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3年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我国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118,855亿元，同比增长7.7%，环比增长1.6%。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在介绍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这个速度比去年二季度7.6%、三季度7.4%都要高。另外，也高于今年7.5%的预期目标。总体上来看，运行在7.4-7.9%的区间内，属于平稳增长。” 对一季度数据的解释，诸多经济学家与盛来运的看法不同，不断发出“弱复苏”、“脆弱复苏”之声。他们认为，3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放缓，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6%，增速低于2012年底的15.2%，这些数据说明始于2012年末的复苏进程可能正在失去动能。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实验研究室主任刘煜辉进一步分析说：“其实早前公布的PMI指标已经显露出经济的疲弱。2013年3月份中采PMI为50.9%，环比回升0.8，为2005年以来历史最低，PMI季调后环比下降1个点，这符合经济复苏力度羸弱的判断，和中微观调研结论较为契合，整体上反映了制造业旺季不旺的特征。”刘煜辉认为，折成年率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动能已经下落至7%以下。 复苏抑或衰退 盛来运和经济学家们使用的都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什么会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呢？这与他们对当前中国经济处在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以及对中国经济周期特点的不同认识有关。 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周期也称商业周期，是指一国经济总产出、总收入、总就业的波动，持续时间通常为2-10年。短期经济波动的周期，是以大多数经济部门的扩张或收缩为标志。一些经济学家将它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即衰退和扩张。另一些经济学家将它划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其中繁荣和萧条是主要阶段，衰退和复苏是过渡性阶段。波峰和谷底是周期的转折点。 中国经济在本世纪的头十年GDP一直是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2011年-2012年GDP增速开始下降，从2011年一季度的9.7%，一直下降到2012年三季度的7.4%，连续七个季度GDP呈下降之势。2012年第四季度GDP增速终于止跌，但也只能达到7.9%，往日两位数的增速不见。2013年第一季度GDP增速又回落到7.7%。从这些数字看，我国经济确实经历了一个衰退的过程，谷底是2012年第三季度。之后，开始了脆弱的复苏，看似一个经济周期即将结束，稳定的经济增长指日可待。然而，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的回落，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对复苏动能丧失的担忧。 其实，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实情，中国官方的最高层心知肚明。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今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共列出了11个方面，其中“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位居第二。同样的表述，也出现在之前2012年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这说明新一届中央领导对经济增速下行和产能过剩非常重视。 新一届中央领导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两个问题？经济下行是官方用语，把它转换为经济学用语就是经济衰退，产能过剩离生产过剩也只是一步之遥。当下的产能过剩对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是一大考验。如果在经济减速中，过大过快地淘汰过剩产能，则将引发大规模失业，衰退和大规模失业叠加就叫萧条，也就是经济危机；若保留或扩大过剩的产能，就业问题会得到解决，但生产过剩则将难免，衰退加生产过剩也是经济危机的典型特点。 因此，尽管盛来运说的经济正在平稳增长和经济学家们说的脆弱复苏都有各自的道理，但经济衰退与产能过剩的矛盾才是当今中国经济最大的压力。 中国式产能过剩的成因 在市场经济中，适度的产能过剩是常态，它有利于市场竞争和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当然，由于经济周期的客观存在，市场经济国家也很难避免超常态的产能过剩，特别是在经济周期的“波峰”，通常会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此后经济运行将进入衰退、萧条阶段，然后再经复苏进入繁荣阶段。经济周期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宏观经济学的盛行，使政府干预经济有了理由，于是政府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前提下，开始运用它那只“有形之手”预防经济过热、衰退或萧条，政府使用的工具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短缺”是那个时代的经济特征。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0年代，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开始出现产能过剩问题。近十多年来，政府对产能过剩进行过几次比较集中的治理，但结果却是越治理产能过剩越严重。例如，2009年国务院发文抑制产能过剩，主要涉及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风电设备、多晶硅等6个行业，到了2013年工信部下达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时，已经涉及到了19个行业。国际上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80-85%是合理区间，75%以下为产能严重过剩。全国政协委员李毅中说，中国产能过剩的行业开工率不足75%，光伏电池仅为57%，多晶硅更是只有35%。可见，中国的产能过剩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的范围，而且是新老产业都过剩。 在产能明显过剩的情况下，还在不断地用扩大投资规模的办法扩充产能，这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市场本身的优胜劣汰、自我修复的功能在这里失灵，产能过剩成了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痼疾。究其原因，工信部部长苗圩认为，主要是体制机制、发展模式、管理方式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各级政府一直把GDP的增长作为其执政基础、政绩所在。在政府的主导下，GDP的增长一直靠出口驱动和投资拉动，以至于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一度曾达到50%，消费降到40%以下，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政府完成GDP目标，与企业完成利润指标不同，政府不用考虑成本和收益问题，即不用考虑代价。因此，在投资决策和监管相对缺位的情况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处处可见，产能过剩在所难免。 过度投资导致消费严重不足，面对国内消费不足的缺口，政府一直用外贸顺差来平衡，鼓励出口导向。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袭来之时，中国外贸遭受了外需急剧下降的重创，巨大的外贸产能导致内需无力消化，企业面临大批倒闭的风险。情急之下，政府开出了一副4万亿的刺激药方。4万亿的刺激方案，暂缓了外需不足的影响，同时也使中国经济从依赖投资和外需，变得更加依赖投资，但投资的边际产出效应却越来越下降，而且过度投资对已经过剩的产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在中国经济增速还有上升空间、外需强劲的情况下，尚可用一次比一次更大规模的投资吸纳不断扩大的过剩产能，从而带来含有极大水分的GDP的高速增长。但在经济增速已经下降一个台阶、外需萎缩的今天，如果继续以缺乏效率的投资换取GDP的增长，其结果必将进一步加大产能过剩，甚至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事实证明，中国式的产能过剩，是政府用“有形之手” 不断干预的结果，这种把短期宏观调控手段长期化的做法，使中国经济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因此，要想解决中国式的产能过剩，必须要从长期来考虑、从可持续发展来考虑，必须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力度。
解决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出路 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化解，从短期看，政府提出的“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可以缓和一下经济增速下行和产能过剩的矛盾。但要根除中国式产能过剩，使中国经济回归新的、正常的经济周期，最为重要的就是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 市场配置资源最重要的信号是价格。目前，中国商品的定价权已经基本放开，由市场定价，但最关键的利率、汇率（资金价格）、水电油气等资源价格尚未形成市场化定价机制，有待改革。生产要素价格的非市场化，既不利于淘汰落后企业，也不利于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更不利于化解中国式的产能过剩。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不断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在一个高度完善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人为干预经济的可能性会很小，这对规避体制性的产能过剩十分重要。 总之，“从长远来看，要尽快改变依靠行政审批的管理方式，更多地依靠落实和强化规范政策标准等措施，加强引导和监督，从源头上遏制企业进入产能过剩的阶段，积极推动完善市场机制和减少政府的干预，加快要素价格形成的机制和资源税的改革，规范各种投资优惠的政策，形成对地方和国企的有力约束，从体制机制上消除企业进入的动力和推力。”工信部部长苗圩在第二届岭南论坛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