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因为投入与产出不能直接划等号，实际上这里面还有部分空间就是科技本身的力量。例如，你拿出价值8000元的材料不等于就能造出一台电视机，必须有科技因素投进去。特别是人掌握的科学技术有多大成分。有多大成分就是经过历代科学家的分析之后创造的一个名称叫综合创造生产率。我们讲科学只讲劳动生产率，那是人均劳动生产率，但是物质生产光有人是不够的，需要有材料，需要有投资，需要有物资等。有的叫生产要素，生产要有设备、材料，掌握技术的人在里面，那么这些要素都有个生产率的问题，资本生产率、社会生产率、材料生产率、劳动生产率，那么把它们综合起来就叫综合要素生产率，也就是多种投入的生产率的综合。综合要素生产率怎么计算呢？索罗经过反复的研究，把投入跟产出进行比较，把产出的价值减去投入的价值，中间有差距，就是产出的价格大于这两个之和，那么大的这一部分就是综合要素生产率。综合要素生产率就是科学进步。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李京文就提出了“科技进步是富国之源”的著名观点。他与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乔根森等各国学者合作，系统地分析比较了中、美、日三国的生产率，撰写了《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一书，在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政两界均引发了不小的反响。 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这三十年里中国的科学技术可以说没有进步。用索罗的模型说就是产出减去投入，最后综合要素生产率是零。当时我们公布了这一结果，就是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三十年没有科技进步。“曾经遭到我们中科院的同志、理论界的同志群起而围攻，都骂我们说，你们这些人无知，我们怎么没有贡献呢？我们发明了那么多东西，这不是贡献吗？我们跟他们说，你们连科学进步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什么叫科学进步？你们认为机器的发明就叫进步，但你们的发明消耗了多少社会财富呢，你们没有扣掉。你们要把你们创造的财富扣掉你们投入的才算科技进步。我说你们想想吧，我们改革开放前，从50年代、60年代到70年代，我们虽然有不少发明，但是我们耗费了多少人力、财力、物力！你想想我们58年大炼钢铁，大跃进，投入了多少劳动力，大概7000万人上山；我们投入了多少物资，钢铁、各种木材、水泥，浪费消耗了多少财富和劳动力。我们又搞大跃进，又搞小土群，小土群就是大量的劳动力，大量的物资、资金投进去了，结果没有太多的成果，因此我们的科学技术没有发挥作用。如果按照精确的测度计算的话，在改革开放前十几年我们的投入远远大于产出，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不是进步反而是退步了，是个负数。也就是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没有起到推动作用。”aihuau.com1 没能起作用，为什么呢？因为按照索罗的模型说投入与产出剩下的才是科学技术进步，剩下的是个负数，因此，按欧美可比的办法计算，科学技术过去根本没能起作用，因为投入大于产出，因为负数那部分就是科学技术。但是我们从改革开放开始计算，测度了一下，到了八九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科学技术对经济贡献已经比较的大了，占16%，所以科学技术已经进步了。而最近几年呢，李院士估计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是28%，现在西方国家，科技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美国到了70%多，贡献率非常大，因为投资非常精炼，劳动力也非常节约，所以科学技术创造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大。 李京文认为科学技术就是单位投入所创造的经济价值，经济价值越大科学技术就越进步，科学技术越进步贡献率就越大。李京文强调，数学模型对于科学技术进步非常重要，哪一类科技是有用的，哪一类科技是贡献率大的，通过数学模型才能计算，必须用索罗的模型来计算。所以你要知道科学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就一定要用数学模型来计算，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这种方法，数学模型不是单纯的数学，是数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才能做出数学模型来。我们说数量经济学是交叉学科，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是一种新兴的学科。 数量经济学对科技、对产业有贡献，哪个产业应该发展，哪个产业不应该发展，用数学模型便能够计算出来，对发展哪一个产业，有多大的贡献，应不应该重点扶持，都能计算出来。李京文院士介绍，目前，经济学家对于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应该说逐渐被整个社会、被科技界所接受，只不过在具体的做法上还有些分歧。 “科技进步就是经济增长，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谁呢？据此我们做了一个研究，综合很多事实，我提出了科学技术是富国之源这个观点。” 李京文认为，国家富就是表明创造的社会财富多，但创造社会财富就要投入很多财富。所以财富怎么来呢？比如说我们每年的GDP是一万美元，我要创造这一万美元需要投入五千美元还是八千美元？可以用五千美元创造一万美元，也可以用两千美元。这是效率问题。比如说能源，现在我们国家的单位GDP能源投入比较高，美国的效率是我们的3倍，日本比我们高5倍左右。所以用同样的投入可以创造更多产出，这就是我们提高生产力的方式要用节约的方法，而不能用粗放的方法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用科技原理讲，就是科技越进步创造的财富就越多，我们社会每年创造的财富都在增加，但由于产出要扣掉投入，剩下的那部分才是真正使人民得到好处的财富，这部分财富才真正是我们国家富起来的象征，而这部分实际上是靠科技进步得来的。因此要使我们国家富起来，要使我们国家得到更多好处，必须靠科技进步！也就有了科技进步是富国之源这个观点！ 技术经济论证是经济发展科学决策的关键
