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印度电影《交通信号》观后
张五常">张五常先生将迄今的社会体制分为三种：私有产权体制、等级体制、权力市场化体制即贪污体制。贪污体制以印度最有代表性，印度被称为“贪污制度化”的国家。贪污是一种以公共权力寻租的行为，普遍存在于权力市场化体制中。寻租是个人或利益集团通过制造垄断性的市场格局获取超额收益的行为。从行为后果考察，寻租具有非生产性的特点。除了贪污即公共权力寻租外，寻租还有着其他的形式。
印度电影《交通信号》，围绕着一个交通信号灯下形形色色人们的形形色色的行为，展示了印度社会普遍存在的寻租现象。
在孟买，乞讨作为一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其每年产值达18亿卢比，从业人员达数十万。乞丐产业由乞丐党控制，乞丐党与政府官员有着经常的“业务”联系。通常，政府官员为乞丐党提供庇护，而乞丐党则为政府官员提供选票。乞丐党将整个孟买的乞讨活动分为若干片区，交由各片区头目经营，而片区头目再划分具体的区域或业务给小头目。乞丐向小头目缴纳保护费，取得在特定区域或业务范围的乞讨资格。小头目再层层上交保护费以获得更上一层的保护。
每个交通信号灯都有个“灯头”，把交通信号作为产业来经营。交通灯下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乞丐、小贩、小偷、妓女、人妖，让其父亲日复一日暴死街头的孝子，让孩子永远受伤从而可以永远乞讨的母亲等等。红灯一亮，各色人等就四处出击，包围汽车，尽情施展其乞怜、欺骗、耍赖、恭维等伎俩。信号灯下成为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车上富贵的人们成为顾客，车外那些有组织的穷人则成为小商品或者尊严的出卖者。他们共同营造和支撑着一个信号灯产业。信号灯下所形成的这个市场的营业时间取决于交通秩序。交通秩序越混乱，交通堵塞越严重，汽车在信号灯下停留时间越长，这个市场就越繁荣。为了繁荣市场，“灯头”会与经常路过的司机串通好，信号灯亮前故意放慢速度，红灯灭了还要磨蹭一段时间。司机得到的好处是每周可以参与分红。
信号灯下的乞讨和其他行为具有明显的非生产的特点，属于典型的寻租行为。乞丐们的寻租行为，使其生存得到实现。信号灯是这个底层社会的家园，是他们的生存基础。然而，当另外一个以权力为背景的寻租行为发生时，信号灯的命运终止了，乞丐们的家园被碾平了。
某建筑商在“灯头”西西拉的信号灯附近建了个高档住宅区。由于西西拉的信号灯养活了众多穷人，附近成为贫民区，影响了住宅销售。去除信号灯成为关系高档住宅销售，从而关系建筑商利益的头等大事。建筑商寻找地方议员帮忙，申请政府在这里修建立交桥。立交桥一旦修建，信号灯被拆除，依赖信号灯生活的穷人势必离开。这样高档住宅就可以卖个好价钱。立交桥建筑方案需要通过政府规划部门审核，而正直的总工程师以没有必要而提出反对意见。在贿赂被拒绝以后，议员找到乞丐党头目，准备谋杀工程师。西西拉不知内情，他被分配在信号灯附近制造混乱，拖住工程师。随后，工程师被乞丐党派出的杀手谋害。
工程师死了，立交桥计划通过了，交通信号灯拆了，长期依赖信号灯生存的人们失去了家园。
乞丐们在寻租，乞丐党头目、建筑商、政府官员也在寻租。但是，同权力寻租不同的是，信号灯下乞丐寻租所凭借的不是权力而是自己的人身资本——残缺的身体或者残缺的灵魂，其所获得的也不是奢华的享受而只是勉强生存的资料。而且，这种寻租行为所获得收益，有相当一部分要以保护费的形式上交上层头目。因此，如果说权力寻租行为因为其对效率的损害应该受到谴责并从社会经济政策上加以抑制的话，信号灯下乞讨者的寻租行为则应该得到道德和伦理上的同情。实际上，在印度这样财产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的社会，初次分配的结果使部分社会底层人群无以满足基本的生存所需，作为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人群的这样一种寻租行为，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寻租的性质需要根据不同形式加以重新评价。
少年切纳的父母在海啸中去世了。政府官员贪污了遇难者的补助，为逃避审计将遇难者的名字打入失踪者名单。切纳的父母就在失踪者名单中。切纳通过乞讨获得收入，向“寻找失踪者办公室”打电话寻找父母。接待人员不敢向切纳公开事实，于是，切纳每周都满怀希望做着永远无望的美梦。
理论上说，切纳的乞讨行为同政府官员的贪污行为都具有非生产的性质（在情感上，这样的判断确实残酷），因而属于寻租的范畴。但是，切纳的寻租与贪官的寻租在性质上显然具有天壤之别。如果说贪官的寻租体现的是人性的贪婪和邪恶的话，切纳的寻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人性之美好和制度之丑恶。
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寻租，都具有非生产的性质。政府官员应该将公共权力用于服务公共利益，切纳应该在社会机构救助下进入学校上学。这是资源配置“生产性”的要求。这一切，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更取决于制度的完善。一个完善的可以有效抑制寻租的制度不仅是一个充分尊重私有产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从而有效减少政府管制的制度，而且应该是一个注重公平分配，保护弱者生存权力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