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李京文，著名经济学家及管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研究员、博导。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物资技术经济系，获硕士学位。学术专长为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专著有《重大工程技术经济论证》《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科技富国论》《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李京文文集》等。其领导课题组所执行的“总理基金研究项目”——《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蓝皮书），自1990年开始，每年春秋两次预测、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成为我国制定新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当下，全球经济形势风云变化，面对危机，我们应该怎么做？“面对全球经济动荡，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把我们的经济搞得更好。我们的战略调整更加应该依靠科技进步，更加依靠自身的实力，靠我们的内需，靠我们的消费，我认为中国经过经济危机以后会更加强大。”11月26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在家接受《中国科技财富》杂志专访时这样表示。 “以危机促转变，以不变应万变”
aihuau.com1 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外贸出口，另一个是会引起金融体系一定程度的混乱。我国金融体系本来还不健全，证券市场、楼市、保险，这些领域还比较薄弱。金融风暴来了，制度不健全，国内体系也不完善，肯定会受到影响。再者，资金也会出现困难。原来我国很大一部分是靠引进外资，由于外国资金的紧缺，外资肯定要减少。现在他们缺钱反而要跟我们要钱了。因此投资、外贸、金融市场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李京文院士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确实要谨慎对待。比如，原来计划要把技术转移到西部，目前看来也要谨慎对待。也就是说哪些技术能够为西部发展做出贡献就转，不要为转移而转移。因为有些技术西部不具备条件，转移到那里发挥不了作用。本来在东部好好的，把企业搬到那去，反而会受到影响。总之，现在要更谨慎、更全面地按照实际效益大小来做，要做一个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进行经济技术论证以后确实有利才实行。不能盲目操作。 在李院士看来，金融危机也给我们创造了很大的机遇。他建言：目前中国经济需要进行几个大的转变。首先，经济增长从过多地依靠出口转移到依靠内需。中央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而且采取了措施。经济增长主要靠三个方面，一是消费，一是投资，一是出口。我们过去更多依靠的是出口，第二靠投资，最后才是靠消费。我国的消费很弱，现在出口有困难了，外国资本投资因为遭遇金融危机明显下降，所以我们要把经济增长从过多地依靠出口、依靠投资转向依靠内需，发掘内部潜力，这是一个大的转变。 一个大的转型，扩大消费，内需主要依靠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关键是要靠民生工程。消费有两种，一个是管理消费，政府机关用行政的方法来消费即政府采购。另一个是百姓消费。扩大内需应该主要靠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这也符合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根本办法。李院士建议初次分配应该把国民收入加进去，而初次分配更多的是投资率很高，消费率比较低，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增加消费的比重。以危机促转变，以不变应万变。 “国家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在96、97年我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当时在温总理主持的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上我发表了这个看法，说投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我用了一些数据，说我们首先要把投资率降下来，把消费率提上去。温总理很重视，他当时还赞同了我这个观点。” 李京文说：“由于我是一直提倡这个观点，后来总理抓中长期科技规划，中长期科技规划里面有个顾问委员会，当时所有的老专家都是国防科工委和中科院的，社科院只点了我一个，当时我已经是工程院院士，但我还是以社科院技术经济专家的名义到那个顾问委员会去了。我一直强调要从宏观、微观的经济效益方面来衡量问题。有些项目要不要搞，包括科学研究要从民生方面考虑等。” 现在看起来我们更要从民生方面下功夫，要提高功能，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我们提的意见是我们很多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工资太低，工资还是仅仅维持生命、生存，一点没有发展余地。我们出口的产品主要是靠低成本。低成本首先是靠压低劳动力的成本，也压低原材料的成本，我们的钢材、木材成本就很低，重要资源的成本都很低，所以只能靠着低成本出去竞争。