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98年，《劳动法》已经实施了四年。在这四年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企业已经逐步成为用人主体，而劳动者与企业间的“双向选择”更加稳固。同时，人力流动开始突破城乡、地区之间的分割，无论是“农民工”还是“白领”都纷纷涌向经济发达的地域寻求机会。6月，中央提出了“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确定了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市场化、流动性和资源的丰富，使企业更加关注“人”的管理，“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正在兴起。1998年的另一个热议话题是褚时健的失足，以及由此引发的“59现象”思考。事实上，在为褚时健痛心的同时，更多的争论是关于：企业家的价值到底该如何衡量？是“晚节不保”还是“逼良为娼”？随后，中国经济界前辈袁宝华中肯地指出：对此事件，“我们有责任”；《中外管理》总编杨沛霆深情地系列撰文——《企业家如何自我保护》，在反思激励机制改革的同时，也对企业家的人生抉择展开了讨论。后来的MBO热潮、国企年薪制，皆由此发端。
1998年，柯达开始了对中国胶片全行业并购，签订了著名的“98协议”，只留下乐凯这惟一一家民族旗帜。5年后，乐凯也红旗不保。从此，外资吞噬中国民族产业的阴影长期挥之不去。这一年，分销长虹30%产量的郑百文光环不在。次年公布的1998年上市公司年报显示，该公司创下中国上市公司每股收益亏损之最，资产负债率高达98%。从此，作为中国企业市场化先锋的中国家电业，不仅领袖长虹遭受重创，而且全行业销售模式出现重大转折，传统分销走向没落，家电连锁慢慢崛起。对于企业管理来说，1998年是一个分水岭，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企业管理在中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这一年，手机开始流行，以及短信的出现。由此，人际沟通模式的性质与密度，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