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10月15日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此日宣布，将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以美国经济学家赫维茨、马斯金和罗杰-B-迈尔森，以表彰他们三人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了基础。
皇家科学院的颁奖文告称，亚当-斯密曾用见不到的手来比喻市场如何在理想状态下保证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但是现实情况经常是不理想的，例如，竞争不是完全自由的，消费者没有得到全部的信息，私人所要的生产和消费可能会导致社会开支和福利。此外，许多生意是在公司之间进行的，个人或者利益集团在其它机构的安排下进行讨价还价。这些不同的机构或者分配机制是如何运作的？是否存在最理想的机制来实现某种目标，例如社会福利或者个人收益？政府规则是否鼓励这样做？规则又如何设计？
文告称，由赫维茨开创并由马斯金、罗杰·B·迈尔森进一步发展的机制设计理论极大地加深我们对在这种情况下优化分配机制属性、个人动机的解释、私人信息的理解。这种理论使我们能区分市场运作良好的市场和运作不良好的市场。它帮助经济学家确定有效的贸易机制、规则体系和投票程序。机制设计理论今天已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政治学的一些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机制设计理论其实就是委托代理理论或信息经济学理论的拓展。信息经济学基于规范的完全信息假定和现实的所谓信息不对称，研究决策者在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如何决策。
然而，同类主题的研究已经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先例。例如，1996年米尔利斯和维克里平分诺奖，就是认为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了贡献。
信息不对称性现象在很多领域广泛存在，所谓完全信息实际是根本不可能存在，连近似的模拟都不可能存在。信息经济学的方向性错误，在于没有充分注意到“信息”是事物与人的一种“关系”，而非事物自身的“属性”，也就是说，现代的信息经济学还没有充分理解“信息”的主观特征。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会知道信息的种类的信息量都是不可客观测度的，是因人（观察者）而异的，因此，具有天生不对称性。
也正是由于“信息”因人而异的主观特征，所谓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无处不在。私有制度的建立意味着所谓的“稀缺”被人为的制造出来，以及政府认同的、鼓励私人无限制敛聚资本，这两者构成的制度体系天然地具有制造“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能力
机制设计理论中，一个和主张经济自由化的主流经济学相冲突的地方就是“政府”的存在——政府是机制的设计者和执行者。政府的存在或者说不可或缺对于经济学意味着什么？
首先，意味着人类有“共同利益”存在，和完全私有化的自由主义理念向背。私有化的思潮否认公权利的存在，要把资本的触角伸到任何一个地方，似乎任何一个领域都应该私有化。为此，总是极力把政府描绘成一个阻绊经济发展的角色，或者定义为一个应该为资本服务的角色。以此可以说，资本所鼓吹的自由，也就仅仅是资本自己单方面的自由，它完全无视公权利的存在和意欲波动其它公民的自由。
其次，意味着国家干预不可避免，只是干预方法之异。这同样和经济完全自由化的思潮向背。资本的版图扩展也要讲究一个“名正言顺”，因此，希望把完全私有化和完全自由的东西，当作制度法律固定下来，为此不得不借助公权利的力量达到维护私权目的。显然，资本不得不需要政府存在，但是，资本把政府的行为分为两种——当政府的行为限制其无限贪婪的时候，就会指责政府干预经济；而当政府行为有利于资本的扩张的时候，就说这是它理所应当的。但是别忘记了，pull或者push都是对一个独立运动的干预。因此，所谓对国家干预的指责，其实已经包含了资本单方面的价值判断于其中，完全不是一个公正客观的立场所给出的结论。
信息经济学的目标似乎是要追求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涉及到“优”和“劣”的问题，就又不可避免地回到“价值判断”上面去了。我们已经充分论证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质的不同，知道了价值判断的主观特点。所以，长期以来被经济学人，尤其是福利经济学人和制度经济学人所津津乐道的“帕雷托最优”其实是一个不可客观测度、不可实证的东西。我们仔细审视帕雷托的“效率”概念，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公平”的概念。
一项社会制度的优或者劣，判断者是构成这个社会的成员，这些成员的价值观念因人而异、“各怀鬼胎”。因此，优乎？劣乎？有无所谓的“效率”，似乎通常也只能依靠“多数决定原则”加以界定。
今年诺贝尔奖进一步催热了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但是当前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当中一个明显的倾向是，它默认某种制度具有可以客观评价的“效率”和合理性，而忽视了政治学、法学所倡导的、基于价值判断主观特征的“多数原则”。
现今经济学对于机制问题的研究，已经把经济学的学术方向彻底扭转到了政治法律层面，所谓的机制设计这种政治家法学家的事情，似乎已经不再需要政治家和法学家操心了。从诺贝尔奖得主的工作内容来看，我们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地在学术上将之划分为“政治制度学说和法学界对心理学知识的关注和引入”，而实在不知道它怎么就变成了经济学的一个部分。即便是这个出类拔萃的工作可以使得人们更容易地建立比较公平的制度，那么，授个“和平奖”也比经济学奖恰当。看来，经济学已经不需要再顾忌什么“学术霸权”的批评了。
经济学不仅仅因此而赤裸裸地政治化，而且表现出的是明显的精英政治特色，而不是民主政治特色。要知道，精英们认为合理的制度，民众不一定认为它合理。民主政治不需要专家，只需要民众意愿的表达，惟一可以运行的原则就是多数原则。这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主观的价值判断问题，在主观的价值判断之下，对己不利的任何制度都会受到趋利避害的正常人（理性人）的反对，它就是不好的。
郎咸平教授在清华的一次演讲中赞扬普通法系的好处时说道：“陪审团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就是对所谓的精英政治的一种批判。郎教授说：“什么是这个社会的公平呢？那就是老百姓认为是公平的，那才是公平。而这种公平，取决于全社会所有百姓的一种公平的认知。陪审团所代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价值标准，这就是公平。”这种对于“公平和效率”的诠释非常到位。
我们从2007诺奖可以看出什么苗头？那就是：经济学政治化、经济学人政治精英化。主流经济学总算是露出其经济学外衣下的真实意图了——政治附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