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按：(读过该系列“介绍”先前篇章的读者可跳过此按语)
不久前有幸结识“新法家网站”，为发现了又一片思想的绿洲而无比兴奋。接着就想到让价值中国网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让中华文明的真精神得到更快、更广的复兴、传扬。
翟玉忠先生在新法家网站上发表的文章目前已见三十多篇，有些篇幅还较长。所论范围广阔，独到见解颇多，论述有理有据，足以发人深思。虽然翟先生同意本人在价值中国网转载他的文章，但考虑到其它条件限制以及效果，本人准备先行摘编：从翟先生思想观点的总体轮廓开始，按“中华文明（总览）”（已发）、“中国古典法家经济学”（已发）、“中国古典法家政治学”（已发）、“儒法之争”（已发）、“中西文明比较”（已发）、“中国古典哲学”（已发）、“当代世界” （已发）、“中国改革”的思路顺序编排；再选择一些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可能加上简评、或提出一些供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等，加以转载。如果摘编不能完全忠实反映翟先生的总体思想观点，不当之处由本人承担文责。不过读者可按所附网址，查阅原文，一切以原文为准。
翟玉忠 论 中国经济改革
一、以李斯特国家经济学体系代替自由主义经济学
荒谬的理论会带来灾难性结果！ 造成今天中国社会腐败和不安定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上的儒化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倾向
历史现实是，从英国到美国，除了用于对后发国家的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一涉及到自己的国家利益，即使是那些表面上最鼓吹自由经济学的强国也会回到李斯特国家经济体系中保护自己——悲剧在于：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竟成了今日中国的主流。
作为十九世纪德国工商业协会的一个顾问，李斯特因其构筑的国家经济学体系成为一切后发国家的经济学顾问，包括今日之中国。
他从理论上颠覆了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理论，斯密表面上不可反驳的理论（包括分工理论，它是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祖宗）是多么愚蠢和错误啊！美国哥伦比亚学院院长托马斯·库柏为了倡导自由贸易竟断言：国家是不存在的，是出于“字面上的创造”。
十九世纪初系统论还没有建立起来，李斯特却天才地用了“系统论”批驳亚当·斯密：“有些在私人经济中也许是愚蠢的事，但在国家经济中却变成了聪明的事，反过来也是这样；理由极为简单，缝衣匠并不是一个国家，国家也并不是一个缝衣匠，一个家族与数以百万家族计的一个社会是大不相同的，一所屋子与一片广大的国家疆上在性质上是有极大区别的。一个个人知道得最清楚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所竭力要促进的也就是这一点，但这并不等于说，由他自行设法，他一定总会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们可以问问那些法庭推事，他们是不是时常要送一些人到监狱里去，只是由于这些人独出心裁的本领太大了一些，过于卖力了一些。强盗、贼、私贩、骗子，他们对于自己周围和本身的情况、环境，也同样是极端了解的，对于他们自己的事也是极端关怀的。”
李斯特认为只有国家边境消失了，有一个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世界联盟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那么自由贸易原则才可能实现。
――翟玉忠：中国政治的癌变
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109
二、节制资本、百姓均平
私有化的“经济大革命”，其破坏程度比“文化大革命”更甚——国家战略产业被残酷肢解，老百姓福利被野蛮剥夺，那些经济学家们还口中念念有词地要国人忍受阵痛！
蒙文通先生1944 年作的《汉代的经济政策》（蒙文通，《儒学五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一文中，花了大量笔墨盛赞中国节制资本，百姓均平思想的伟大，认为这一思想解决了罗伯特·赖克指出的那种资本过于强大导致的西方社会顽疾，足以为我中华文明之骄傲。
“《董子书》以为‘圣人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篇》——笔者〔原作者，下同〕注）。是知董子之义，实超于墨孟之俦（音“chóu”，同类——笔者注），故舍其说而不循也。《管子书·侈靡》篇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至于忧。’此又晚周之说而董生之所本耶。董生使富不至于骄，贫不至于忧，是则贫富之不可废，而应有其度。贫富不废，是自由也。贫富有度，则平等也。平等而自由，固至上之制。岂今世各国所能跂及（犹企及——笔者注）者哉？我建国最高原则之树立，良以此也。董生忌乎大富大贫，曰‘节制资本’，是去大富。曰‘平均地权’，是去大贫。我固有之文化，足以定今日之国是，其义独高于欧美，顾不信欤……凡欧洲中封建贵族与工商资本，资本与劳动之争，为患稽天者，于中国史悉无之。一若中国民族独不解阶级斗争之事，而孰知此即晃错、董子之消患于无形耶？欧美今日所不能解决者，中国于二千年前已处之有其方。是安得以我自然科学之后于人，而谓我历史亦后于人耶？”
现代资本主义是西方历史千百年自然演化的结果，不能，也不可能任意移植到其他地方。现代西方好的东西要学，但“以资为本”，导致资本侵蚀社会公平公正的坏东西绝不能学——更不能紧跟在美国人屁股后面，或鹦鹉学舌，或亦步亦趋。
