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前，中国消费者把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称为“三大件”。但是到了1984年，城市和农村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电视机上。就在过去的4年里，电视机的销量出现了“大跃进”，消费需求正在日益高涨。然而当时的中国，到处是买难、卖难的局面。高档家用电器供不应求，一些名牌产品不仅要凭票购买，甚至还要昼夜排队。在这一年举办的全国轻工系统定点厂电冰箱展销会上，居然有2000多人在前一天晚上七八点钟就排起了队，为的是第二天能买到广州冰箱厂的万宝牌冰箱。为了维持秩序，公安部门甚至出动了120名警察。广州冰箱厂在1984年举办的次年度订货会上收到的订单，如果以次年的生产能力来计算，起码得生产20年。订货会出现了疯狂的场面，报到台两次被挤倒，甚至有订货单位愿意以外汇、零售价格购买，还有人主动要求搭配别的产品。日本《东京新闻》的记者把这叫做“名牌货前的长蛇阵”。中国人似乎一下子变得喜欢花钱了，但生意也并不都是这么好做，哪怕有好的产品，人们也不一定买得到。究其原因，1984年，中国计划经济体系下的流通渠道和价格体系都存在严重的滞后现象。虽然一些省陆续把国营商业机构的二级批发站下放到了市里，但是开放式的商品流通并没有想当然地出现。一些地方为了保护当地的产品，封锁外来产品，规定只能销售当地的商品。北京曾发文邀请各省市客商来北京做生意，但是前来做生意的人还是很少，大家普遍的反映是到北京做生意阻力很大。但广州在这一年减少了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品种和数量，逐步取消了限价，鼓励国营、集体与个人兴办商业，市内的商业网点已经发展到了4万多个，比1979年增加了一倍。当时的广州人甚至可以吃到从遥远的新疆贩运来的哈密瓜和葡萄。产品质量问题是1985年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与此时的所谓“企业联合”有着一定的关系。市场需求旺盛，生产厂家不仅自己开足马力生产，还通过企业联合的方式来增加产量。“联营”导致一些残次零部件外流，不法商人利用这些零部件组装了大批假货。
温州此时不仅成为冒牌手表集散地，甚至还出现了冒牌手表专业村。1985年，国家经委和温州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联合采取了一次行动，一举查获2347只冒牌手表、1070公斤残次手表零部件，以及7万多个冒牌商标。上海也有类似的问题，一些街道企业不顾国家关于手表定点生产的规定，擅自从江西、山东等地购进手表机芯组装手表，不仅如此，还标上了菊花、皇冠等牌子，并像模像样地打上“中国上海”字样。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几百万只手表被倾销出去。1985年，“有奖销售”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抵制，众多仓库里质量很差的产品正是通过这种手段销售出去的。“有奖销售”一哄而起，而且蔓延得速度很快，最终国务院下发了禁止“有奖销售”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