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者按： 此为武克钢先生慷慨谏言。 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武克钢时有肺腑之言。两年前，他呼吁中国需要构建工商文明，引起强烈反响。今天，在中小企业倒闭潮汹涌而回应者寥寥之时，他站出来呐喊，对于支撑了30年中国经济神话的中小企业，决不能让它们生如草芥，死如尘埃。它们的消亡是整个国家、社会的痛。 “中小企业是低端的、消耗资源的，理应被淘汰的。”可是有谁去细数过50.2%的税收、75%的就业岗位、60%的出口创汇、65%的发明专利是中小企业创造的？“淘汰导致产业升级。”可是岂有抽干血然后再让你升级的逻辑？ 对于未来出路，武克钢开出的药方是：“轻税重罚、轻管重处”；改政、松绑、减税、放贷，实业仍然救国。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历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我也在看这30年，或许鲜少理论色彩，却有实实在在的自我体会。在我看来，这30年总体上就是给社会松绑，最突出的是在三件事上:一是把土地的支配权还给农民；二是让外国人到中国来办厂；第三就是中国人可以做买卖、办工厂，当企业家。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一片欣欣向荣。aihuau.com 然而，就在轰轰烈烈地纪念讴歌之际，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中国最大的就业岗位和税收的源泉——中小型企业，竟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倒闭潮”，支撑了30年中国经济神话的中小企业竟然成为了牺牲的对象!对中小企业的误读与妖魔化 对于中小企业，我们有着太多的误读。一种几乎成了共识的观点认为它们是以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然而，中小企业以不到20%的金融资源却创造出了50.2%的税收、60%的出口创汇及65%的就业岗位。说到破坏环境，大型企业的排污、污染比例都远远高于中小企业。 现在，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谈得最多的是拨乱反正的政治决策，以及意识形态的争论等。这些应该谈，也应该大谈特谈。但是，谈到中小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则不多；即使谈，也是蜻蜓点水。 事实上，2007年12月11日，我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在首届中小企业节的讲话中已披露：截至2006年底，全国中小企业已有1000多万家，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上交税收占50.2%。在吸纳75%的城镇就业人口的同时，还为75%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时，中小企业也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中国65%的发明专利、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 这些数字表明，中小企业以其灵活的机制、强大的生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在稳定经济、吸纳就业、出口创汇和提供社会服务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力军。 那么消耗的资源呢？有人以中小企业大量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为病垢指责中小企业。那么，另一组数据也许能说明问题。 中小企业消耗的金融资源不到我国金融资源的20%，这可能是一个不争的数据，中小企业基本没有得到各级财政的直接拨付，银行信贷是中小企业金融资源的主要来源。以不到20%的金融资源创造出50.2%的税收和60%的出口创汇及65%的就业，大约不能算是资源消耗吧！
资源有可以定量的金融资源和有形资源，以及可定性的环境资源。且不说大量的两头在外的加工型中小企业，基本不消耗重要的有形矿产等资源，就是近几年才挤入资源型产业的中小企业所占比例还是很小的。如能破除垄断，让这类企业市场化成长，其同比消耗比一定不比垄断型的企业差。中小企业拿到一点资源不容易，谁家不是珍惜使用，回收资源90%的是中小企业，中国垃圾堆里的资源都让中小企业捡光了。旧城改造，我们千万民工竟能像蚂蚁啃骨头一样，将水泥里的钢筋每一根都敲出来回收。至于说到环境资源，有数据显示大型企业的排污、污染比例都远远高于中小企业。中国制造不能陷入“抽血式”升级的逻辑 有人说，中小型企业的“倒闭潮”，是经济转型的阵痛，中小型企业可以在阵痛中转型。然而，如果没有一个支持企业发展的良性政治环境、融资环境，阵痛恐怕会演变成绝症。立法不能跟着思潮走，银行也不能做“当铺”。技术升级，无论如何都要建立在工艺和设备更新的基础上，哪有抽走你的血以后再要求你升级换代的逻辑？ 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倒闭的企业已超过10万家，而笔者认为这仅仅是冰山融塌的前奏。中小型企业何以会出现“倒闭潮”？在宏观背景上，从去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连锁反应使美国出现了经济衰退的雏形，受此影响，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开始略显疲态；从中国的情况来说，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原材料价格暴涨、劳动力成本提升，财政紧缩政策使融资更加困难等多种因素，直接影响到我国大部分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中小型企业的生存。这些都是原因，但背后的深层原因是近年来越来越紧的对民营经济的收压性政策。 意识形态立法堵塞中小企业言路 在既往的改革政策逻辑里，中小型企业无需政策扶持，它们是野生经济，或者说，只要不去打压，就是最好的扶持了。然而，随着中小企业规模不断增大，日渐成为中国产业经济中最重要的支柱性力量，那种“不打压就是扶持”的政策思维早已经被修正了。 从政策层面上来看，对中小企业产生巨大影响的，无疑是今年年初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近日，认真读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与其说是《劳动合同法》的完善，不如说是《劳动合同法》的修正。可为何一部刚出台不久的“法”，就要做出如此大的修正？而美国的一部宪法，两百多年来基本宪纲未修改过。 何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常常把立法作为立法期意识形态的缩影了。我们是靠意识形态立国的国家，跟着意识形态的指挥棒转，宪法的确立和修订，就不会进行广泛的民意调查，也不可能成为民意的基准了。中国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的思潮是不断变化的，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这毫不奇怪。但立法是不能跟着思潮走，不能跟着当时的意识形态走。 《劳动合同法》出台的背景，正是社会在偏向左，认为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大得不得了，强调要共享成果，保护弱势群体的呼声很高的时期。我们不怀疑出台《劳动合同法》有很好的动机。但是，在制定这部法律的时候，立法者有没有考虑到：第一，我们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虽然是巨大的，但改革开放的主要经济成果已通过高税额转移到政府手中，按13亿人平均分配，也才刚达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第二，在廉价劳动力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每年有2000万人口需要就业否则就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现实中，我们要求劳动力、薪资和福利立即达到与国际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是否可行？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要想和谐发展，各阶层的利益要相对平衡才可能做得到。《劳动合同法》本来与劳工界、工商界、政府管理阶层、宏观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共有利益相关，应经过充分的协商、听证，甚至是博弈；需要研究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未来的趋势，找到利益的相对平衡点，试行一段时间，最后才立法。然而《劳动合同法》在当时“左”的思潮主导下，基本排斥了与之利益最相关的工商界的参与，也没有认真地听证和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急于表功出台，结果一定是引起社会的躁动，最后只好修正。这个过程，用一句话来说，政府把自己摆放在万能的地位上了。政府一万能，社会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早在两年前，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已经出现了疲软的迹象。这些企业，是10年或20年前从韩国、我国台湾等地来中国大陆落户的，而那时却开始向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国“漂移”。当时，我们的政府对此并没有做出对策和准备。而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无疑是雪上加霜，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来说，有的就成为压垮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