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言 本书重点在于构建一个全新的经济理论系统，经济学研究的领域非常之广泛，但是各个部分又是紧密联系的，经济学各个部分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本书力求描绘出其主干部分——有机均衡市场理论体系，为构建有机均衡市场理论体系必须要建立其他重要的经济理论并且要以它们为基石，这就像建造大厦需要打地基一样。因此，本书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即劳动交换价值论、劳动因子论、货币论、工资论、资本论等全新经济理论的提出正是为构建有机均衡市场理论体系所必须的。有机均衡市场理论体系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运用它来解释和预测众多的经济学现象。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研究就是建立在机均衡市场理论体系基础之上的，这一章也是全书写作的最终目的。由于本书就全部的经济理论体系来说只完成了四分之一或者不到，因此在涉及财政税收、制度、信息、企业理论、金融、能量经济学等方面我只是给出了一些结论，甚至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对它们进行深入的论证，读者只需要了解一下就行。全书经济理论的建立都是用了抽象演绎法，所有经济理论都是以严密的逻辑形式一步一步推理出来的。有些重要的经济理论在书中的前半部分例如第一章一笔带过，但是会在后面详细论证，所以读者如果看不大懂的话不妨跳过。书中数学模型很少，我也是尽量避免建立数学模型，如果无法避免的话我会用数字举例的方法来代替，所以阅读本书不需要很高深的数学知识。由于我写这本书比较尊重经济学史，每到论述一个历史上有争议的重要经济理论时我都会引用并深入研讨前人的相关论点，而且除了李嘉图著者的引用率较高外，其他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我都是力求减少引用篇幅，所以读者必须要具备一定经济学专业知识背景，否则有可能没有办法跟上书中的进度。由于全书是运用抽象演绎法，尽管我力求用简便易懂的语言来阐述，而且针对某些重大的经济理论我是反复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但是可能由于有些理论过于抽象，读者必须非常耐心的看才能看懂。阅读本书前，我建议你暂时忘却所有你曾经学过的经济学理论，抛弃不同经济学派之间的纷争，就好象一位重新步入经济学殿堂的初学者一样，这样将有助于你更好的阅读本书。 第一章是劳动交换价值论。有机均衡市场理论体系也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价值理论基础之上，它就是劳动交换价值论。本章劳动交换价值论是在评价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亚当·斯密认为：“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由表示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它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着使用价值，后者可叫着交换价值。”他是创立交换价值的始祖。亚当·斯密的交换价值我把它引申为一主观衡量的概念，即不同商品的“交换能力”要靠人们去主观衡量它，这种“交换能力”可以理解为商品能够交换到的劳动因子数（我把商品抽象成一定的劳动因子数）。为了能更好的理解它，我在这里再定义一个概念——被交换价值，即为获得某一商品，当事人愿意支付的劳动因子数，这里当事人愿意支付的劳动因子数主要取决于他个人具体的偏好以及他所拥有的劳动因子数总预算这两个因素，比如说，某人对一字画非常感兴趣，他拥有1000个劳动因子，他愿意出999个劳动因子去交换它并最终成交，那么这张字画的被交换价值就是999个劳动因子。这里的交换价值和被交换价值实质上是一样的，就象物理学中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样，本书不对它们进行特别区分。这样一来，亚当·斯密的交换价值被我引申出类似新古典经济学中主观效用价值的概念——个人对使用价值的主观衡量。然而不同的是，我的交换价值仍然可以用劳动来衡量，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效用却无法衡量，以至后来的基数效用理论被序数效用理论所取代。李嘉图是典型的“生产价值”代表者，他说：“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其他商品的数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是取决于支付这种劳动报酬的多少。”这里生产价值可以理解为为生产某一商品，在一定生产技术的前提下需要耗费人类的劳动因子数。生产价值是客观的，不是由人们主观决定的，生产不同商品所耗费劳动量的多少主要由相应的生产技术条件决定的。这一下问题就来了，到底商品的交换比例是取决于商品的生产价值还是交换价值？在自然、技术、制度、信息等条件允许资源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商品的生产价值和交换价值必然会达到一种博弈均衡状态，即商品的生产价值和交换价值相等，这时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最终由生产价值决定；若在自然、技术、制度、信息等条件不允许资源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商品的生产价值和交换价值一般不等，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租金”，这时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由交换价值决定。