但是又以低价卖给外国人，让外国的老百姓得到好处，但他们并不感谢我们，反过来还要制裁我们，说我们是倾销，其实我们自己成本都没收回来，因为我们给工人的工资那么低。我们应该给工人，给农民，给他们合理的回报。农民通过粮价，工人通过工资，知识分子、干部也应该得到回报，因为他们跟工人实际上是一个类型的。我建议我们的工资水平应该更上一层楼。最近这两年工资虽增加了一些，但应该与生产的发展相适应。我们每年GDP增长8%以上，但我们的收入增长很低。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增加农民、工人的收入，增加医疗、卫生、教育的投入，要减少人民群众的付出。 另一个就是从大量的资源投入、粗放型发展模式向依靠科技创新提高资源利用率、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节能减排，降低各种材料的消耗，包括土地、水电的消耗，包括能源的消耗，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我们的资源、环境问题要得到根本的解决。要利用这个机会深化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政府更多地转变成服务型政府，使我们的制度更加健全。 李院士评价：“应该说这次金融危机证明了社会主义下的经济制度是比较强有力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进行的，所以我们经济的基本面是能够站得住脚的。亚洲金融危机没有冲垮我们，当然这次也冲垮不了我们。现在世界都把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都看着中国。西方的一些领导也看出来东方在崛起，中国是强有力的，他们都觉得西方在制度上有失误。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存在根本的弱点，每隔一段时间必然就会有一次经济危机，有经济周期。这周期目前来看也是不可避免的。” 李京文院士提醒，这次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弱点暴露的结果。西方和美国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当然我们希望危机能够减缓一点。中国有句话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自救，能够减缓危机带来的冲突。甚至我们也可能适当地帮助他们，但是有条件的。很多香港的、台湾的，或者外国的专家也提出，必要的时候美国卖点东西给我们。开句玩笑，日本曾经想买夏威夷。我们有很多外汇储备，也可以买些战略性物资。不能像过去那样白买国债，买国债就等于白送钱。 我们首先需要救自己，中央的构思很正确，先救我们自己，有能力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把我们的经济搞得更好，这一点我是有信心的。当然，我们有些地方的企业也可能要倒闭，有些老百姓生活会受到影响，因为企业倒闭肯定有些工人要失业，要有思想准备，更要防止。社会如不稳定，还要采取些措施。 科技进步，孰定性？孰定量？ 科技进步实际上怎么测度呢？原先用很多方法都测度不出来，因为我们认为什么是科技进步呢？就是投入跟产出的计算函数，如果说一个投入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产出，就对社会经济贡献大，它就是进步。过去我们中国有些科学家认为自己发明了一个东西就是科技进步，李京文院士认为是不对的。那应该怎么测度呢？应该是产出减去投入剩下的那部分才叫科技进步。这也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索罗提出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概念。 李京文院士作为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李京文院士说：“数量经济与计量经济都是我们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学者一些成就的基础上，结合我们国情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缘学科或者叫交叉学科。名字也是我们的前辈于光远先生给起的，国外没有没有技术经济这个名字，国外叫计量经济学（英文叫Econometrics）。经济计量学或者计量经济学，还有个工程经济学，是对工程一些经济问题的研究。我们国家是把国外这两个学科的精华吸收过来。因为创立这个学科的同仁有的是留美的，有的是留英的，有的是留苏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呼吁发展这两个学科。我们数量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容比国外要宽泛，包含了西方和英美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两个理念。我们的数量经济学是自己用数学的方法和数学的原理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定量分析方法。包括西方的计量经济学，包括现在常用的投入产出方案，还有其他的数学方法，包括国内的一些数学家自己创立的，像华罗庚创立的应用数学对我们国家经济进行分析的一些方法。因此这里的数学方法主要用的是经济模型。经济模型主要是用数学的方法，用数学语言来把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加以浓缩，加以抽象化，构筑数学模型来分析研究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经济社会的很多问题，像自然与科学可以用物理的模型来试验，因此我用数学模型来代替物理模型，试验、测度、计算经济社会关系，也在经济问题或者科技问题上得到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