。况且在现代社会,除了冥冥中的“天网”之外,还有一个现实的互联网,它在民主监督方面所起的作用绝不是虚拟的。因此政府工作人员应当慎用“脑袋担保”,不要再将新的脑袋又押上“天网”。如果顾虑自己在人们的置疑中露出狐狸尾巴,也不可顾尾不顾头。否则即使组织上没有做出处理,他也将愧对“江东父老”,难免“别姬”的境地。这大概也是一种“疏而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