马克思正是考虑到了自然、技术、制度、信息等条件中制度因素分配的要求而意识到商品的生产价值和交换价值不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提供的生产价值要小于他们获得的交换价值，两者的差额即制度性租金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劳动交换价值论还明确的指出了价值和价格是不同的，价值和物理学的“质量”一样，是一个相对永恒的范畴，它反映的是在一定技术等条件下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是具有客观性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它与自然、技术、制度、信息等因素分配要求无关，价值有一个标准计量单位——劳动因子，反映的是人类在生产过程中的能量支出；价格则不同，它是一种制度因素分配要求（到后面我会扩展成为以制度、技术、信息、自然资源等体现出来的总租金分配要求），体现的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对社会总产品（总价值）的分配要求权，所以反映市场交换关系的是价格而非价值。价值如同社会化大生产一样，无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都是客观存在的，价格则是考虑了资本、制度、技术、信息、自然资源等体现因素的分配要求。马克思的价值转型公式就是在考虑了资本因素分配要求后或者说考虑了资本因素分配要求后的价值向价格的转型。如果还考虑到技术、信息、自然资源等体现因素的分配要求的话，马克思的价值转型公式只不过是一种特例。劳动交换价值论本质上属于劳动价值论，因为它认为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制度、自然资源、技术、信息等因素的分配所得最终都来源于劳动创造。但是，劳动交换价值论区别了商品的生产价值和交换价值（古典经济学家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并在两者的博弈均衡中建立了市场关系，为后面的劳动还原（所有的最终产品和中间品包括资本都可以按照一定的生产技术逆程序被彻底还原成为劳动要素和自然资源要素）和有机均衡市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章是劳动因子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要有明确的计量单位，我赋予价值一个特定的计量单位——劳动因子，这就像物理学中的质量单位——克一样，是一个绝对计量单位。劳动因子作为价值的衡量单位是客观存在的，可以把它归结为人类一定能量的耗费，那么以什么样的具体能量耗费模式并且以多大的能量耗费标准来定义劳动因子呢？这个无关紧要。我之所以没有像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用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特定的计量单位，是因为能量支出是劳动耗费的本质，以具体能量耗费模式来定义劳动因子也为以后的能量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劳动因子是一种能量单位，它同纯粹反映物理的能量单位比如说“焦耳”非常相似，不同的是前者是有机生命体—人从事社会化大生产所付出的一种能量单位，至于说给定这种能量单位的标准形式是把一箱20公斤的货物搬上100米远的一辆卡车所耗费的能量还是其他什么样标准形式都无关紧要。人类无论从事什么样具体形式或专业性相差很大的社会生产劳动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必须要耗费能量。若技术条件给定，尽管人们从事不同专业形式的劳动，他们还是希望根据劳动所消耗的能量来要求分配所得。在条件允许劳动资源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每个人提供多少劳动因子，他（她）所分配到或交换到产品中就应该有多少劳动因子，也就是“等能交换”，否则，人们就会转换工作岗位，市场劳动力资源供求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直到重新符合“等能交换”交换原则或市场再次达到均衡为止。不同具体形式的劳动转化为本质上相同的抽象劳动以及不同专业形式的劳动量换算成为抽象的劳动或统一形式的劳动因子数本身就是市场交换分配存在的前提条件，没有上述过程，不同专业的具体劳动之间就没有办法进行交换，市场交换分配也就没有办法进行。不同专业形式的劳动要进行“等价交换”首先要找到一个可以共同计量且容易计量的统一标准，然后再以此换算成统一的单位数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不同专业形式劳动的交换。当市场上所有不同具体形式的劳动按照一定标准转化为统一抽象形式的劳动后，所有不同具体形式的劳动之间就可以实现相互换算，所有不同具体形式的劳动就可以相互加总，由不同具体形式的劳动生产出来的所有商品包括中间品—资本就可以按照一定标准直接汇总了，那么劳动因子也就是反映GDP生产技术方面关系的单位；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货币价格则是反映GDP制度分配关系的单位。