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式实验1981年4月15日，第一家可口可乐装瓶厂终于在这个拥有10亿潜在可口可乐消费者的国度里开工了。不过，可口可乐董事长戈伊苏埃塔悲观地认为，对“中国市场的研究”还完全处在理论阶段。这个工厂每年只能生产4800万瓶可口可乐，实际上全是供应给游客的。一开始中国消费者并不喜欢可口可乐类似于咳嗽糖浆的味道。于是，可口可乐的职员举着标有可口可乐商标的彩色气球，周末在北京各大商场推销可口可乐：五毛钱一瓶，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一时间人潮如涌。这大概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厂家第一次举办卖场促销活动。这次促销活动引起了很大震动，北京的一些报刊杂志立刻发表文章，抨击可口可乐。在此后的一年里，可口可乐又被严格地限制在外国人圈子中销售，“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虽说可口可乐受到限制，但中国企业以白芍为主要原料的可乐却被媒体看成“大有前景”。四川有天府可乐，广州有健康可乐，杭州胡庆余堂制药厂生产了西湖可乐，这些产品还都卖得不错，甚至还都有保健功能。吉林抚松制药厂开发的白芍人参可乐、杭州滋补品厂生产的以白芍为主要原料的冠芳汽水等也很受市场欢迎。《人民日报》乐观地估计：“国外的‘可口可乐’每年的销售额达数10亿美元。我国出口白芍饮料只要达到‘可口可乐’的十分之一，就可成为我国出口商品中较大宗的商品。”到了1983年，最振奋人心的还是那些改革明星们。这一年，谁都不会比步鑫生更有名。时任海盐衬衫总厂厂长的步鑫生从亲身经历中感悟道：“长期依靠商业部门‘包销’，不了解市场情况，完全听凭人家的安排，企业永远没有出息。”这个厂生产双燕牌衬衫和三毛牌儿童衬衫，派人常驻上海，设计一些新款式的衬衫去上海试销，然后从中挑选出最畅销的品种，成批投入上海市场。同时，海盐衬衫总厂还在各地举办展销会，请服装店特约经销，因此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构建了销售网络。
海盐衬衫总厂甚至还有一个“衬衫研究所”，专门从事新品种设计和试制工作。在海盐衬衫总厂，供销员的主要工作是做市场调查，他们出差时就去观察哪种颜色、哪种款式最受人们欢迎，回到厂里后，要详细填写市场信息调查表。有一次，步鑫生在上海看到一种黑底红花的针织涤纶面料颇受女青年欢迎，马上让工厂赶制，这种被称为“黑牡丹”的女衬衫一投放市场很快就在全国各大城市流行开来。正当销售高潮出现的时候，步鑫生忽然转产软立领花边女衬衫等新品种。因为在步鑫生看来，销售高潮的出现正是生产低潮的开始。果然，他的新产品又开始风行起来。在广东三水诞生的健力宝，在1984年之前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品牌。这一年，在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女排横扫“东洋魔女”日本队。次日，日本《东京新闻》刊发了一篇《中国靠“魔水”加快出击》的报道：“在中国队加快出击的背后，有一种‘魔水’起了作用。可以说，喝上一口这种魔水，精力就马上充沛了。这是一种新型饮料……今后世界各国将竭力分析这种妙药的成分，在体育饮料方面完全可能发生一场革命……”这篇夸张的报道说的正是健力宝，而李经纬则是导演“魔水”出世的魔法师。健力宝一开始便锁定了体育营销，不仅赞助了中国奥运军团，更是成为中国女排参加国际性比赛时的专用饮料。从这一年开始，健力宝每年提供价值26万元的饮料作为中国13支代表队的运动员专用饮料，这个数字比1984年健力宝的一半利润还要多，而国家当时给这些代表队的饮料费却只有区区的6000元。当健力宝用体育营销打开市场时，贵州的一家小厂开始了价格战的尝试。永江仪表厂是一个只有200多名正式职工的小企业，其产品是汽车仪表，但因为质次价高的缘故长期滞销。1979年，厂长秦世明靠向贵阳矿山机器厂借来的5万元开始转产民用电度表。1980年，他在《贵州日报》上别出心裁地刊登了一个广告：凡过去买的永江电表，价格高于现行零售价格的，工厂一律退款。这个广告虽然给工厂造成了6万多元的退款，但订货者却更多。1982年，秦世明又通过降价手段，让产品销售再一次跃升，利润也达到了137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