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所谓告密，简单地说，就是告诉秘密，就是把甲的秘密告诉乙，或把乙的秘密告诉甲。告密者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职业告密者。在这种情况下，告密是一种自觉行为。一类是业余告密者。在这种情况下，告密是一种自发行为。告密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自从有人类以来，告密现象就存在。告密现象的产生，有着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经济人”特性是产生告密现象的人性根源。人是天然的谋利者。这里的利既包括精神方面的收益，也包括物质方面的收益。同时，人既追求绝对利益的增加，也追求相对利益的增加。绝对收益主要是指个人收益的绝对量的增加，如货币和财富的绝对增加等。相对收益主要是指个人相对效用的增加，这主要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收益的比较上。如甲的收益不变，乙的收益减少，这时甲绝对收益没有变化，但相对收益增加；而乙既减少了绝对收益，也减少了相对收益。告密可产生两种收益：一种是绝对收益；一种是相对收益。有些告密者，总会得到一笔收入或酬金，这些收入或酬金增加了告密者的绝对收益。有些告密者，尽管告密不能增加个人绝对收益，但可以损害别人的绝对收益，这对告密者而言，会产生一种相对效用的增加。但告密也有成本，如人格的损失，社会信誉的损失以及对方的报复等。社会既喜欢告密者，也不喜欢告密者。哲学家苏格拉底就认为“告密者不配称为人”。对一个人而言，他或她总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个人秘密需要保密而不愿别人知道。在具体行为上，一个人他或她总是喜欢别人向自己告另一个人的密，但不喜欢别人向另一个人告自己的密。所以，一个人总是喜欢告密者在别人身旁，而不是在自己声旁。由此可知，虽然有些告密者的告密行为可以受到社会的鼓励，但没有单位或个人愿意接近或靠近他或她。如美国原安然公司副总裁莎朗8226;沃特金斯，虽然因为首先揭开了“安然丑闻”而成为美国2002年度《时代》周刊的风云人物。但从那以后，“风云人物”永远失业了。因为没有一个公司愿意聘用一个告密者。再如中国海南陈少青，虽有“反腐勇士”光环，但其命运之坎坷比沃特金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小小的工商股长告倒了顶头上司并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反腐风暴”，但也为自己引来了许多麻烦。相反的例子有，如在1889年,19岁的麦克阿瑟进入他梦寐以求的西点军校，但进校不久就在训练中遭高年级生残忍作弄以至发生痉挛和昏厥。事后在接受法院对西点军校这种不光彩做法的调查时，他道出了详情。但当法院要他讲出恶作剧的学生时，麦克阿瑟不顾可能发生的前途危机而选择了沉默。这个选择使他赢得了学员们的普遍尊敬。这里麦克阿瑟没有选择告密，虽然损失了一些个人利益，但他也赢得了社会信誉和收益。告密者最终是否选择告密，取决于在特定的个人偏好下上述总收益与总成本的比较。若总成本小于总收益，告密者会倾向于告密；若总成本大于总收益，告密者会倾向于不告密。其次，权力集中是产生告密者的制度根源。权力集中是催生告密者的天然温床。为了充分行使权力，权力集中者总是要使用打击、压制等手段，否则，就不能有效体现权力集中的特点。而为了实现打击和压制的有效性，就需要掌握充分的信息，尤其要充分掌握反对者的信息，这时，希望有人告密就成了权力集中者的一种天然需要。权力集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世俗权力的集中，主要表现是各种专制集权体制。集权体制是催生告密的世俗制度根源。如二十世纪，纳粹德国就以数量庞大、密布全国的特务机构盖世太保和告密制度来实行恐怖统治。二战后东德建立了更为庞大的同类机构斯塔齐和更为有效的告密制度。据《斯塔齐》一书披露，在两德合并前，这个靠机关枪和筑墙来阻止居民流向西德的国度，人口仅一千七百万，斯塔齐的特工人数竟高达十余万，再加上人数更多的告密者，几乎每6.5个人中就有一个在为斯塔齐服务，每当有十来人聚在一起时，其中就必有一人在为斯塔齐竖起耳朵。