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7年9月28日证监会驳回了华远的上市请求，这时华远的现金流只能维持半年，正好潘石屹上市成功，有大把的钱花不出去，我们一拍即合。可是没想到一个月后，证监会同意了华远借壳ST幸福上市的请求，真后悔卖了这两个项目。相比于王石、潘石屹，我的最大遗憾是不能完全按市场经济方式管理企业。这次老潘能捡着便宜，算起来也与政策变动有关。北京公馆位于燕莎商圈，在北京城也算名噪一时。从2007年3月开始，我就一直在与一个境外基金接洽，欲把项目整售给该基金。本来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但7月30日的限外细则使得该项目交易繁琐了许多。到现在手续也没有办妥，也因此便宜了老潘。华远重组的事搁浅之后，我比较郁闷。就在这个时候去参加了SOHO中国在香港的上市庆典，也因此稀里糊涂地被潘石屹夫妇说动了心，答应把两个项目卖掉。从开始到签字只用了40分钟，而最初的合同只有50来个字，而且是签在一张废纸上。早知道能批，我就不给他了。
除了政策之外，经营管理上，我也没有王石、潘石屹那么潇洒。王石可以去攀珠峰，潘石屹可以去拍电影，我只是个“拿着钥匙的丫鬟”。潘石屹是个体户，可以任意安排时间。但我是国有资产的代表，是打工的，不管市场发生什么变化，政府一定会让我拼命干，所以我一定要听政府的。潘石屹去玩的时候，我还得干活。王石去爬山的时候，我也在干活。也许我们干的活不一样，还有很多是一般的民营企业或非国有控股企业不干的，比如我们每年要拿出大量的投资去做地铁，这和房地产完全不相干的，但是作为国有企业必须要替政府分担压力。所以我们今年盖了地铁的好几个站。从房地产本身来说，我们今年的存储量比去年下降了一半多，但也许销售总量并没有下降多少。因为我们在市场供应的高端产品，一平方米的价格等于过去卖几平方米的价格，总的面积总量下降了，但是资产的总值是没有下降的，这也和我们的运营有关。不同的企业会采取不同的办法，国有企业恰恰要承担政策风险或者政策改革成本的一部分，而民营企业和非公有企业更多是分享改革成果，而不是承担改革风险。这中间主要是我们的体制差别，或者是身份差别。我最累的就是政府让我干一些我不愿意干的事情，比如让我投资那些不产生效益的公众设施。但是我一定会去干，因为我毕竟是国有资产的负责人，政府让我干，尽管我不愿意干我也会去干，应该说我们也不是企业家，我们是国有资产的代言人，或者只是拿着钥匙的一个丫鬟，所以我们只能按照国有资产的要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要求去做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