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山寨智能手机 “山寨”是个好老师



系列专题:山寨文化凶猛

在今天搞规模经济,意味着打价格战,钻低附加值的世界地沟。要想让中国制造再激荡30年,就得鼓励蔡明介和联发科这样的开放平台,让所有在其上开店的“山寨”,成为奔涌个性化财富的源头,这样我们才能解放创意,解放创意生产力,从而解放中国制造。

什么是山寨机?

有人说是“硬件性能强大,价格低廉,外形类似品牌机”的杂牌手机。而百度搜索出来的山寨机的特点至少有六七条之多。这些概括,除了把山寨机最主要的特征丢了,其他方面还算比较全面。

 实际上,山寨机最主要的特征是“共享平台+品种多样化”的范围经济性。它解放了中国制造,使其从1.0版的规模经济转向2.0版的范围经济,实现了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的升级换代。

“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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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平台,指的是山寨机采用联发科的MTK手机芯片和名为“Turn-key”的全面解决方案;品种多样化,指的是厂商采用了这个方案,只需要加一个手机外壳即可成品,形成中国手机百花齐放,型号种类居全球之首“盛况”。这才是山寨机的真正内涵,所有其他概括,都是一地鸡毛,不知所云。

 小艾尔弗雷德D8226;钱德勒有本经济学名著,叫《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按老钱的看法,“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有1.0版和2.0版之分。前者是规模经济(即品种不经济),后者是范围经济(即品种经济)。前者初级,后者高级。

 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观察中国经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山寨机出现之前的经济,是规模经济,品种不经济,因此只能打价格战;山寨机出现之后的经济,是范围经济,品种经济,规模并不经济,但靠变花样取胜。众人误读山寨机主要靠打产品价格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范围经济有多种叫法,如网络经济、长尾经济、大规模定制……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门道:平台与产品分离,平台单一化而产品多样化,规律是“越集中,越分散”。

 例如,微软之前,平台与产品不分。盖茨将操作系统(相当于联发科的MTK手机芯片和名为“Turn-key”的全面解决方案)与应用软件(相当于不同山寨机作品)分离,一举打败了苹果(相当于平台与应用不分的国外名牌和国内名牌)。又如,电信基础设施与网游、短信等增值业务分开,使网络经济性得到发挥;如果电信去搞网游,就会落得像现在的“正规军”手机同样下场。

 大规模定制的提出者派恩提到:大规模是工业生产方式,定制是农业生产方式。大规模定制就是对两种生产方式扬长避短。大规模是指平台、模块,例如MTK芯片和“Turn-key”,对产品来说是半成品,平台和模块共享是为了降低成本;定制是指从半成品加工为最终产品中的品种多样化增值过程,例如可以视频的手机、手表造型的手机、光学变焦手机、具有验钞功能的手机、香烟盒形状的手机,宝马、奔驰、宝时捷等车模手机等,意在增值。二者结合起来,就形成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增值优势的双优势。

 如果把共享平台比喻成营造王府井大街;那么品种多样化,就相当于在这条街上开店。

 “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上的大忌,是价格战当头(这是规模经济的后期标志),却不思范围经济进取之道(造市与开店分离)。在蔡明介之前,无论是爱立信、飞利浦等,还是联想移动、波导等,都是王安、苹果的“造市——开店”一体化模式,没有分离手机芯片和手机界面。甚至联想移动在得到这方面的提示后,仍然没有意识到联发科玩法的意图所在,那就活该倒霉了。

 蔡明介和联发科,就是手机中的盖茨和微软。他们从游戏规则入手,一下就改变了整个行业。从1999年底蔡明介从Rockwell挖来徐至强,到联发科在手机芯片领域全球排名仅次于高通和德州仪器,位列第三,仅仅用了七八年时间。比较MTK芯片和“Turn-key”,成功的关键在于后者,因为它相当于具备API(应用程序接口)的视窗,一下把手机从基础设施,变成了应用,解放了创意这个生产力,从而解放了“品种多样化”这个新财富来源。

 “Turn-key”缩短开发周期,经济学上的意义,是使下游攒机商获得了品种经济性的条件。利用“Turn-key”,可以比原来规模经济的手机生产方式,在同等成本条件下,开发出更多品种、更多功能,使用户选择多样化。或者倒过来说,实现同样多品种和满足同样多用户选择,成本要低得太多太多。“用户选择多样化”用术语来说,就是个性化。蔡明介推动了手机行业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的历史性转变。

 相对于媒体的迟钝,竞争对手武平和展讯已经看出了门道,决定在芯片产品开发上“退一步”——不再提供完整方案,而是只做一半;让厂商在平台基础上,继续做应用层面的开发,“有助于实现产品的个性化”。

 最好的山寨智能手机 “山寨”是个好老师
个性化财富激荡下一个30年

 对山寨机的两个主要指控——逃税、缺乏服务——放在范围经济全局看,不是主要问题。

 第一,山寨机固然有价格优势,但从根本和长期来说,并不靠价格战。成本是从共享平台上省来的,联发科并没有偷谁的税;攒机商偷税的问题是有,应该把他们招安。而17%的税,相对于山寨机价格来说,也不是致命的。更主要的是,即使山寨机的价格优势不再,也并不影响它的品种优势,甚至还会迫使它进一步发挥品种优势。

  第二,山寨机缺乏服务倒是事实,但解决办法不是让山寨机厂家去提供服务,而是培育出一个针对山寨机的服务业来解决这个问题。共享社会网络服务,正是范围经济特点所在,是今后的努力方向。

 从手机跳开去,山寨机对中国发育“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具有重要启示。

 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什么走到了要“过冬”的境地?抛开短期因素(如资金问题)不说,我认为有一点,大家都没有提到,就是改革开放30年,同时又是规模经济的30年。在今天搞规模经济,意味着钻低附加值的世界地沟。规模经济的终点,就是打价格战,大家一起玩完。

 未来的改革开放30年,将是范围经济的30年。我们靠什么再激荡30年?只有适应小批量、多品种的范围经济,在相机、电视机、汽车等所有领域,鼓励蔡明介和联发科这样的开放平台和“王府井大街”,让所有在其上开店的“山寨”,成为奔涌个性化财富的源头,我们才能解放创意,最终通过解放创意生产力,而解放中国制造。

 资金、技术、管理、信息、人才,解决这些短期问题,全都是一鳞一爪的治标之策,我们需要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上,进行更深的反思,来一个大的转变。

 山寨机就是我们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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