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女儿征婚条件 我为宗庆后打官司(2)



◎逆转:查封达能股份

曾经橡皮图章的职工工会忽然杀入,股东代表诉讼查封达能在合资公司的股份,达能股价大跌,被迫搬来法国总统游说议和,结局如何?

 我介入到达娃之争后,果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诉讼模式——股东代表诉讼。

 一般情况下,股东权益受到侵害以后,是由公司管理层代表公司来主张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权利。但新《公司法》规定,如果公司的管理层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去主张这个权利,此时股东可以替代管理层,代表公司去起诉侵权人,这就是股东代表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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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庆后女儿征婚条件 我为宗庆后打官司(2)
 当时,如果要查封达能方在合资公司的股权,娃哈哈一方必须在现有法律事实和法律框架内对达能系公司提起诉讼以及诉讼保全申请。但在达娃之争中,达能最大的王牌是合资合同中关于“非竞争性条款”的约定,它以此为利器,对娃哈哈提出了一系列诉讼和仲裁。相反,由于合资合同中关于达能方的同业竞争问题的约定却语焉不详,而且其中约定的双方纠纷解决方式为国际仲裁。因此,娃哈哈欲对达能提起法律反击,必须绕开合资合同条款的约定以及规避国际仲裁规则的适用。

 基于以上事实,并经过对达能通过其子公司参与的各合资公司股权结构和基本情况的分析,我们最终选择以潍坊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和潍坊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为目标公司,以杭州娃哈哈广盛投资有限公司为平台,以杭州娃哈哈广盛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之一,即杭州娃哈哈集团工会为原告,以达能集团公司、乐维有限公司和MYEN PTE LTD为共同被告,在潍坊中院提起了股东代表诉讼。其基本诉讼主张是,请求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包括停止自身或通过全资子公司在非娃哈哈合资公司的持股及经营,停止相关董事的委派,以及停止对杭州娃哈哈广盛投资有限公司及原告的所有其他侵害,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广盛投资经济损失1000万元。

 通过这一记出其不意的“杀着”,使得娃哈哈从达能在多个战场发动的围追堵截中缓过神来,并展开绝地大反击。

 在此之前,达娃之争一直缺乏对职工股东利益的关注,损害了职工的利益。其实职工工会15人代表了公司的利益。所以我们代表娃哈哈的职工工会来行使权利,向法院起诉查封了达能的两家合资企业。

 这只是我们的第一步,因为达能与娃哈哈一共有39家合资公司。如果第一步不成功,我们还可以继续选择在全国的其他37家公司提起诉讼,全面查封达能的股份,这样更有效地维护职工的利益。

 查封以后,我代表娃哈哈工会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全面阐述了我们的起诉原因与理由。尤其提到达能要撤换300名合资企业经理人员,这是对我们职工权利的一种巨大威胁。所以我们要主张权利来查封达能的股份。

 经此一役,达能在整个国际上的影响开始转为负面,公司股价应声大跌。他们马上找宗庆后要求和谈,并提出双方都休战两个月。为了这个,他们甚至还搬来了法国总统萨科齐作为说客。

◎逼和:中国市场应对法国游说

没有人怀疑,政治因素在达娃之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或许包括娃哈哈方面在内的许多中国人都没有想到,在这件事情上,法国人比中国人更“讲政治”,确切地说,是法国人更迷信政治。

 2007年11月,法国总统萨科齐访华,一度被认为是这个系列剧的“转折点”。因为萨科齐回国不到一个月,达娃双方便发表公开联合声明称:遵照中法两国政府的期望,双方同意结束对抗,回归和谈。

 如此戏剧的转折,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萨科齐访华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内容,其中之一就是解决达娃之争。最初,中国政府没有回应,因为中方不认为这是两国领导人层面上解决的问题。但萨科齐在多个场合又反复提出这个问题,胡总书记也只好指示商务部的相关领导解决这个事。

 萨科齐最后一次提的时候,他提出来干脆撤诉,撤诉再谈。中方说既然提请法律程序,那就让达娃双方谈。在具体谈的时候,达能那边就偷换了一个法律概念,说我们同意暂缓诉讼,不是停止诉讼。

 暂缓诉讼和停止诉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暂缓诉讼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停止诉讼是要主动向法院、仲裁机构提出一个停止仲裁的申请。当时达能以为经过总统斡旋,肯定对娃哈哈是有压力的,可以达到低价收购非合资公司股份目的。所以他们就只说是暂缓,结果在最后谈判的过程中拂袖而走,失败了。

