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据说，在李嘉图（1772—1823年）的时代，贵族家庭招聘家庭教师的首要条件是要掌握政治经济学。可见，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显学”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了。
既然是一门显学，有人推崇，也会有人反对。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年）就把政治经济学叫做“阴郁的科学”，他还嘲弄道，“在所有的鸭鸣声中，政治经济学家的叫声是最响的。它不是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什么使人幸福、道德、有信仰，而是相反，它告诉我们如何用法兰绒上衣去交换猪肉。”[i]将政治经济学讥讽为“阴郁的科学”，是因为马尔萨斯（1766—1834）的《人口原理》揭示了人口自然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可能带来战争、瘟疫的悲惨情景，而对政治经济学只关心“用法兰绒上衣交换猪肉”的嘲弄，则是指向政治经济学将研究对象确定为人们的物质福利以及政治经济学将功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
卡莱尔是狄更斯（1812—1870年）的亲密朋友。作为哲学家的卡莱尔的思想对作为小说家的狄更斯有着深刻的影响。狄更斯最重要的历史小说《双城记》，就是在卡莱尔的历史著作《法国革命》影响下创作的。卡莱尔对经济学的态度也影响了狄更斯，狄更斯的现实主义作品《艰难时世》[ii]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嘲弄和批判经济学的小说，这一批判的基本指向是经济学功利主义。
二
故事主人公，国会议员葛擂硬是经济学功利主义的典型代表。葛擂硬首先是威廉.配弟（1623—1687年）的信徒。在他看来，事实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而事实只能用数字来判断和计量。万事万物都是数学问题。他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乘法表，随时准备对任何事物计量。葛擂硬的人生哲学是，人与人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金钱关系。人从生到死的生活的每一步应是一种隔着柜台的金钱交易。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事实和理性，而不是道德和情感。由于道德和情感对理性的成长具有腐蚀作用，因此应该从教育中清除出去。而为了将孩子培养成理性的人，最重要的学习和训练课程应该是政治经济学。葛擂硬不仅按照功利主义教育和训练自己孩子，还将他最小的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亚当.斯密.葛擂硬和马尔萨斯.葛擂硬。
葛擂硬按照功利主义哲学将他的大女儿露意莎培养成一个循规蹈矩但缺乏情感追求的人。当父亲要20岁的她嫁给50岁的庞得贝时，露意莎认同她父亲的想法——这是一桩合适的交易。对露意莎来说，婚姻本身并没有什么的价值，婚姻不过是财产和地位的结合。她对婚姻没有别的追求，只希望可以为她钟爱的弟弟在庞得贝的银行谋到一个好差使。庞得贝是当地的银行家和企业家。这是一个出身贫寒，靠个人努力取得成功的资产阶级英雄。庞得贝的人生信条和奋斗目标是——用金银餐具吃鹿肉——这就是一个从下往上爬的人的最高追求。在他眼里，金钱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尺度，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努力奋斗获得金钱的成功并炫耀这种成功。尽管富有，庞得贝仍然是一个粗鄙、恶俗的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露意莎的生活不可能幸福。
在整篇小说中，多次出现“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家”及一些经济学术语。在狄更斯眼里，“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训练人们如何实现物质利益，获得金钱成功的学问。由于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强调理性而杜绝感情，强调金钱而忽视道德，因此，这是一门邪恶的学问。狄更斯宣称，“与生活相关的一切事物中”，“都需要一些感觉和情感……这些东西在麦考洛克先生[iii]的词典中是找不到的……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一具骷髅，除非它拥有一点人类的外表和特性，具有一点人类的活力，以及含有一点人类的温暖。”[iv]狄更斯将那些宣扬功利主义，研究供求规律的学者叫做“经济学家”。狄更斯对“经济学家”倾泻了极大的敌意，“在他们眼中除了符号和均值，别无其他——他们代表了这个时代最邪恶和最可憎的恶行。”[v]有时候，狄更斯也将那些按照“经济学”的功利主义观念行动的人叫做“经济学家”。比如，庞得贝银行的职员毕周是一个小心谨慎，考虑周密，所作所为都精打细算的人，狄更斯讥讽他为“了不起的青年经济学家”。
《艰难时世》中，众生在金钱世界里倾扎，挣扎，纠缠和彷徨，人们的生活单调，乏味，肮脏和猥琐。在狄更斯看来，人们生活失败的根源在于经济学功利主义的成功。葛擂硬的薄情寡欲，庞得贝的贪婪粗鄙，毕周的背信弃义，露意莎的落寞孤寂，无不是人们以经济学功利主义理念行事的结果。在狄更斯眼里，经济学创造的物质丰裕世界（当然，这种物质丰裕是以人们物质占有的高度不平等为特点的）同时是一个精神贫瘠的世界，经济学将人们引导向物质成功的同时，也将人们带入了精神和情感的荒漠。而且，这样一个物质世界，是每一个个体都倍感孤独的世界。在联结人们关系的情感和宗教纽带被撕裂之后，作为替代的金钱并不能有效地整合人与人的关系，每个人都成为情感孤岛上的守望者。
三
在一定意义上，现代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自由市场经济是在瓦解封建桎梏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而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就是对个体理性行为的信赖，对基于个体自由的社会秩序的期望。所以，强调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所具有的即使不是启蒙意义，起码也是重要的推动作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原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杜邦就写信给斯密，说：“您大大促进了这场有益的革命。”[vi]所以我们说，现代经济学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学。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同时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而现代化又同时是传统社会解体的过程。如果说经济学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那么，经济学也同时推动了传统社会的解体。传统社会的解体，意味着塑造传统社会的情感、宗族、宗教等纽带的断裂，意味着传统社会的信仰、理想、归属等价值的终结。狄更斯看到，在传统价值解体后，人们陷入一种彷徨无措的境地。狄更斯对经济学功利主义的嘲弄和批判，主要原因正在于经济学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同时，也瓦解了传统价值。他的《艰难时世》，是在现代化冲击下即将没落的传统价值的“艰难时世”；他的《艰难时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诅咒，也是传统社会和传统价值的挽歌。