不仅是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同时还作为我国技术经济学的奠基人，李京文院士说：“技术经济学在中国过去是没有的，于光远同志比较强调，而自己在苏联留学时也是学这个学科的。技术经济学简单说就是把技术跟经济结合起来研究，用研究经济的方法来研究技术、评价某一项技术经济效益的学科。这门学科是研究对某一项技术、某一项规划、某一个科研项目、某一个工程项目如何实现经济投入最少、产出最大，或者说用最少的投入，产生最大的产出的科学。要实现一定的投入能够产生更大的产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做很细致的分析研究。因此有了技术经济论。” 李京文院士回忆这个方法在中国发展的故事：这个方法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几个搞经济的人不断地呼吁和宣传，逐渐被中央领导所接受。陈云同志对其他搞经济的领导讲，我们也要搞可行性研究，没有可行性研究重大项目不能上马，不能轻易上马。这成为推动可行性研究的契机。为了搞可行性研究，就需要有一系列的计算方法。计算方法需要很多参数，国家计委就组织了一批专家来研究，首先研究方法与参数。当时在设计院抽调一些同志，也有钢铁、化工、纺织、建筑材料规划研究院的同志参与。这个研究团队设在国家科委技术经济办公室。他们完成后，国家计委要进行鉴定。当时李京文是鉴定委员会的主任。由于是新事物，大家没有经验，有的人承认，有的人不承认。因此国家计委领导比较慎重，下通知说，在一些重点项目上试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参数的第一稿是一个厚厚的本子，包括怎么计算折现率等等，是1997年评审的。从1997年开始试用，现在已经是第四稿了，现在由建设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领导，由标准研究所负责，由他们继续做工作。 当时还有一个原因，是要接受世界银行的贷款，要想拿到贷款，必须提供可行性研究报告。因此在这内外两种力量的推动下，可行性研究、技术经济研究的方法得以在我国推广。现在的情况是，所有的大型项目必须经过可行性研究，没有可行性研究根本通不过。 虽然这一套方法并不是很复杂，但是必须经过一定的专门训练才能掌握，而且它有明确的规定，计算的方法都有标准。当时掌握这套方法的人还是少数，现在掌握的人开始越来越多了。“当时很多重大项目都叫我去参加，让我主持。” 李京文院士说到这里有些笑容，“我们的事情总算是做成功了。第一个重要项目就是三峡工程。” 大家都知道三峡工程的论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起初是由长江办负责。后来到70-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决定要建，又开始重新论证。当时国家科委组织论证，到84年有一个结果，国务院就批准了，可以上马。当时设计的水位很低，只有150米，但还没有开建，各方面的意见很大，尤其重庆。所以到1986年中央决定重新论证，小平同志提出再重新论证一次，对论证结果的疑问提出了很多的看法。 1986年，时任水利部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提出这个论证由水利部来负责，所以这个论证的领导就交给了水利部。原来设有很多专家组，如泥沙组、防洪组，从水电部接过这个论证以后重新组织论证，发现没有经济组，所以当时决定经济由一个组来论证。“我参加这项工作是必然也是偶然。” 李京文院士说。 “必然就是我是倡导搞这个技术经济认证的，所以人家找我是有道理的。偶然就是钱部长为了找领导推荐这个组的合适专家，当时国务院没有合适人选，她就到中国社科院去了。找社科院的领导，派一个人来负责这个专家组。后来社科院的领导说这个是属于数量经济研究所的业务，应该派所长去。当时我是这个所的所长。” 李京文去后开始只当个组员，经几次调整，这个经济专家组一分为二，一个组专门管投资，管需要多少钱；另一个叫综合经济评定专家组，就是计算投资效果、建设效果。我负责综合经济评定专家组。“自己从理论方法到实践都做了，我感到非常的幸运。” “后来水利部又要搞南水北调工程，也要我参加。中线的论证结果是我主持通过的。与此同时，科委、计委几个部门建议要建京沪高速铁路，当时也需要前期论证。因为是个新鲜事物，所以要进行前期论证，前期论证的时候呢，经济组又交给了我负责。” 李京文介绍，最近三峡工程快建成了，中央决定要对它进行后评估。因为还没有完全建成，还差一点尾巴，所以叫阶段性论证。这个事情交给了中国工程院。因为选专家有一条原则，就是原来参与的专家要回避，所以我没有参与这个评估，但我作为经济财务顾问参与了。从最近情况来看，虽然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但根据我初步了解，我们觉得三峡工程从建设情况和现在建设的结果来看，效果非常好，效益非常大，当时决策建三峡完全是正确的。当时的论证结果，我们综合评定专家组的结论是这样的：三峡工程是利大于弊，早建比晚建有利。因此我们建议尽早上马。这个结论经过总的论证、领导小组同意以后，报给中央，后来邹家华副总理在全国人大汇报三峡工程的时候就用了这几句话，就是“三峡工程有利有弊，利大于弊，早建比晚建有利。因此建议尽快决策上马”。 李京文说：“我们的论证还是非常公正的。因为三峡工程的论证应该是最民主的，当时共有四百多位专家参与。钱部长要求专家组成员超过半数要非水利专家，像我就是非水利专家。相当多专家充分发表了意见，专家组经过多次讨论、多次论证进行比较，专家领导小组，就连14个中央组统一的讨论都是采取大型的讨论方式，都很民主，论证的结果应该说很正确。” 李京文认为，这个工程正式上马建设非常正确，三峡如果不上的话，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缺电的情况根本解决不了。三峡上马以后解决了华东的电力问题，因为东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南部发展这么快，电力需求量必然很大。三峡上马以后把电输到上海、华东几个省。珠三角、长三角用电都很紧张，原来是不准备输到华南的，后来也把电输到华南，这样就解决了东部沿海经济发展缺电的问题。另外四川、重庆发展以后，用电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所以说效益非常好，社会效益、企业效益都很好。（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李京文院士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