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新的《劳动法》生效以来,张五常老先生已经三番五次地对之猛烈抨击了。其实,张五常老先生不过是经济学霸权习惯积习难返而已,与其以经济学人名义对一项国家法律如此高调反对,还不如直接反对中国政府得了。如果中国政府出台此法有失民主的话,则直接批评中国大陆的民主状况就行了。
很多经济学人都知道,政府的一项主要功能就是制定游戏规则即法律,而规则的好还是坏,判断标准只能是“多数原则”,而没有客观标准可以依据。经济学人整天研究政府应该干什么,却往往、偏偏忘记考虑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政府永远都是对的。对于一个独裁政府来说,它的行为就是“理”的准则,没有人敢说它不对。就像军队里流行的一句话“官大表准”——大家约定行动时间核对时钟的时候要以首长的表为准。既然政府存在,就是一种“强势”的表示,它代表的是强势,强势就是道理。如果政府处于弱势衰败之中,则朝野异见纷起,各自按照自己的“表”确定“时间”,就没有“表准”的标准了。而对于一个民主政府来说,它的行为就说多数人的意愿所在,按照多数原则它也是正确的。
因此,在一个稳定的政权之下,指导政府的行为、批评政府的行为、指责国家干预等等,对于经济学人而言,都是狂妄也是极其愚蠢的行为。
话归正传。
劳动力的商品化,被认为是商品生产的必备条件。
“马尔萨斯也承认,过剩人口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必要的”(《资本论》第二十三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说到: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象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象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对此有人精辟评价说:今天中国的私有化进程,就是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私人资本;另一方面,使国有企业的主人翁及其后备军转化为雇佣工人。看来,这节课补得可谓十分扎实。
众所周知,人们的劳动能力是一种天然特权,马克思也曾这样认为。这种“特权”建立在与生理上不可分离的归属权之上,而且表现为一种现实的经济权利。
在现代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当中,生产要素被概要地分为两个方面:资本品和劳动。因此说,劳动(服务)是经济的半壁河山。如果国家干预了劳动要素这个市场,就意味着在相当广的范围和相当深的程度上干预着经济。只有让劳动力充分自由流动,才能发挥其最大效应。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认为,经济的实质就是“交换”二字,而交换的制度基础是私有制,否则交换者将会丧失交换者的资格——一个人没有权力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去和他人交换。因此,如果生产要素的任意一项——劳动或者资本,出现了非私有化的倾向,则意味着交换形态的经济不再纯正。
下面浅谈当前政府对劳动要素市场干预的两个案例。
一、党管人才。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党管人才”似乎抓住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政策,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政策。但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党管人才”,要么意味着人才的非商品化,要么意味着一个政党的市场角色的确立。
如果说“党管人才”是把政党表述为一个市场角色,恐怕朝野各界都不会接受,经济学理论当然也不会接受。如果说“党管人才”意味着要促进劳动要素的非商品化,则同样党的理论家中没有人会这么直接地表述,因为上述认识已经说明了,商品化就是市场化,市场化就是私有化,因此,如果把“党管人才”看作是劳动要素的非商品化行为,则和执政党当前在市场化思潮推动下所制定的发展经济的大政方针有明显冲之突嫌疑。
曾经一度,政企分开的提法受到了传统观念的激烈质疑,但是最近又被国家领导人正式提了出来,说明我们的认识在市场的发展中也在逐步改变。胡锦涛明确提出了“五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而若坚持“党管人才”的理念,这“五分开”就会很难做到。如果人才还属于自身以外的人管,则其天然特权就在某种程度上被剥夺了。
(请续看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