马克思也曾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传统价值观的瓦解作出过深刻的分析。“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火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vii]同样是批判，但马克思并没有怀旧和感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封建生产方式的替代以及进一步被新的更加进步的生产方式的替代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同样，一种在新的经济背景下产生并适应新的经济背景的意识形态对旧的不适应新的经济背景的意识形态的替代也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感伤和怀旧是毫无意义的，复活旧的意识形态同复活旧的生产方式一样既毫无意义也毫无可能。
就人类历史演进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显然是一个进步。起码，自由资本主义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和人们物质福利的改善——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人类才第一次摆脱了霍布斯所说的“贫穷,肮脏,粗野以及短寿”境地；同时，生产力的提高也为人们赢得了更多的闲暇，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样，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古典经济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也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起码，古典经济学大力鼓吹的经济自由主义在构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乃至民主政治制度方面都曾经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比如，斯密的《国富论》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理念不仅对英国经济制度的自由化，对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而且对美国的民主制度的建立都曾经有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不是为了回到那个“田园诗”般的传统社会——当然，马克思也从来不承认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的存在。他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但是，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具有其内在的局限，这决定了它必然为一种更加先进的生产方式所替代。同样，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承认其历史的合理性，承认其对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和发展的进步作用，同时，他强调，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需要批判。但是，马克思的“批判”不是狄更斯或者更加极端的卡莱尔等人那样的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批判，而是一种内涵“扬弃”的批判。事实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是要否定经济学，而是要发展经济学。
狄更斯对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终究只是一种怀旧情绪的宣泄。现代经济学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也必然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消灭经济学，就如同逆转历史前进的车轮一样不可能。但是，狄更斯对经济学的批判也并非毫无价值。功利主义是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建立的哲学基础，正是强调人们经济行为的目的性，才使选择的价值得以体现，才使成本－收益分析具有意义。没有功利主义哲学，经济学的建立就成为无源之水。放弃功利主义等于放弃经济学。经济学研究中对非经济因素的抽象也是经济学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没有抽象就没有分析，没有分析也就无所谓科学。但是，对功利主义的强调如果导致对非经济价值彻底否定，其最终结果可能是对经济学的否定；当经济学的研究彻底抽象了非经济因素，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将大打折扣，经济学的解释价值将丧失，经济学的存在意义也将丧失。
附:本文刊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6辑，总第38辑
[i]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著作》，中文版，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80
[ii] 狄更斯：《艰难时世》，中文版，胡文书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iii]即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1789—1864)，经济思想史学家，李嘉图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图死后，成为李嘉图体系重要的辩护者。
[iv] 转引自威廉.奥利弗.科尔曼：《经济学及其敌人——反经济学理论200年》，中文版，方钦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P160
[v]转引自威廉.奥利弗.科尔曼：《经济学及其敌人——反经济学理论200年》，中文版，方钦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P161
[vi]转引自威廉.奥利弗.科尔曼：《经济学及其敌人——反经济学理论200年》，中文版，方钦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P45
[vi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P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