这样就不存在类似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中微观个量与宏观总量单位不一致的问题，也不存在类似新古典理论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适用于异质品模型的问题，即不存在新古典理论对于现实的异质品模型的解释或其以总量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存在逻辑上的矛盾的问题。社会化大生产体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由众多有着不同具体结构形式且相互联系的生产单元构成的一个庞大复杂的生产系统。我以后将要构建的有机均衡生产市场体系则是一种抽象化了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它必须要以劳动因子理论为基础，即必须把不同具体形式的专业劳动转化为拥有统一单位的抽象劳动。只有这样，对以后经济理论的研究如对市场交换分配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就业理论、金融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制度信息经济理论、企业理论等等才能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第三章是论货币。货币的产生必须要有两个前提：一是私有制的出现；二是人类分工的发展。货币的出现就是为了符合市场交换分配的本质要求。要使上述市场交换分配过程得以完成，有两个关键问题必须解决：一个是不同专业形式或不同具体形式的劳动如何实现互相比较的问题；另一个是各个专业形式劳动是否为构成市场最佳偏好或为市场真正所需的问题。为解决第一个问题，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公共的交换媒介，这个交换媒介不但能与任何形式的专业劳动进行交换，而且通过它还能比较出任何专业形式劳动量的大小。也就是说这个交换媒介拥有本质上把劳动的具体形式转化为一般形式和比较这种一般形式劳动量大小的职能。为解决第二个问题，就必须存在一个社会公认的、权威的、大家广泛接受和认同的交易媒介，一旦任何形式的具体劳动能够被交换为这种媒介后，就意味着这种具体形式的劳动为大家普遍接受和认同，同时也意味着这种具体形式的私人劳动转换成为了社会所需的一般劳动了。可见货币的产生完全是市场交换的本质要求，货币作为能充分体现市场交换的本质要求的一种交换媒介只须满足两点即可，一是要有公信力即为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同，二是要有一定的计量单位且能够比较不同商品价值量的大小。货币只要能够满足上面两个条件，它就能满足市场交换分配的实现，货币不一定非得要是有价值的商品，除非某个国家的纸币不具备公信力其他国家要求它用金银结算。货币可以是具有公信力的本身没有任何价值的某种符号形式。货币本质上是制度安排或运行下的产物，货币的基本职能是确保市场交换分配的实现，并在一定程度上要保障相应社会分配制度的运行。另外在本章中，我还特地例举了最终消费品面包的生产流程来说明有机均衡市场的构成原理。所有的最终消费品都能彻底还原成为一定数量的劳动因子和自然资源，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自然资源的话，不考虑除劳动以外任何因素的分配要求，那么处于各个生产单元的工人将按照他们实际提供的劳动因子数来实现对社会最终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每个人所能分配到的最终消费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因子数与他在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因子数相等，我们称之为“等能交换”。庞大的有机均衡市场体系就是在这样的“等能交换”定理中构建起来的。 第四章是工资和利润。工资本质上就是社会总产品中分配给工人的那一部分，工资的基本形式有货币工资和实物工资两种。货币工资就是市场借助于货币工具，或者说市场通过确定货币对劳动因子的计量标准，以支付工人一定数量货币的形式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实物工资就是社会总产品中分配给工人的那一部分。在存在制度租金的条件下，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工资只是对他们提供的劳动因子部分的计量或者说货币工资计量的是打折的劳动因子。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赋予他拥有生产价格的制定权，因此资本家在支付了工人工资价格的基础上完全可以进行一定的利润加成，这样得出来的生产价格肯定大于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价格，两者的差额就是货币利润。货币利润同样会随着币值的变动而变动，因此货币利润是一种名义利润；作为社会总产品分配给资本家的最终结果——实物利润可以看成是实际利润。实际利润不受币值的变动的影响。在静态分析下，即在社会总产品给定不变的条件下，工资和利润是严格的彼此消长的关系。但是在动态分析模式的条件下，存在一个最佳的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重使得社会总产品的总产出量最大。这个最佳的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重由资本家的消费积累率、劳动因子的市场净增长率等一些客观条件决定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的生产价格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思路形成的，即成本价格或者说生产和工资条件（C+V）→由客观条件确定的市场均衡利润率→通过成本加成求出商品生产价格→最终实现制度分配关系→求出制度性租金（这一步如果有必要的话，最后一步即求出的制度性租金因研究方便既可以用劳动因子也可以用货币价格来表示，但是其余的只能用货币价格来表示）。