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7年，我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刚刚走过了20周年。 20年来，“骑着自行车进来，开着轿车离开”的故事在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里不断上演。最初人们惊奇、窘迫、后怕，到如今的“泯然众矣”。可是这其中却有着怎样的和羞赧和苦涩。 说到底我们要感谢一个名叫鲁斯坦·拉卡卡的印度人。正是他，把孵化器带到了中国。aihuau.com1 1987年5月，拉卡卡来到北京，向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提出建议，希望中国有兴趣尝试一下“孵化器”建设。20天后，也就是1987年6月7日，我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宣告成立。 从1987年到2007年的20年间，我国孵化器的规模已经达到了614家，我们正在从孵化器大国迈向孵化器强国的路上。我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是一项长远的事业，说它是一项事业，且长远，是因为在我们的过去，缺乏的太久的便是科技创新的环境。学然后知不足，我们的孵化器还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所以，如此背景下，我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建设也将是一个长久的课题，我们无法不渴求其又好又快发展，但现实的问题却不断的浮现在我们面前，浮现在科技孵化人的面前。因为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蝉蛹化蝶的喜悦我们自是十分渴望，但化蝶之痛，我们是否能够承受得了，又能承受多少？ 2008年已近年终，作为中关村软件园孵化器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沈云良正忙于各种年终总结和报告。工作千头万绪、纷繁琐碎，但沈云良却乐此不疲，因为各项数据显示孵化器在这一年里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尤其得到了股东们充分的认可和肯定。在这种商业化运营的孵化器，股东的认可无疑是第一位的。但沈云良却对隐藏在成绩背后的问题更为关心。 “天使”难，“魔鬼”亦难？ 这个务实、精明的浙江人一开始便向我们述说了这种身份上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麻烦。 “我们的很多问题源于‘出身’。我们没有事业编制，没有政府预算，没有财政拨款。我们是商业化运营，要对股东权益负责，所以我们需要盈利、需要效益，而我们从事的又是公益性很强的行业，扮演的是某种‘天使’的角色。这种天使的角色稍有不慎就有滑向‘魔鬼’的危险，” 沈云良如是说。
沈云良的确有他的困惑与尴尬。在商业化运营的过程中，盈利的要求使他不得不减少公益的成分，而公益性服务又是国家是否给予孵化器及在孵企业诸多优惠政策的硬性指标。比如政府主导的事业型孵化器因为有财政预算对入住的科技型企业在房屋租赁费用上是很大程度的减免的，而中关村软件园孵化器因有盈利要求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流失许多科技型企业资源。政府从税收、财政到用地、贷款等等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用以扶持科技企业孵化器以及在孵企业，而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需要某些指标，如：科技型企业占园区的在孵企业要达到一定比例。孵化器因之前的原因流失掉了一部分科技型企业使其无法达到要求比例，从而丧失了享受这些优惠政策的权利和机会。 相见恨晚，谁之过？ “如果我们能早点认识早来孵化器就好了！那样可以省去很多初创期的成本”，许多创业者对沈云良如是说。如果说所谓出身问题是中关村软件园孵化服务有限公司一家或几家孵化器所面临的尴尬，那么公众对科技企业孵化器陌生乃至创业者对孵化器陌生应该说就是一个行业内普遍存在的问题了。 据沈云良介绍，不但是公众就连很多创业者对孵化器也都不熟悉，对相关政策的了解也就更无从谈起了。我们随机采访了一些即将进入职场的大学生，看看他们听到孵化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其中有近一半的人认为孵化器应该是某种孵小鸡的工具。只有两个人提到了企业孵化的概念。看来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概念还远未深入人心。虽然今年已是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诞生的第二十一个年头。去年也刚刚举办了孵化器成立20周年的相关纪念宣传活动。 个中原因，除了孵化器自身的宣传力度不够，没能使人们对孵化器有一个感性认识；政府部门的推广力度不足，没能充分展示科技创新机构的定位、功能、意义以及媒体的报道宣传不到位以外，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在原因，在社会上还远未形成一种科技创新、推动技术转移的氛围和环境。 天使投资管理法规缺位 “孵化器的天使投资亟待规范，首先，要解决天使投资管理法规的缺位问题。面向科技创业企业的天使投资，投资对象具有特殊性，如：高科技、高风险、高成长、民营，等等，那么天使投资的运作就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现在的创业园大多是国有的，国有的天使投资怎么管理，目前管理法规缺位，无法可依。非要套用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准则，显然很不适合国有天使投资的管理。其次，解决创业园管理团队的投资渠道问题。创业企业有时侯非常愿意接受创业园管理团队投入股权，但同样因为制度的问题，国有创业投资服务机构的管理人员不便向创业企业投资，也没有渠道可以投资。第三，解决创业园管理团队的利益问题。创业园管理团队对创业企业付出是很大的，但因为投资渠道不畅，这些人的付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正如沈云良所说，国家虽然对孵化器参股企业，进行天使投资的资金量有硬性要求，而且优惠政策的给予和孵化器等级评定的标准，但并没有制定详尽的孵化器所投天使资金的运作机制。这就导致一些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完成了规定的目标投资额以后就收手不干，以免“画蛇添足”。而且孵化器还面临着一个更为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对孵出企业的“后续限进”。 孵化出一个成长性很好的企业，孵化器拥有足够的信息去判断企业的投资价值。但当企业孵化毕业便与孵化器没有了关系。虽然，企业也希望再得到一些后续的帮助包括资金上的继续支持。然而孵化器具有公益性的服务功能以及孵化期三年的时间限制使它无法再进行下一步商业层面上的操作。这种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其它技术服务、中介机构。事实上，其中一些机构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以本机构为依托或独资或与其它组织共同出资成立投资公司，专营这项业务。有些已经取得了多方共赢的良好效果。但是，目前该领域依然面临着法规和制度的缺位。也就是说，游戏可以玩，但没有游戏规则。其实这种情况在科技创新、技术转移的很多环节都可以看到。也许法规制度的完善需要假以时日，或者这也是由“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试错式改革的大思路所决定的。 在采访中沈云良讲述了中关村软件园孵化有限公司注资一家企业的真实案例，可供我们管窥目前孵化器面临的某些问题。那是园内一家成长性非常好的科技企业。在企业初创期，我们以数十万的资金取得了该企业一定的股份。当时合同约定，如企业孵化出壳时没有后续其它后续融资跟进，则根据后续资金的量及所占股份选择合适的价格退出；如孵出时没有融资跟进，我们原价退出，然后收取一个低廉的回报。当然，前提是企业能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如果企业死掉，这一切也都无从谈起。可喜的是，企业的成长性非常好。毕业时的盈利能力和资本溢价都有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及时融到后续资金。我们也只能按照合同约定收取低额的回报然后退出。随后不长时间企业便融资成功，以相同的股份他们可以融到几百万美元。这件事对我们触动很大。 这个案例深刻的说明了技术服务、中介机构在扶持优秀的高成长性的企业过程中想与企业合作共赢共谋发展时所面临的一个困惑。充分印证了我们讨论的那个问题——孵化器在向企业投放天使资金后退出时的尴尬和无奈。同时，沈云良也提到，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因为本来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股权仅仅几十万人民币就被回购。“如果有人指责我的国有资产监管不力，我怎么回答。我已经听到了这样的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