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米尔顿·弗里德曼注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鼎盛时期，弗里德曼却反潮流、反主流地扛起了对抗“凯恩斯革命”的旗帜。 谁都视弗里德曼为异类，凯恩斯怎么会错呢？自经济大萧条以来，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政府干预思想一度挽救了资本主义，让经济重新焕发生机。尽管如此，弗里德曼却对凯恩斯表示出了不信任，他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反对。弗里德曼认为，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具有达到充分就业的自然趋势，只是因为价格和工资的调整相对缓慢，所以要达到充分就业的状况可能需要经过一定时间。如果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就将破坏市场机制的作用，阻碍经济发展，甚至造成或加剧经济的动荡。而对于凯恩斯所倡导的财政政策。弗里德曼指出，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增加开支将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将引起私人投资和消费的缩减，从而产生“挤出效应”，抵消增加的政府支出，因此货币政策才是一切经济政策的重心。很难想象，弗里德曼这位曾是“最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后来却变成了全面攻击凯恩斯经济学每一个方面的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和他的徒子徒孙（也就是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为自由市场而与计划体制斗争，为民主政治而与集权主义较量—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警告人们，避免不自觉地走上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在弗里德曼的观念里，没有什么能够比自由来得重要了。在经济上，他信奉亚当·斯密；在政治上，他追随托马斯·杰斐逊。弗里德曼是他们最为虔诚的信徒和拥趸。所以，从思想脉络的发展来看，我们也许就会理解他在《自由选择》中那些看上去甚至有些偏激的观点。他反对政府对房租、工资和几乎一切价格进行干预，他主张私有化电台和电视台，他反对义务兵役制，他要求控制政府支出增长，他支持私有化养老保险体制、自由贸易、放松对行业的管制，他甚至支持毒品合法化。总之，他希望给人们越多的自由空间越好。弗里德曼一生为其信仰而奋斗，而这个信仰便是推翻政府应当控制经济的信条，还给人们充分的自由选择和自由竞争。无疑，《自由选择》这本书正是弗里德曼这一信念的真实写照。 和他早期的著作《资本王义与自由》相比，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中对自由主题的阐述则更加完备和深入。如果说，前者的主旨还在于向人们鼓吹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以消除人们对它的疑虑的话，那么后者则更进一步抨击政府管理经济的不合时宜（反抗大政府、要求放松规制）。当然，在《自由选择》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弗里德曼一以贯之的知识和方法的路径：坚持经济自由，强调货币作用；经济自由的意义不仅在于经济方面，而且还是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 在某种程度上，弗里德曼要感谢20世纪70年代滞涨期的持续，就像是大萧条给了凯恩斯一举成名、有用武之地的机会，同样地，弗里德曼也是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因而逐渐获得学界的认可，从此声名显赫。当时（从1973年开始），美国经济陷于严重危机之中，社会景况日益萧条。然而，经济学家们对滞胀形成的原因以及应对办法，却没有一致的看法（更多的是不知所措，无计可施）。这时市面上有两种思路较具典型，一种是以约翰·加尔布雷斯和詹姆士·托宾主张的政府干预，而另一种便是弗里德曼建议的激活私人企业的活力，走自由选择的道路。有趣的是，尽管两派意见相左，但很多表述方式却相同。如托宾在《通向繁荣的政策》中提出“潮流转变”，而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中也用了类似的语句，他称“潮流在转变”。又如，加尔布雷斯于1977年推出了一部名为《不确定的时代》的电视片，而弗里德曼则以《自由选择》为蓝本拍摄了同名纪录片并于1980年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连续播放十一周，以作“回敬”。弗里德曼如此这般声嘶力竭地呐喊、为自由主义辩护，为的是能唤醒民众对凯恩斯及其类似理论的警惕。用他的话来说，“凯恩斯主义在大部分时刻更具影响力，因为它更容易被理解。每当社会出现问题时，人们总是本能地想到，是坏人在捣乱，而政府应该制止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弗里德曼写作《自由选择》的目的除了继续宣扬个人自由至上的理念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破除人们的思维定势，一种一遇到问题，就向政府发出要求干预的心理依赖。 尽管如此，弗里德曼也承认他的理论很难向公众解释清楚，为何面临如此复杂的状况，社会机制仍能进行自我修复？最少的干涉可以带来最大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弗里德曼一度不被人接受、认同的原因。哪怕同属于一个自由主义阵营的，大多数自由派也将弗里德曼看作铁石心肠—目睹高失业、社会动荡，却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自信于体制能进行自我修复。当然，我们需要提醒的是，弗里德曼所推崇的“传统智慧”从未说过任何“市场是完美的”话，反倒是傲慢的专家的干预往往会导致更糟的结果。不过，弗里德曼在生前也应该知足了。由于他的政策主张顺应了西方经济在新形势下发展的需要，因此赢得了不少赞同者和追随者，其中要数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塔·撒切尔最为有名—两人在80年代的资本世界掀起了一股浩大的“放松管制”的运动。与此同时，瑞士、日本等被认为是“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国家，自称其“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实行了货币学派的“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政策。 在《自由选择》中充斥着弗里德曼自由观念的张力。然而，弗里德曼有一些观念是错误的：他认为减税可以约束政府支出，但事实并非如此；他高估了原苏联的“私有化”；他希望美联储限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但事实证明，货币供应量是难以定义的。但这些错误都是次要的。数十年来，弗里德曼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宣扬其自由的价值，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即使在主流思想没有接受这些观念时也是如此。弗里德曼活了94岁，时间站在他一边。事实证明，由于对公共事物的广泛参与和令敌人害怕的语言表达能力，弗里德曼成了20世纪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以至于“从如何治疗感冒到鉴定一封有约翰·肯尼迪签名的信件的时价的所有问题上”，都有记者采访他。而作为一本面向公共写作、力求唤起人们“反政府干预”思潮的著作，《自由选择》承载着“自由复兴”的伟大使命。它仿佛是一部弗里德曼式的权利宣言：个人权利、公民自由至高无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