当然上述步骤显得过于简单，因为固定资本C没有被彻底还原为劳动和自然资源要素。到后面我会就商品生产价格的形成建立一个复杂一点的转型模型。生产价格形成公式中的关键一步是工人提供的劳动因子向货币工资的转化即确定货币对（打折）劳动因子的计量标准（这一步隐含在第一步成本价格或者说生产和工资条件（C+V）中，即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工资是对工人提供的劳动因子的直接计量），货币工资的确定在现阶段也是通过市场的力量间接确定的，而且也要符合等量劳动因子等量货币的计量原则。我认为这是价值单位向价格单位转化的必须程序，没有这一道最基本的单位互换程序，也就谈不上价值计量单位向价格计量单位的转化了。货币工资以及市场均衡利润率确定以后，商品的生产价格也就自然算出来了。在社会总产品一定的条件下，工资和利润都是对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因此他们之间是彼此消长关系，确定了其中一个，就能确定另外一个。当然在动态均衡分析中，存在着一个最佳的工资和利润，使得下一期生产出来的社会总产品数量最大，而且本期社会总产品没有过剩现象，这时的总社会福利也最大化。这个最佳工资和利润的确定就是按照资本积累或是投资必须与市场新增的劳动者人数相匹配的原则来确定的。否则如果工资过低，利润过高，结果是剩余产品过多，社会总福利水平降低；如果工资过高，利润过低，或者是由于资本家过度消费而引起的资本积累不足，结果是因此进入市场的劳动者人数过少，造成大量劳动资源的浪费，社会总产品的产出量达不到最大化。用数学公式可以表示为：K×r×e=L×w,其中K为当期资本或者是当期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总工资（关于资本是当期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总工资这个论点我将会在后面一章详细阐述），r为市场均衡利润率，e为资本家的资本积累率，L为市场下期新增的劳动因子数净值，w为实际工资率或者说每个劳动因子分配到的工资。这个数学公式表明，当市场达到动态均衡状态时，当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与劳动因子的市场需求相等时，当本期社会总产品按照各种用途全部分配完时，市场均衡利润率与实际工资率是如何被确定的，这里隐含着一个假设条件，即仅有资本家承担资本积累的职能，工人的工资只用于消费而没有储蓄。 第五章是论资本。资本是一种“物”，或者说是一种“资财”，它是一种能够产生利润、带来收入、发生增殖的“物”，它体现了一定的制度分配关系。从生产最终产品的整个生产单元体系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中间品、所有的生产资料我们都可以按照一定的生产技术程序还原成各个生产单元的劳动，所有的生产资料、中间品都可以因此被“消去”，这些还原成的各个生产单元的劳动再加上最后一个生产单元的劳动（因为只有最后一个生产单元的劳动才不用还原）就构成了最终产品的“劳动生产方程式”（暂时不考虑自然资源要素），当市场上所有的最终产品“劳动生产方程式”都描绘出来以后，有机均衡市场也就出来了，再在这个有机均衡市场上分析经济运行就显得非常简单了。在最终产品的“劳动生产方程式”的基础上，我们就能非常清晰的得出，资本实际上就是资本家向工人分配的最终消费品，生产资料和中间品只不过是资本的转化形式或资本的过渡形式，在不考虑存量资本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周期过后，这些生产资料和中间品的价值都将全部进入最终产品，或者说它们在一个生产周期过后都将会消失。现在放松这个假设，考虑现实状况中的存量资本。由于现实中总是存在着中间品，例如固定资产，那么以前提出来的劳动还原理论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最终消费品仍然可以被彻底的还原成为劳动和自然资源要素，只是对于固定资产等中间品来说，被还原成劳动的不是它全部的价值，而是它本期进入产品的价值，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折旧，或者说还原的是固定资产的部分价值，以此类推，最终还原成当期进入最终消费品的“劳动方程式”，或者说最终消费品被彻底还原成当期劳动和自然资源。这样一来，就会有大量的固定资产价值因没有进入到最终产品当中而没有被还原，它们的价值什么时候进入当期产品中就什么时候进行劳动还原。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没有被还原的中间品资本，我们把它称之为存量资本，能够进行劳动还原的中间品资本例如固定资产折旧、原材料等中间品属于循环资本，无论是存量资本还是循环资本，都有相同的利润要求。存量资本的存在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引发滚雪球效应的出现，使得经济出现假繁荣，在初期，存量资本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非常高，最终产品数量增长相对缓慢，工人实际工资持续降低，但就业率一直在增加，通货膨胀持续走高，由于就业率的增加，最终消费品的需求量是增加的；在中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巨大产能开始释放，最终产品数量的供应开始加速增长，但是就业人数达到了极限，并且工人的实际工资在下降，或者说工人的支付能力在下降，所以市场对最终产品的需求量达到了最大限度，并开始向供过于求的状况转折；在后期企业巨大的产能过剩，产品严重供过于求，大量工人失业，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工人的实际工资上升，经济严重衰退；在末期由于经济持续衰退，存量资本开始降到最低，产能完全释放，消费需求开始增长，经济逐渐复苏。