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是 商品价值漫议



以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表达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化,无疑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对商品价值非常重要而直观的看法。从商品的价格与商品的供给量、需求量关联变化的角度讲,这样的表达方式至少部分地再现了实际的经济过程。更具体地讲,例如精明的企业管理者对某种商品的生产作决策时,不可能不考虑当前及远、近期的供需关系变化趋势;供需关系的变化对商品价格的影响量,几乎是他念念不忘的事。消费者及其他类型的需求者的情况与此类似,只是着眼的角度正好相反。与此相联系,各类社会主体在决定商品的购买时,生理的和心理的各种因素,当然也影响着具体的购买行为包括最终的交易价格。

在这样的经济层面,上述一切都是真实的,在相应的程度上,作为经济科学的一部分而存在。概括地讲,它们属于应用经济学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更进一步说,由具体的供求关系导致的商品价格的变化及最终达成的交易价格,就是该商品的价值,或者说,消费者对商品的主观体念和感受决定着商品的价值,这有什么根本性缺陷呢?

商品的价值,当然离不开商品的市场交易,离不开商品价值的实现,从而不可能离开商品的实际交易价格。但是,如果真的关注商品的价值问题,那就一定难以避免回答下述问题:商品的买者所支付的是什么呢?交易者所支付的东西从何而来呢?如果讲的是持续地、大量进行的商品交易——这正是当前要研究的问题,而不是偶尔、零星的交易,那么,交易者所持有的只能是不断进行的实际生产的结果。这些实际生产的结果,决不可能凭空得到;所谓商品的价值,其实是对为生产商品而必须付出的企业全部成本的另一种说法。也就是,商品的买者,他为了得到相应商品的使用价值,总必须付出一定的价值量,在买与卖分离的交易机制下,买者通常是支付一定的货币价值,尤其表明了这一点。

古典经济学在其初创时期,曾经绞尽脑汁地思索着价值究竟是什么?利润究竟从何而来?重农学派认为农业部门才是真正创造价值的,剩余价值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相联系。虽然这样的看法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总归是将价值的形成、利润的产生引向了生产领域。与之不同,重农学派之前的重商学派,认为利润来源于流通领域,来源于贱买贵卖。重农学派之后的斯密和李嘉图,则是把对问题的研究全面地推向了生产领域。既不是如重农学派那样只是局限于一个生产部门,也不是如重商学派那样在流通领域兜圈子。

21世纪的今天,还有什么必要讲这些旧话题呢?我们还是具体地作点分析。

 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是 商品价值漫议

确实,在具体的商品交换关系的形成中,更具体地,每一笔具体交易的达成,商品的买者愿意付出多少取决于多种多样的因素。例如,对于个人消费者说来,他是否购买某种商品以及购买多少数量,与他对相应的消费品需求的急迫程度、他对这种消费品的判断与感受、他的收入的高低等等都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不管买者付出的该商品的价格是高是低,不管他实际付出的较高或较低的商品价格与他对该商品的满足程度有怎样的联系,他作为商品的买者,所付出的究竟是什么呢?

单纯性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基础上形成的地价,要予以撇开,这是需要单独进行研究的问题。地价的形成和社会产品(商品)价值的形成,是有重大差别的。相对于商品价值,地价实际属于依附性价格,从总体上讲,地价的变化是受制于实际生产结果的商品价值的变化。与之类似,罕见的艺术品或古董的价格,也不可能是商品价值研究中的关键性问题。

撇开土地所有权这一类特殊的交易对象,商品的买者所付出的,绝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物,不可能是什么单纯主观的东西。与之类似,作为商品生产者、供应者的企业等生产单位,由卖出商品究竟得到了什么呢?那也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物,不可能是什么单纯主观的东西。如果卖者所得到的和买者所付出的是单纯的自然物,那就等于说,卖者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这样的单纯的自然物,他自己同样可以获得。类似地,买者也不可能支付单纯的自然物,否则的话,那就等于他什么也不用支付却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了。社会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及管理方式的变化,不会使事情的性质发生变化。

所以,又回到了开头提出的老问题:买者所付出的究竟是什么?卖者所得到的究竟是什么?亿万次的实际社会生活经验告诉人们,归根结底,买者所付出的是实际生产结果的一定量的商品或商品的转化形式一定量货币。卖者所得到的,同样是实际生产结果的一定量商品或商品的转化形式一定量货币。而一定量货币,在此只是商品价值的转形形式。所以,买者所付出的是一定量的某种商品,卖者所得到的也是一定量的某种商品。因为归根结底,所谓商品的交换,就是一定量的某种商品与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的交换。而各种商品,都是具体的生产劳动的结果,在这里,主观感受怎样绝无容身之地。