中国的未来必然是中国历史数千年自然演化的结果。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风雨，雄立东亚，必有其因。她的优点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炎黄子孙不能看完十八世纪从未来过中国的欧洲学者的书就宣判中华文明“封建落后”，然后弃之如蔽履。
——今天，在中国建立一个健康和谐的商业社会呼唤节制资本、关怀贫困、百姓均平、“以人为本”的本土商业理念！
――翟玉忠：富人8226;资产阶级8226;“大商”时代
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3655
三、建立和谐的政商关系 兼顾工商业和农民利益
三千年来，中国传统政商结合的宿命都是商人的最终毁灭。中国现代商人不同于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他们没有象西方商人那样经过长期的努力形成自己独立的利益表达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建立和谐的政商关系要求将商人直接纳入决策体系。
必须彻底解决长期以来中国商人依附于政府的局面，那样只会造就更多的“冯明昌悲剧”，但是也不能一味的学习西方，让商人阶层（bourgeois，资产阶级）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力量。在目前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这是极其危险的，那样作甚至会因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将中国推入混乱之中。可行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政府建立各种行业经济委员会，公私合作，国家将商人直接纳入决策体系——这将在政府与商人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英国人称之为“伙伴关系”），它将成为中国官商革命的起点！
现代国家不是像原子那样堆积起来的简单集合体，国家有自己的控制中心，有自己的意志和能动性，这些意志栖息于政治家、军人、商业领袖、艺术家、哲学家及每位国民的心中并通过法律、伦理、教育等形式具体化。现代商人作为国家经济的推动力量，面对现代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必须进入到国家决策系统之中。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无论是通过所谓的反腐还是所谓的调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市场经济中官员与商人之间极其复杂的关系——而和谐的政商关系是建立健康市场经济的基础。
――政商革命
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232
中国古典经济学已经在2500年前从理论上解决了农业问题，就是让粮食价格与工业品价格形成稳定的比价，国家用市场管调手段使粮食价格保持稳定。个人认为目前国家应提高粮食〔价格〕，再促进农业的机械化和产业化。春秋时代越国伟大的政治家计然曾指出，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兼顾工商业和农民利益（中国人的整体思想主张百姓均平，反对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
――翟玉忠:推翻压在国人头脑上的两座大山
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2695
四、彻底结束对资本/技术板块国家的依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深深陷入廉价劳动力板块的中国如何摆脱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依附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问题（参见笔者《结束资本在自由名义下的世界统治》、《改革陷井：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中国的改革陷井是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漩涡中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板块国家对资本（也就是资本/技术板块国家）的依附关系决定了它的全部特点——经济上的依附性和政治上的买办化——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产业下游从资本/技术板块国家向劳动力板块国家转移的过程不是制造环节简单地从人力成本较高地方流向廉价劳动力国家的过程。资本所到之处，首先要摧毁这个国家的产业基础（从科技创新能力到民族品牌），以便〔使〕该国一劳永逸地依附于自己。
首先，。。。合资企业没有产品设计确认权，因此难以对引进的产品技术进行任何修改和创新。
第二，由于引进新产品的主导权被外方掌握，所以合资企业不可能进行违背合资外方母公司利益的创新活动。
第三，在外方主导产品权的情况下，合资外方很难容许在合资企业中存在一个活跃的研发组织。中国企业与外方合资过程中，原国有企业的研发力量大量流失。
失去研发能力的中国很快成为外国大汽车公司角逐的战场。不仅是汽车行业，中国几乎所有重要产业都被殖民化了，而且依附性有越来越深的趋势。
1992年以来，中国积极实施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这个战略本身是无可挑剔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关键要素劳动力的管制使市场成为不可贸易的宝贵资源，象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都是先利用自己的市场资源形成品牌，然后再走向世界，那么为什么中国会赔了市场又折了技术呢？其根本原因就是那些官僚的买办化趋势——中国的官僚买办几乎总能逍遥法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