 相反,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中立、公平是可圈可点的。达能最主要的失误,始终是进入中国以后带有强权谋略的色彩去跟合作方处关系。光明王佳芬写的传记里,把达能简直说得是十恶不赦,到处都是阴谋诡计,成天算计中国人。看它的合作案例,就带着法国公司不了解中国国情,又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强权性地设计各种各样的东西让你接受的色彩。

 当然,一个人落入了对手的陷阱,显然也与自身的错误有关。娃哈哈也有错。宗庆后不但错判了法国的对手,也错判了中国的环境。

 当双方打到最如火如荼的时候,正好是2007年“两会”上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被提出的时候(当年6月份就出台了相关法律),所以所有的策划团队都告诉宗庆后,在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上,实际上不会容忍达能这么去兼并的。于是,宗庆后就给对手暗示,如果你能在商务部通过国家经济安全的允许了,咱们就可以往下谈。如果通不过,就不能继续做。按道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措施。

 “爱国牌”,无疑是宗庆后打出的一个“政治牌”。他以为国家经济安全法案刚刚实施,完全可以挡住达能的兼并。但他没有想到我们的舆情对民族问题,对民族品牌问题的认识,远远不如法国。宗庆后表示,当年百事可乐要并购达能的时候,法国总统、总理全部出动,舆论都极力抨击百事可乐,迫于政治和舆论压力,最后百事可乐自己声明不干了。但中国的精英、中国的舆论没有支持民族品牌,这是大出宗庆后所料的。

 有市场人士指出在这场跨国斗争中,中国政府没有像法国政府那样,为了民情、为了选举,而违背和放弃一切基本的市场规则,无论如何要支持达能,中国政府的态度虽然一直比较积极(关心事件的解决),但立场却较为超然和中立(尊重市场和法律规则)。这意味着,这场斗争不仅为中国企业家们提供了宝贵而生动的案例,也为对手们上了一堂课。

◎抹黑:遭遇达能舆论施压

从达娃之争开始,宗庆后是丑闻不断,包括偷税漏税、美国绿卡的问题,以及侵吞国有资产,但纵观整个双方争论的焦点,归根到底是利益之争,是达能希望低价收购非合资公司股份。

为了达到逼宗庆后屈服的目的,他们动用了舆论战,包括聘请国际公关公司,甚至聘用侦探公司盯梢跟踪宗庆后。希望以此在名声上搞臭他,在道德上贬低他,在法律上否定他,通过非常多的方式,降低宗庆后在社会上的评价。

 

“绿卡门”是个误解

 关于宗庆后的美国绿卡,最主要的问题是他应不应该连续两届连任全国人大代表,上纲上线一点就是对国家的忠诚与否。

 而实际上,美国绿卡是中国商务人士进出美国办理的一个永久居留的相关证件。1993年,娃哈哈那时候还是属于一个国有企业,在美国办了一个娃哈哈美国投资公司,这个公司是通过当时外经贸部批准设置的,为了进出方便,宗庆后就办了一个绿卡。2000年到2005年期间,宗庆后很多次到美国去,从2006年之后就没去了。按照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这种长时间不去,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法律效力。绿卡问题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这么复杂、严重,只不过就是进出美国的一个证件而已,否则每次赴美都要到大使馆的商务部门重新签证,很麻烦。

 我们判断一个事情是否妥当,首先要从它的合法性,从它的法律依据来做一个分析。目前我国的法律,包括宪法中,人民代表的资格有三个条件:本身不存在什么犯罪行为,年满18岁,中国公民。这些条件衡量起来,绿卡也不是美国国籍,是进出美国的一个相关证件,从法律上不能因为他有绿卡就不能担任全国人大代表。

“税务风波”已经平息

 从国内的相关税法规定来看,宗庆后为合资公司服务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些合法的报酬,达能在新加坡的子公司先后给宗庆后支付了7000万美元的收入。表面看这个收入很大,实际上这是合资十年,宗庆后给合资公司创造了巨大利益的情况下应该获得的合法收益。

 当时双方的约定,是由宗庆后负责缴税。但是法律另外还有规定,合资公司或者境外公司给相关人员支付的报酬,由支付报酬者相关机构以及合资公司负有代扣代缴的义务。宗庆后本人并不知道达能没有帮他代扣代缴,直到去年十月份知道达能要告他,然后经过自查,咨询律师,发现确实没有代扣代缴。在这之前宗庆后计算这个收入的时候,他感觉好像少了一部分,按照他们双方的协议,应该获得的收益和实际上获得的收益有差距,当时他就问了达能的人,达能说有一部分是帮你在境外缴了税的,所以他始终认为是帮他在境外代扣代缴了,后来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他就马上去补缴了一个多亿税和一个多亿的滞纳金。因此,税务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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