一切知识的获得和形成,归根结底,离不开实际生活经验,离不开无法否认的某些常识(不是全部常识);就像数学在公理基础上的严格论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实际有相当大的共同性。那么,企业等生产单位其实际的生产活动,所付出的又是什么呢?要知道,这些付出正是商品价值的形成基础。不难理解,与上面所讲商品的交易双方的关系类似,所有不需要企业付出什么的各种天然的物品、天然的条件,不可能形成企业生产出来的将要卖给别人的商品的价值。归根结底,只有人的劳动才是企业的付出,才是商品成本的最终基础。商品生产中的劳动消耗,就其中的活劳动消耗讲,包括与企业的生产活动有关的劳动者的劳动:中、高层管理劳动者的新加劳动,系统管理人员的劳动,软件设计人员的劳动,一线加工操作人员的劳动等等。这里所讲的活劳动消耗,都是指,这些新劳动的支出,不但是生产相应种类的产品所必须,而且对于生产商品的企业,它们是企业必须的支出。当社会产品还必然地披上商品形式外衣的时候,基础科学研究部门、独立的社会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国家权力机构和行政机构,对于社会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劳动部门,这些部门的劳动效果也是社会所需要的。但是,这些社会劳动并不表现为各具体企业的生产成本,因为这些部门的工作成效并不体现为商品。这些部门为维持正常运行所必须的资金(价值)的来源方式,也根本不同于生产商品的企业的资金来源方式。

商品生产的劳动消耗的必然性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不仅活劳动消耗如此,包含于生产资料中的物化劳动的消耗也是如此。企业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当它们是别的企业的产品的时候,之所以必须从市场购入,归根结底,因为它们是一定量劳动的凝结物。各种不需要企业购买的天然物品、天然条件,如不需要特别处理的空气,虽然是生产过程的必须条件,从而也是商品价值形成的必须条件,但正因为对于企业是普遍免费供给,也就不会成为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

已经成了社会生产一般条件的逐步积累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只要它们的存在和运用,对于企业不需要有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支出,也就不会成为企业的成本支出,不会使商品价值增加。

一般地,凡是在商品的生产中不需要企业有所付出的东西,都不会成为商品价值增加的原因,生产商品的各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决定了这一点,这是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生产者(企业)不可能以下述理由迫使买者接受额外提高商品的价格:某种免费的天然生产资料是不可或缺的,或者,原来的新知识现在成了社会的常识,但对于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多么重要,商品的价格因此而提高理所当然,——如果这样的理由可以成立,所有的企业都有这一类的理由。但也就因为如此,这样的社会生产条件及其变化,不可能使商品的价值增加。从另一角度讲,这就好比,全社会的商品名义价格的普遍提高(通货膨胀就是如此),并未促成商品的实际价值的增加。

人们从实际生活中时时可以体验到,从众多的社会新闻也时时听到的,财产的积累决非单纯是种类繁多的实物的堆积。一切具体的使用价值、具体的商品,此时都会归结为尺度统一的价值额,归结为以一定的币种计量的货币价值。尽管商品的市场价格变动不定,却决不会因此而质疑对商品等实物资产价值衡量基础上某人或某个企业资产额的客观性质。它们决非只是各种使用价值的机械堆积。只有在非价值形式计量富裕程度为主的社会里,具体的使用价值的汇集才会比对财富的价值计量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但是即使如此,也无法否认在那种社会经济形态下,归根结底,社会产品同样是花费一定量劳动的结果。而且,即使如古代中国,商品生产并不是社会产品基本的、必然的社会形式,但商品价值形式仍然程度不同地影响着、衡量着家族或个人的富裕程度。例如,翻一翻《太平广记》收录的众多唐代作品,不难见到以多少“万贯”表示大额财产,这就是以商品价值的普遍化为前提的。漫长的中国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实物地租逐渐地转变为货币地租,货币地租逐步成为更重要的地租类型;农民缴纳的贡赋中,货币贡赋所占比重逐步增大,也反映了这一点。当然,古代中国社会的这类转变实际是相当缓慢的。别的不说,直至解放前夕,实物地租无疑仍是重要的地租类型,这表明了中国社会的商品生产发展的曲折性。

再举一点小例子。《红楼梦》贾府被查抄时列出的贾家抄没财产清单,价值度量与实物度量实际是并重的,也可以说是混合统计的。虽然这些抄没财产本身就是实物财产,但是要知道,这些抄没财产中的金银器同时又是货币资产。庄头乌进孝腊月赶送贾府的地租,货币财产与实物财产也是并重的。可以与之作对比,当今中国,依法没收某某贪官或其他经济犯罪者的财产时,新闻稿中列出的追赃所得资产,除了列明重要的实物资产,通常会对这些资产的总价值作出估计;即使新闻稿中未表明这一点,司法机关总是要作出价值衡量的,这还关系到犯罪者的量刑轻重。

有一点实际十分明确:以统一的、社会公认的尺度计量的商品或资产的价值额,是客观的东西,绝不可能是人的主观判断、主观感受的结果,也并不是各不相同的使用价值、实物资产的机械堆积或加总。

但是,人们会说,即使上面所讲都是真实、客观的,在实际的商品交易中,卖方究竟会得到多少,或者反过来,买方究竟会付出多少,毕竟取决于各具体交易场合的多种因素;也无法否认,买者的主观感受或卖者的心理等因素的重要性。它们影响着、决定着商品的实际成交价格。