由于经济增长会有一部分劳动资源分流于存量资本的生产，结果造成最终消费品的不足，从而导致虚假繁荣。这种虚假繁荣的主要特征是：当在市场对最终消费品的需求因就业人数无法再增加的前提下而达到了消费品的供需均衡时，企业产能才刚刚开始释放，或者说存量资本达到了最大。存量资本是造成我们常见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原因。在解释清楚循环资本和存量资本以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着手来探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经济核算的问题了。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核算理论一直都没有给出它的微观基础，或者说国民生产总值的核算为什么要遵循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步骤。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它的微观基础绝对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不可能推理出国民经济核算帐户的。国民经济核算帐户真正的微观基础就是有机均衡市场理论。 第六章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研究。也是全书写作的最终目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为止，中国经济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近30年了，直到现在，中国的经济仍保持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经济学这门学科中尚没有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能够解释这种现象，更谈不上能够较为准确的预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还能保持多久。在本章中，我将尝试用有机均衡市场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推动和技术拉动双重作用的结果。中国继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改革开放，努力实现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为吸引外资，中国政府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大力发展教育培训事业，建立和完善基础设施，健全相关法律制度，维持并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国有着巨大的人力资源，中国在教育事业上舍得花钱，高素质的人才，低廉的工资，是吸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来华投资的根本原因。巨大利润率的诱惑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中国政府也曾实施过拉动内需政策，例如国家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公务员工资等，这些国家拉动内需政策对于实现更多的劳动因子进入到有机均衡市场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一直以来都是外贸拉动，或者说既实现劳动推动经济增长又实现技术拉动经济增长是靠外贸来实现的。如果我们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和产品销售地的不同，可以把贸易分为国外出口贸易、国外进口贸易和国内出口贸易。无论是国外出口贸易还是国外进口贸易，国外投资者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条件，因此它们都改善了国内社会化生产的技术条件，有效的实现了技术拉动经济增长。除此之外，国外出口贸易和国外进口贸易都实现了有效拉动内需的作用，从而实现了劳动推动经济增长，尽管这两种外贸形式拉动内需的方式不同。国外出口贸易是一种间接消费拉动内需的模式，国外进口贸易是直接消费拉动内需的模式。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假设该国内有机均衡市场不存在进口，或者说只存在贸易顺差，由于是间接消费拉动内需，有一部分人只为国外生产贸易顺差产品但是要在国内市场消费最终消费品，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对！那就是每个人的消费集合或者说每个人的生活水平较之以前是降低了，降低的程度就是贸易顺差的程度，贸易顺差的结果是政府拥有大量外汇盈余。