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领跑者 何飞鹏 台湾出版业领跑者



2008年11月上旬,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赴台湾访问。期间,陈云林和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签署了多项协议,标志着海峡两岸将实现期盼已久的通邮、通商、通航。

对此,城邦集团集团CEO何飞鹏非常支持和赞赏,他希望两岸能进一步加强经贸往来,为城邦出版集团到大陆开拓市场铺平道路

前一段时间,城邦出版集团CEO何飞鹏在公司内颁布了一条纪律:开会迟到的员工,必须90度鞠躬,自报姓名和迟到的原因,并向其它与会人员道歉。没想到规定颁布没多久,何飞鹏自己就迟到了。

何飞鹏知道,纪律颁布了,自己也不能例外。于是,走进会议室之后,他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并且说“我何飞鹏……”话还没说完,同事们便开玩笑起哄,“没有90度!”为了不让头撞到桌子,何飞鹏往后退了一步,重新鞠了一个90度的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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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飞鹏是城邦出版集团的创始人之一,不过城邦出版集团刚成立的时候,何飞鹏并没有担任集团的CEO,当时的CEO是何飞鹏的创业伙伴,出版人出身,他在图书出版方面经常会有好的创意,但经营和管理企业却并不在行。看清楚了这一点之后,何飞鹏便主动请缨,要求担任集团的CEO。

征得了公司其它股东的同意之后,1998年,何飞鹏正式出任城邦出版集团CEO。

领军城邦之后,何飞鹏对集团的管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原来浪漫松散、创意型的团队改变成了兼具纪律和创意的团队,既保证了集团的平稳运营,也让城邦坐稳了全球华文繁体字出版老大的位置。

“管理”创意

城邦出版集团目前既是全球最大的华文繁体字出版商,也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出版商,目前每年出版数十种杂志,内容横跨财经、商业、IT、女性、理财等多个领域。集团旗下拥有30家左右出版单位,每年出版1200余种新书,年收入将近10亿元人民币。

何飞鹏认为,出版单位和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大多数都向往过自由不羁的生活,认为创意需要自由空间。如果一个新闻出版单位不制订合理的纪律对采编人员加以约束,时间长了,员工们往往容易形成自由散漫的习惯,使集体的利益受到戕害。因此,新闻出版单位更应该加强纪律管理。

“绝不可以把纪律管理当作洪水猛兽。”何飞鹏强调,创意和创意的落实是两回事情,必须制订合理的制度,让创意和制度和谐相处,共同促进组织的发展。

何飞鹏上台以后,重点抓了集团内部规章制度的建立和旗下子公司之间的业务整合。何飞鹏为集团制订了多项管理规则和作业流程,包括采编人员采访、约稿等的作业流程,要求旗下子公司遵照执行。何飞鹏认为,管理就是制订“交通规则”,让大家按规则办事,避免事故和提高工作效率。

何飞鹏此前只管理过人数不多的出版单位,并没有管理大型出版集团的经验,他学习企业管理的对象,包括台湾许多知名的大企业家,如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和王永在兄弟。何飞鹏当记者的时候,多次采访过有“经营之神”美誉的王永庆,台塑集团追根究底的精神和精准的执行力,是何飞鹏一直强调要认真学习的管理法则。

关于台塑集团的管理和执行力,何飞鹏讲了一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例。有一次,何飞鹏与台塑总经理王永在吃饭。王永在听说何飞鹏刚学会打高尔夫球,就表示,欢迎何飞鹏到台塑旗下的长庚高尔夫球场打球。何飞鹏当时并没有在意,几个月后,他和朋友去长庚打球,柜台接待员把他的名字输入计算机之后,立即站起来告诉他,“何先生,您是我们这里的贵宾!”

台塑集团精准的贯彻和执行能力,让人敬佩。在集团内部,何飞鹏也强调精准的执行效率,集团制订的关于图书出版、营销,包括行政办公等方面的制度规章,何飞鹏都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强调落实。

何飞鹏的部分管理理念还来自于香港TOM集团。TOM集团的母公司是和记黄埔集团和长江实业集团,其管理理念中凝聚着华人首富李嘉诚的智慧。2001年,TOM以25亿新台币并购了城邦出版集团及计算机家庭出版集团。

并购之后,TOM既要让城邦出版集团接受其规则,又要跨入另一个领域经营,因此它对城邦出版集团采取的是授权管理的方式。TOM对于城邦出版集团的管理者有清晰而且明确的授权标准,要求下属企业在划定的框架内,规范管理。