人们的一举一动全都记录在斯塔齐浩繁的档案中。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时期不仅从来就少不了告密者，而且给了这类人最大的鼓励和用武之地。早在西周，就有周历王为压制人民的不满而聘巫师用所谓“神术”对人民进行侦察和刺探，发现有谁批评他便立即处死。武则天时期开始大规模使用告密人，并发明了“铜匦投书”，号召和鼓励告密，使告密具有了准制度形式。明朝初年，朱元璋就为了朱姓江山的稳固而设“检校”，利用这类机构去察听官吏言行甚至生活琐事，并密报他本人。“检校”是明代庞大的特务机构的前身。后来朱元璋又设锦衣卫。朱棣在位时又从太监中物色亲信，设置了由宦官组成的东厂。东厂既侦察监视官民，还把锦衣卫也纳入侦察监视范围。锦衣卫和东厂合称厂卫，它们作为特务机构而横行于整个明代，其淫威之大，令官民谈厂卫而色变。aihuau.com1一种是神圣权力的集中，主要表现是某一种宗教权力的无限扩张。神圣权力的集中也会催生告密者。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裁判所负有的消灭异端的使命使一大批专门监视别人、告发别人思想不端的告密者应运而生。在教会的权威不容质询的时代，告密者把无数人告上了异端裁判所，而与异端裁判所沆瀣一气的世俗法庭则执行杀人的任务，把被异端裁判所定罪的人送上火刑架。在好几个世纪中，火刑堆的烈焰曾卷着浓烟在欧洲各地燃烧。再次，告密现象的产生也有文化上的原因。文化与告密有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告密对文化建设有影响；另一方面，不同文化对告密有不同催生作用。面子文化有利于告密。面子文化实质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面子上是不告密，背后却是告密。面子文化对告密有一种隐性的肯定作用。血缘文化也有利于告密。血缘文化实质是一种圈子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圈子内的人可以告圈子外的人的密，而不是相反。由于社会无非是由大大小小的各种圈子构成，所以，告密对每个人而言，也就成了一种习惯和自然。另外，平均主义心态严重的国民，其告密的积极性也是较高的。因为平均主义心态会催生嫉妒心态，而嫉妒心态就容易导致告密行为。当对方比自己强或在某些方面有发展时，心理就不舒服，而又不便光明正大反对，这时告密就成了一种行为选择。还有，权威主义心态也容易催生告密行为。权威人格实质是一种两极人格。一极是主子，一极是奴才。当自己是主子时，别人向自己告密就是自己应有的权利，也是别人应尽的义务。当自己是奴才时，自己向主子告密就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也是主子应有的权利。在这种人格下，一些人告密，其心理就不会产生负罪感和歉疚感，而且有可能产生一种满意感和成就感，因为告密满足了告密者为权威尽义务的行为，也使告密者增加了归属感和依赖感。
人类社会不可能完全消灭告密者，但可以大大减少告密者。一是要注重制度创新。制度是告密者的外在约束。公平、公开、公正的制度有利于减少告密者。公开减少了秘密，也就减少了告密者。公平和公正减少了人们的失衡心理，这也有利于减少告密者。因为在公平和公正的制度前提下，一方面，大多数告密会成为多余，因为许多问题都得到了较好和妥善解决；另一方面，既使产生告密，可能大多数只是一些不怀好意的告密，这种情况会增加告密者的心理负担，这对告密者就是一种约束。二是要不断进行人文精神的改造。人文精神是告密者的内在约束。人性、诚信和理性的人文精神有利于减少告密者。相反，一个缺少人性、诚信和理性的民族告密者就会盛行。告密是人性的一种阴暗性的表现，实质是人性的一种扭曲。而讲人性的人文精神对告密就是一种抑制作用。另外，告密本质也是一种不诚信行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但若大家都讲诚信，个人告密也就没有了必要。所以，诚信对告密也有一种抑制作用。另外，理性精神要求“真”和求“真”，而从长远看，“真”和求“真”都不利于告密者。因为若大家都“真”和求“真”，告密也就没有了必要和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