中国目前的经济现象就是这样，出口贸易产生大量的贸易顺差，为此必须有相当一部分人专门生产这些顺差产品，然而这些人仍然要靠国内市场养活，于是最终消费品物价持续上涨，这也就带动了国内富裕的劳动因子进入有机均衡市场来生产这些最终消费品，从而拉动了经济增长，贸易顺差越大，通货膨胀就越厉害，国家的外汇储备就越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增长的就越慢（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作用的话，根据有机均衡市场模型分析，人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就是负增长），人们的劳动成果即贸易顺差部分实际上是以外汇盈余的形式被政府无偿占有，政府为无偿获得这些外汇必须要发行本国货币向顺差产品生产者换取，于是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问题由此产生。目前国内通过膨胀的原因一部分是源于外贸拉动内需时固定资产存量资本的过度增长（最终消费品需求增加，生产这些最终消费品的存量资本会增加，由此会引起固定资产干扰即经济增长呈周期性的波动），但是更主要的是由于大量的贸易顺差引起的，因此当前的政策不能用简单的加息来解决，目前如果持续加息的话，短期内会抑制固定资产投资，使物价有所回落，但是加息会进一步降低国内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有机均衡市场的均衡利润率，引起国外实物资本的流入，从长期的角度来说会扩大贸易顺差，贸易顺差的扩大又会加剧国内物价的上涨程度，所以加息在长期必然会使物价上涨，加息就当前形式来说，就相当于火上浇油，加息非但无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程度，相反它会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程度。中美之间为何出现较大的贸易顺差，而且到目前为止是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重点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中国的有机均衡市场生产技术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但是由于外贸出口拉动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工人工资水平增长缓慢（外贸出口的产品形成的顺差以外汇盈余的形式无偿的被国家占有），产品因生产技术条件得到改善而使得其生产价值持续下降，而工资水平却增长缓慢，是造成中国产品国际比较价格持续低于美国产品比较价格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中美贸易顺差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一状况会持续下去，同时美国生产工人的生活水平在下降。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而且贸易顺差还在不断的扩大，然而，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如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缓慢，而且还出现巨大的贸易逆差，甚至欠下巨额债务，有的国家还到了无力偿还的地步。造成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有机均衡市场的不成熟和相应生产技术条件落后，只要发展中国家想方设法引进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条件，健全自身有机均衡市场中的产业链，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实现经济较大的增长。 中国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制度困惑”后，邓小平清楚的认识到，中国要实现富国强民制度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中国可以鼓励私有制度的发展，甚至中国应该要以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更为关键的是，他明确的指出，中国要实现富国强民必须要进行改革开放，必须要不遗余力的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提倡的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最重要的策划者，中华民族的崛起他功不可没。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这一点为世界公认。但是由于国外投资本身存在着局限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例如，国外投资者一般只愿意在中国的沿海地区投资，结果造成了中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拉大；中国为迎合国外投资的需要大规模的培养应用性的人才，中国的教育体制正是这种需求下的产物，结果造成因培养不出创新性人才使得民族创新能力不足；国外投资者往往只注重短期效益，他们对国内资源、能源和环境引发的问题漠不关心等等。解决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可以考虑采用全面发展战略和优势发展战略；解决城乡差别问题可以考虑发展农业生产力，解放农业劳动力，并让他们重新进入有机均衡市场；解决民族创新能力不足问题要改革考试制度，并以教育产业化来降低高校行政管理体制带来的委托成本过高的问题。最后在结束本书前还提出了降低政党制度成本可以考虑缩短委托代理途径和引进竞争激励和竞争约束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