城邦出版集团之所以叫“城邦”的初衷,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如同古希腊城邦那样的联合体,旗下的各个出版社都拥有一定的经营权,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和想象力,去辨识好的作品,并将其变成畅销的产品。

基于自身的经营理念和向母公司学习的因素,何飞鹏也注重为下属企业找到可以信任的管理者,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放手让其去管理和运营。不过与此同时,何飞鹏也强调要打造联合体内部统一的运营平台。何飞鹏着手在集团内部建立起了图书制作、印刷和营销等平台,进而达到了降低成本,更好地应对外部竞争的目的。

近年来,台湾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率等主要指标均呈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何飞鹏领导的城邦出版集团业绩并没有下滑,已经实属不易。

创业苦旅

何飞鹏出生贫苦,6 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独自拉扯着8个孩子,靠给别人缝纫衣物,艰难度日。

很小的时候,何飞鹏就主动帮妈妈干缝纽扣等杂活。稍微长大一点,母亲做好衣服就会让何飞鹏去送货,并吩咐何飞鹏,拿到钱之后给家里买米买菜。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拖欠的事经常发生,何飞鹏经常送出去了衣服,却拿不到现钱,只能空手而归。每当这时,母亲总是默默地掉头走开,直到多年以后何飞鹏才知道,母亲是躲起来偷偷地哭了,“收不到钱,也就没饭吃,妈妈只能硬着头皮去邻居家东挪西借。”

年少时承受的苦难是何飞鹏重要的成长经历,这些苦难的经历锻炼了何飞鹏不畏惧困难、勇往直前的性格。成年之后,即使是面对更为严峻的困难,何飞鹏也能够轻松面对。

1964年,何飞鹏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系。毕业后何飞鹏曾经在《工商时报》、《中国时报》等多家台湾媒体工作过,既当过记者、编辑部主任,也做过广告经营人员。在多年的媒体工作中,他采访了很多企业家,结交了很多大老板,并且渐渐在企业家群体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也成为一些企业家结交的对象。

然而外表的风光,抵挡不住内心的渴望。1986年,何飞鹏下决心自己创业。“我当时不断地问自己两个问题,”何飞鹏回忆,“我工作愉快,为什么要辞职?如果我不辞职,20年后,我54岁时了,还可以当记者吗?”

同很多媒体从业人员面临的问题一样,何飞鹏也觉得做记者年龄大了就要转型。在报社,没有一个职位可以天长地久地稳坐下去,升任总编辑、总发行人的可能性小而又小。如果不追求变化的话,自己将永远受制于人。因此,迟行动不如早行动。

何飞鹏雄心勃勃,1987年,他和几个伙伴创办了财经类杂志《商业周刊》。然而,让何飞鹏没想到的是,其后他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创业苦旅。

办杂志先得烧钱,创办《商业周刊》之后,何飞鹏和他的团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赔光了1200万新台币。第二年,何飞鹏和伙伴们又筹措了1200万新台币,一年后,这些钱又花完了,可杂志的运营仍然没有起色。一次又一次地增资,何飞鹏和他的伙伴们四处借钱,最多的时候,他们的负债曾经高达1亿元新台币。

何飞鹏发现自己面对残酷的现实,但他已经无路可退了,因为按照当时台湾的法律,如果高额负债破产的话,很有可能被判入狱。何飞鹏只能死守着《商业周刊》,不弃不离。当时台湾的银行是下午三点半关门,何飞鹏每天签出支票,然后四处借钱,在三点半之前把钱存入银行,以免资金链断裂。

最困难的时候,何飞鹏经常动用他妻子挣的钱来填补公司的亏空。一天,何飞鹏忽然良心发现,决定不再动用妻子的钱来周转,避免妻子和自己一起陷入危险境地。他将这个决定告诉妻子的时候,他的妻子非常高兴。然而,没过多久,何飞鹏又面临走投无路的困境,他不得不再次打电话给妻子,让她拿着钱来“救”自己。时至今日,何飞鹏仍然清晰地记得,妻子将一个装着钱的包扔进何飞鹏的车里,无可奈何哭着离开时的情景。

资金捉襟见肘,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何飞鹏整整过了8年。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何飞鹏失去了一些人的信任,他自己也开始变得有些不自信了。他不断反思,认真检讨,最后得出结论,问题并非出在资金方面,而是出在自己的身上。

“所谓笨蛋,就是用同样的方法做事,却期待不同的结果。” 何飞鹏后来回忆。 创刊之后,《商业周刊》拥有当时台湾最强的财经记者群,然而由于没有人会管理团队,结果由优秀人才组成的团队不断出现内斗,大家的激情在内斗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消耗、瓦解,企业无法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