这些说法并没有错。但是,如果进一步推论说,因为各种商品的实际成交价格取决于众多的具体因素,商品的实际价格不可能恰好等于该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由支出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决定的价值量,所以,商品的价值不是决定于商品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这是忽视了全社会商品交易的整体情况。

从整体上看,归根结底,商品是与商品进行交换。所以,不管什么原因导致每一具体场合的商品不可能以其消耗的劳动量大小确定的比例进行交换,但这种不均衡反映在交易的商品总关系中,即在全球范围,一定程度上在全国范围内,交易的一方低于其实际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就意味着交易的另一方或另几方出售的商品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反过来结果也就相反。

在业已形成的、往往短时期里很难有较大改变的国际环境下,以及或大或小程度上有相似之处的国内环境下,不平等的、非均衡的商品交易结果,会相应地更有利于某类社会主体,使流通过程就成为额外获取巨额利润十分重要的机会,甚至成为某种形式的特权。从这个角度讲,历史上的重商学派的学说是有一定程度的实际的合理性的。如果要举较近的和当前的例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全球石油价格快速上涨之前,由西方发达国家人为维持的几美元一桶的油价,最大的获益者自然是需要和消费大量石油的西方发达国家。最近一些年,中国等快速成长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在和西方国家的制造业产品贸易中,国际国内的种种主客观因素,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将自己产品的价格打压至低水平。由此额外获利的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

但是很明白,实际交易这样的不平衡,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非均衡的商品交易价格,不可能是商品价值形成的真正原因,也不可能是资本之所以获利的基础原因,因为交易双方的总价值不可能因为交易价格的抵消性变化而发生变化。

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与实际的商品交易相联系的价格博弈。在商品的交换关系中,买者之所以购买他需要的商品,从最终的社会结果看,只有两种可能:要末是作为消费资料,要末是企业(生产单位)的生产资料。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里所讲的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其共同的特征,就是将这些购入的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来消费:或者是生活消费,或者是生产消费。

但是,批发商或零售商购买商品,可不是为了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这就因为批发商和零售商并不是这些商品的真正消费者。因此,如果人们购买这些商品,只是为了价值,从狭义的角度讲,这只有对于批发商或零售商以及其他的价格投机者,才是正确的。从广义的角度讲,就要把这句话理解为,作为买者,他总是力图压低成交价格;作为卖者,则总是力图抬高成交价格。在这样的意义上,商品的交易的主要着眼点是价格或价值,并不能说错。

但是,从整体上看商品的交易价格的博弈,一方面,无数的买者的力量阻止着商品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无数的卖者阻止着商品价格的降低。这是从两个不同方向影响商品价格变化的因素。而且,商品购买者中的企业,它们所支付的生产资料商品价格的高低,也影响着本企业所生产商品的基础价格的高低。

而从社会生产整体联系看,消费者手中所握有的货币,最终也只能来源于企业的产出。这从另一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多次讲到的,所谓商品交换,归根结底是商品与商品的交换,因而商品价值的基础问题,最终必定会归结到商品的生产费用问题。从较狭隘的企业经营角度讲,企业的生产费用就是生产资料消耗成本加上工资成本;而从更全面的生产这些商品的真正客观的消耗讲,只能是生产这些商品时消耗的全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

众多的买者之间和众多的卖者之间,也进行着另一种方式的竞争。众所周知,买者之间的竞争是制止商品价格下降的因素,卖者之间的竞争则是制止商品价格上涨的因素。

那么,这些竞争关系的基础和落脚点在那里呢?归根结底,就是为生产出这些商品实际真正付出了什么。这就是商品生产中的全部活劳动消耗和物化劳动消耗。现实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竞争关系下形成的商品市场价格,不过是商品价值的表面形态,两者的差异不会改变事情的根本性质。

关于新价值的真正来源问题,应用经济学远比某些理论家聪明得多。如果真要彻底坚持主观价值论,经济统计中几乎须臾不可离开的劳动生产率、人均创造新价值等非常重要的概念和经济指标,都将被摒弃了。还是在此看一点实际经济指标吧。

据法新社日内瓦9月3日电,国际劳工组织在题为《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的报告中说,就人均劳动生产率而言,2006年美国仍是劳动生产率最高的经济体,遥遥领先于发达经济体中最接近的对手。2006年美国每个劳动力为经济创造价值63885美元,遥遥领先于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后者依次为爱尔兰(55986美元)、卢森堡(55641美元)、比利时(55235美元)和法国(54609美元)。

不过国际劳工组织指出,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要超过其他大部分发达国家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如果以每个劳动力工作一小时创造的价值衡量,挪威的生产率最高,为37.99美元;美国居第二,为35.63美元。

东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在截至2006年的十年里,东亚的生产率增长了一倍。1996年,东亚的人均产出,是工业国的1/8,2006年达到了1/5。

在此只需指出,上述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产出数据中,扣除折旧,大体上就是劳动者在一年里或每小时创造的新价值。这也就是从结果来看的一年生产的商品价值中真正新增加的价值额。而企业利润或经济增长实务统计中的营业盈余,以及劳动者报酬,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新价值创造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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