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跑到城里谋生的农民也都是同政府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的。两亿五千万多农民工及其家属，这个数字不言而喻地说明，大量耕地可能处于“包而不耕”的状态。但是承包权在法律上仍在他们手中，那些强行收回土地的做法已经被法律制止。过去地方政府靠农业税费和公粮指标还可以处罚包而不种的外出打工者，但现在农业税和公粮都不用交了。在有些地方，这些离乡离土的人不仅仅变成了顶着“农”字的工人，而且还变成了真正的新时期的地主——把土地转租给他人耕种，收取地租养活留守在家的老小。当然也并非都做了地主，还有很多依靠老弱病残粗放经营，收多收少无所谓，够自己吃就行。
由农村政府出面剥夺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在法律上显然不行；而土地抛荒和粮食减产又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因此，又有些地方开始寻求突破，搞起了“土地流转”，把转租合法化，似乎一石两鸟，既不干涉外出打工的自由，又不致于土地抛荒。
但是，土地私自出租也好，合法流转也罢，总得有效益才会有人接手。那么，中国农民大量变成现实的城市人口的势态，是否就说明农业下滑的根源是土地过分分包（承包到户）造成的不规模效应？只要将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形成规模效应就可以阻止农业生产的颓势？
果真如是的话，总理的话（要让种粮比打工有效益）就和这个情况矛盾了。打工是分散的，各自为战的，种粮比打工强，当然也要是以各个农民工个体来看的。农业对土地集约化、规模化使用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大规模的、工业化的粮食生产，势必容纳不了那么多农民。
如何让种粮好过打工？粮食的涨价已经变成了不种粮食的市民的众矢之的，甚至包括农民工自身也抱怨粮食涨价在外打工吃饭多花了不少钱。
种粮的确可以比打工强，但是强起来的是大规模生产下的少数人，而不是现在户口簿上登记数量的农民，既不能解决多数农民贫穷的问题，也不能缓解城市人口因为农民流入的巨大压力。
因此，解决中国农业的问题，出路大概只有一条：让已经离土的农民工，去掉“农民”定语，变成工人（市民）；让没有离土的农民变成“农业工”——农业工人。
在这条道路上可能遇到的问题是：
第一，如何解决农民离土后土地的使用权问题。目前这种承而不包的状态显然是不合理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向的，涉及到的另一面是农民工在城市如何取得住房的权力问题。在限制市民购置第二套房屋以调控房地产发展速度的时期，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而把农村的住宅空置，不也是实质上的“第二套房”吗？这对不可以到农村购置小产权房的市民来说就不合理不公平了。
类似的，如果在解决农民工进城生活问题、关注留守儿童的舆论鼓噪之下，农民工子女今后可以在城市就读考试，那么城市孩子却要受到“高考移民”大棒的限制，也是解决不公平当中产生的新的不公平。
第二，如何解决农民变“农业工”过程中土地的归属权问题。中国的土地理论上归国家所有，农民变农业工人之后，给国家打工种粮，这在理论上似乎问题不大。农业工业化的过程应该就是粮食生产完全国有化的过程。
但是，第三，谁来做“农业工”？
靠出台“种粮比打工强”的惠农政策可以解决谁来做农业工的问题吗？不行。这个政策是建立在农民天生就是农民，农民工就应该回流农村的思路之上的。只有让农业工变成普通的工种之一，使得有可能所有的人包括市民都愿意从事的行业，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在想办法解决农村劳动力流失，以及农民工增加造成的城市膨胀问题，但是出发点和目光都落在农民身上，从来不会考虑自己也去做农民的问题，那么你自己都不愿意做农民，为何他人要做农民？
谁都知道，农业是最初级的产业，经济学俗称“第一产业”。最初级的产品想做到比打工强的地步，可能性太小太小。靠政府大量补贴以改变“无工不富”的历史认识，一个字：难！
这里所说的农业工人，并不是说要把农业变成如工业一般的市场行当。农业，尤其是粮食产业，是民众的最基本的必要需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的理论，必要需求领域是不能够市场化的，因此，农业的工业化，应是在国家完全控制之下的计划经济而非市场化、非企业化的工业化，对应的要彻底打消粮食商品化的错误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