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山寨文化凶猛
在今天搞规模经济，意味着打价格战，钻低附加值的世界地沟。要想让中国制造再激荡30年，就得鼓励蔡明介和联发科这样的开放平台，让所有在其上开店的“山寨”，成为奔涌个性化财富的源头，这样我们才能解放创意，解放创意生产力，从而解放中国制造。什么是山寨机？有人说是“硬件性能强大，价格低廉，外形类似品牌机”的杂牌手机。而百度搜索出来的山寨机的特点至少有六七条之多。这些概括，除了把山寨机最主要的特征丢了，其他方面还算比较全面。 实际上，山寨机最主要的特征是“共享平台+品种多样化”的范围经济性。它解放了中国制造，使其从1.0版的规模经济转向2.0版的范围经济，实现了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的升级换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2.0版aihuau.com 共享平台，指的是山寨机采用联发科的MTK手机芯片和名为“Turn-key”的全面解决方案；品种多样化，指的是厂商采用了这个方案，只需要加一个手机外壳即可成品，形成中国手机百花齐放，型号种类居全球之首“盛况”。这才是山寨机的真正内涵，所有其他概括，都是一地鸡毛，不知所云。 小艾尔弗雷德D8226;钱德勒有本经济学名著，叫《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按老钱的看法，“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有1.0版和2.0版之分。前者是规模经济（即品种不经济），后者是范围经济（即品种经济）。前者初级，后者高级。 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观察中国经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山寨机出现之前的经济，是规模经济，品种不经济，因此只能打价格战；山寨机出现之后的经济，是范围经济，品种经济，规模并不经济，但靠变花样取胜。众人误读山寨机主要靠打产品价格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范围经济有多种叫法，如网络经济、长尾经济、大规模定制……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门道：平台与产品分离，平台单一化而产品多样化，规律是“越集中，越分散”。 例如，微软之前，平台与产品不分。盖茨将操作系统（相当于联发科的MTK手机芯片和名为“Turn-key”的全面解决方案）与应用软件（相当于不同山寨机作品）分离，一举打败了苹果（相当于平台与应用不分的国外名牌和国内名牌）。又如，电信基础设施与网游、短信等增值业务分开，使网络经济性得到发挥；如果电信去搞网游，就会落得像现在的“正规军”手机同样下场。 大规模定制的提出者派恩提到：大规模是工业生产方式，定制是农业生产方式。大规模定制就是对两种生产方式扬长避短。大规模是指平台、模块，例如MTK芯片和“Turn-key”，对产品来说是半成品，平台和模块共享是为了降低成本；定制是指从半成品加工为最终产品中的品种多样化增值过程，例如可以视频的手机、手表造型的手机、光学变焦手机、具有验钞功能的手机、香烟盒形状的手机，宝马、奔驰、宝时捷等车模手机等，意在增值。二者结合起来，就形成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增值优势的双优势。 如果把共享平台比喻成营造王府井大街；那么品种多样化，就相当于在这条街上开店。 “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上的大忌，是价格战当头（这是规模经济的后期标志），却不思范围经济进取之道（造市与开店分离）。在蔡明介之前，无论是爱立信、飞利浦等，还是联想移动、波导等，都是王安、苹果的“造市——开店”一体化模式，没有分离手机芯片和手机界面。甚至联想移动在得到这方面的提示后，仍然没有意识到联发科玩法的意图所在，那就活该倒霉了。 蔡明介和联发科，就是手机中的盖茨和微软。他们从游戏规则入手，一下就改变了整个行业。从1999年底蔡明介从Rockwell挖来徐至强，到联发科在手机芯片领域全球排名仅次于高通和德州仪器，位列第三，仅仅用了七八年时间。比较MTK芯片和“Turn-key”，成功的关键在于后者，因为它相当于具备API（应用程序接口）的视窗，一下把手机从基础设施，变成了应用，解放了创意这个生产力，从而解放了“品种多样化”这个新财富来源。 “Turn-key”缩短开发周期，经济学上的意义，是使下游攒机商获得了品种经济性的条件。利用“Turn-key”，可以比原来规模经济的手机生产方式，在同等成本条件下，开发出更多品种、更多功能，使用户选择多样化。或者倒过来说，实现同样多品种和满足同样多用户选择，成本要低得太多太多。“用户选择多样化”用术语来说，就是个性化。蔡明介推动了手机行业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的历史性转变。 相对于媒体的迟钝，竞争对手武平和展讯已经看出了门道，决定在芯片产品开发上“退一步”——不再提供完整方案，而是只做一半；让厂商在平台基础上，继续做应用层面的开发，“有助于实现产品的个性化”。
个性化财富激荡下一个30年 对山寨机的两个主要指控——逃税、缺乏服务——放在范围经济全局看，不是主要问题。 第一，山寨机固然有价格优势，但从根本和长期来说，并不靠价格战。成本是从共享平台上省来的，联发科并没有偷谁的税；攒机商偷税的问题是有，应该把他们招安。而17%的税，相对于山寨机价格来说，也不是致命的。更主要的是，即使山寨机的价格优势不再，也并不影响它的品种优势，甚至还会迫使它进一步发挥品种优势。 第二，山寨机缺乏服务倒是事实，但解决办法不是让山寨机厂家去提供服务，而是培育出一个针对山寨机的服务业来解决这个问题。共享社会网络服务，正是范围经济特点所在，是今后的努力方向。 从手机跳开去，山寨机对中国发育“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具有重要启示。 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什么走到了要“过冬”的境地？抛开短期因素（如资金问题）不说，我认为有一点，大家都没有提到，就是改革开放30年，同时又是规模经济的30年。在今天搞规模经济，意味着钻低附加值的世界地沟。规模经济的终点，就是打价格战，大家一起玩完。 未来的改革开放30年，将是范围经济的30年。我们靠什么再激荡30年？只有适应小批量、多品种的范围经济，在相机、电视机、汽车等所有领域，鼓励蔡明介和联发科这样的开放平台和“王府井大街”，让所有在其上开店的“山寨”，成为奔涌个性化财富的源头，我们才能解放创意，最终通过解放创意生产力，而解放中国制造。 资金、技术、管理、信息、人才，解决这些短期问题，全都是一鳞一爪的治标之策，我们需要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上，进行更深的反思，来一个大的转变。 山寨机就是我们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