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注：马国川的《争锋》和《大碰撞》是全面系统反映近四、五年“改革大争论”力作，邹东涛的《序》是在系统阅读这两本著作后写成的，实际上是两书之共“序”。该序题目为《改革“而立”之年话“争锋”》，以下是第六部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阵线分明的相互对垒，是“争锋”的一条重要风景线，对这条风景线，我觉得既有亮丽，又有忧思。 2000年，我与我的学生阙紫康一起发表了《试论中国经济学分化中的三大范式》一文，指出中国经济学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三大范式”鼎立的局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改革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是中国经济学唯一的理论范式。改革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衰落了，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并没有衰落，相反，它挣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的束缚，走上了复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的道路。 二是“西方经济学范式”。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开辟了西学东渐的通道，20多年来，随着微观宏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的广泛传播，特别是随着一大批“海归”经济学退伍的不断壮大，该范式出现了不断膨胀的局面。 三是经济学“准”范式：描述主义。该范式对中国经济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我国形成了一个比较松散的“科学共同体”，客观上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该范式理论抽象程度低，没有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往往不被人认可。因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这两大营垒及其矛盾就特别地突现了出来。 2006年秋，我在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讲了这样两句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博大的胸怀，当代主流经济学要走出‘帝国主义’”。 第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博大的胸怀”有两层含义：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不断地创新；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正确地看待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入宪了的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断与时俱进和永葆生机的根本保证。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锁定在19世纪。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决不能搞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像马克思本人具有博大胸怀一样，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应该有博大的胸怀。这个博大的胸怀不仅表现在要敢于修正150多年前提出的、已经被现实实践所证明了的某些不合时代情况的理论，更表现在要正确地看待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敢于和善于对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所从事和倡导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的理论和政策给予认可和支持，不断吸收和整合原来非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优秀的东西，第二句话“当代主流经济学要走出‘帝国主义’”也有两层含义：第一，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家要谦虚；第二，当代主流经济学要善于与各方合作”。我非常赞同的樊纲教授的一句话“经济学的谦虚”，这是他给高小勇主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做的序，我想他的话主要是对当代主流经济学所讲的。多一点谦虚，少一点“帝国主义”，皆大欢喜也。 在中国本土上，图谋建立某种单一范式的经济学是不可能的。把中国的经济学简单地分为“马克思主义派”和“西方经济学派”两个对立派别，来个你死我活，对谁都没有好处。也不要简单地把当代西方经济学都看成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西方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与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融合在一起，成为分析市场、价格等很方便的有效工具。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特别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为工具，来个新的“中体西用”，岂不是更好吗！ （邹东涛，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物理系和经济管理学院。先后任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兼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秘书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特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出版有《中国经济体制创新》等20著作余部，主编《中国改革攻坚》等丛书150余卷，发表论文100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