何飞鹏领悟到了事情的关键,“我们几个创业者很会做员工,但却不会做管理者。”何飞鹏干工作从来都是全力以赴,是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好员工,但却缺乏经营管理技巧,不会带领团队,是一个不称职的创业家。

弄明白这一点之后,何飞鹏开始注重提高自己的领导力,开始研究企业的管理理念。何飞鹏后来重视企业管理,也与自己创业时期的经历密不可分。

组建集团

1994年,也就是何飞鹏创业8年之后,情况出现转机。那一年《商业周刊》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探讨台湾未来命运的书,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共卖出了30多万本,为已经穷途末路的《商业周刊》带来了生机。其后《商业周刊》出版社又出版了《李敖回忆录》等畅销书,《商业周刊》终于起死回生。

在《商业周刊》稳定之后,何飞鹏决定开辟新的市场。何飞鹏观察到当时计算机正在普及,正在从办公设备变成家用设备,这一趋势表明很多没学过计算机的成年人,需要在短期内学会使用计算机,社会上将会出现一个学习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大潮。

何飞鹏将目标读者锁定为“计算机初学者”,与老同事詹宏志合作,出版了一本名为《PC HOME》的杂志,获得空前的成功。1996年,《PC HOME》创刊第一期就卖出了15万本,打破了台湾杂志的销售纪录。之后,何飞鹏又陆续创办了20多本与计算机相关的杂志,成为台湾地区当时最活跃的出版机构。

1996年,台湾的麦田、猫头鹰、商业周刊三家出版社出于资源共享和避免恶性竞争的目的,结成结盟,成立了城邦出版集团。其后又有多家出版社认同城邦出版集团的理念,认识到同行业企业合作可以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先后加入了城邦,或被城邦并购,城邦出版集团逐步形成了同时出版杂志和图书的复合经营模式,并成为台湾第一大的出版集团。

2001年,TOM集团进军台湾的出版传媒领域。TOM认同城邦出版集团的经营管理模式,于是将城邦出版集团招至麾下。

进军大陆市场

大起大落的经历,让何飞鹏做事既沉稳又充满了激情。他更加强调出版物要有核心价值,要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而出版人要有想象力和执行力。

何飞鹏举《哈里·波特》为例,当年J·K·罗琳拿着《哈里·波特》这本书找了多家出版社,试图出版,都被拒绝了。这说明这些出版人缺乏辨识能力和想象力。而《哈里·波特》出版之后,非常受消费者欢迎,足以说明这本书的价值。

几年前,何飞鹏策划在祖国大陆推出了一本名叫《三千美元环游世界》的书,当时大陆的青年已经不满足于在国内旅游,开始将视线投向海外,而他们不知道用很节俭的方式也能够去世界上很多地方旅行。何飞鹏抓住这个市场空白点,满足了热爱海外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因而获得了成功。

如今,何飞鹏的工作重点有两项:一是为集团建立数字出版平台;二是大力拓展中国大陆市场和海外市场。

城邦出版集团先是和谷歌结盟,推出了繁体字中文图书的网上搜寻服务,凡是城邦出版的图书,通过谷歌的搜索引擎都可以搜索到。同时,城邦出版集团还注重将一些线下的服务转移到线上,建立了台湾地区最大的网络图书卖场“城邦读书花园”。

目前,城邦出版集团已经在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出版图书,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分销渠道。在马来西亚,城邦出版了两本华文杂志。城邦计划2009年在马来西亚再出版一本杂志,以扩大自己在当地杂志市场的份额。

城邦出版集团和祖国大陆的出版机构也开展了多项合作,每年都进行数百本图书的版权互换。城邦出版集团还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工作室,雇佣大陆的编辑人员进行组稿和审稿。由于大陆有关的出版政策,城邦出版集团还无法进入到大陆的杂志出版领域。不过何飞鹏也表示,他们正在尝试通过一些新的方式,与大陆的杂志出版机构开展合作。

《中国新时代》记者采访何飞鹏的同时,海峡两岸关系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2008年11月上旬,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赴台湾访问。期间,陈云林和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分别代表两岸签署了空运、海运、邮政和食品安全四项协议,这预示着海峡两岸将实现期盼已久的通邮、通商、通航。

对此,何飞鹏表示非常支持和赞赏,他希望两岸能够进一步加强经贸往来,希望相关的政策能进一步解冻,为城邦出版集团在大陆开拓市场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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