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年8月15日是日本战败68年周年纪念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天以供奉祭祀费的方式变相参拜靖国神社。3名内阁大臣和大约190名国会议员参拜或委托代理人参拜这一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场所。 战后安排的日德差异 安倍内阁自去年12月26日组阁以来，已日益右倾化，尤其是在今年7月的参院选胜后，更是挟民意而成为日本战后最右倾的内阁。那么，是什么造成日本在战后近70年时间里，变得右倾色彩如此浓厚？笔者认为，在探寻其中原因时，有必要回到战后历史的起点，及整个冷战时期，去看看当时情况。 二战给世界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对战争制造者的日本来说，却并未受到同等程度的惩罚。与德国相比，战争给日本造成的损失要少得多。除了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以及对东京、大阪等城市进行轰炸外，战争并未在日本本土进行。据统计，日本投降时还拥有154个师团，136个独立旅团，533艘战舰及15886架军用飞机，总兵力达698万3千余人。比起德军的疲惫状态来，客观地说，日军还拥有相当的战斗力。如果说德国投降是形势所迫，日本则还可以在军事上坚持较长一段时间。事实上，在《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日本的军部围绕着主战与主和争执得很厉害，其主战派就据此认为日本不应投降，而军队在天皇的“终战诏书”颁布的前一刻，还在负隅顽抗。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但诚如一些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日本并不像德国一样是无条件投降，而是包括保留天皇制在内的有条件投降。 相对盟国对德国采取的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所谓“四D”改造计划，日本的民主改革留下了许多后遗症。1945年9月22日，美国政府公布的《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的基本政策》说，美国占领日本的“最终目的有两条：一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二是日后建立尊重……美国之目的的和平而且负责的政府”。美国政府的这一目的决定了它对日本的民主改革完全是以其自身利益而转移的。所以，尽管战后英国和苏联等国都把日本天皇列为战犯名单的第一位，美国国内的舆论也一直猛烈攻击天皇制的存在，并要求美国政府将日本皇室从日本国土中根除，然而，美国政府还是接受了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等人的建议，保留了天皇制。美国政府这样做的原因，正如麦克阿瑟所说，若把天皇列为战犯，将引起日本人情绪上的不满和反抗，从而美国至少还要增援百万大军，才能彻底重建日本，一句话，是为了美国的利益需要。 战后初期，美国也曾采取相当严厉的态度去清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和思想，但后来出于冷战需要，不再做进一步的努力，东京审判就留有很大余地。虽然判处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死刑，可像冈村宁茨、梅津美治郎这样的重要战犯却被宣布无罪，以后美国政府又把一些判刑的战犯陆续释放了。战后日本将这些战犯的亡灵供奉在靖国神社，这固然是因为日本培植武士道精神的需要，可与美国政府对战犯的宽容处理也不无关系。东京审判的一个最大错误就在于天皇没有到庭受审，这在客观上就等于为天皇开脱了战争罪责，对于日本国民而言，无疑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感：既然他们的最高领袖都未受到惩罚，他们自己也就都自我原谅了。 战后日本民主改革的不彻底性，还由于改革是从美国的整体战略目标出发的，所以随着原苏联力量的增长和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国开始将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威胁”视为主要敌人。这使美国对日本残存的军国主义势力及其思想采取了放任甚至纵容的态度，特别是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片面对日媾和，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也就基本上终结了。 美国的推波助澜 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也助长了日本的右倾化。 在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全球的“两极”国际格局体系中，欧洲成为美苏争霸的中心，两德则成了中心的中心，它们分属东西方两个不同的阵营，而且被推到了美苏争霸的最前线。随着冷战的不断加深，两德各自不同的“身份”也就进一步确认下来了。一个单一的民族分裂成两个直接对抗的国家，这个悲惨的现实时时提醒德国人，不要忘记此乃二战带给他们的最大苦果。而日本不同，虽然苏联占领了其北方四岛，但总的来说它没有德国的这种领土分割和民族分裂的痛苦，且又因为它位于东亚而没有处于东西方对抗的中心。日本的这一处境容易使一部分国民尤其是没有战争经历的年轻人忘记二战的灾难。 同战后德国积极回归欧洲，修复与邻国的关系不同，战后日本并不是重回到亚洲大家庭中来，搞好同周边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相反，它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尽管出于冷战时期国家安全的考虑，日本与西德都竭力寻求华盛顿的庇护，但相对于西德，日本则更多地依赖美国。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同盟关系，是战后日本对外关系的基础，即使冷战结束后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日本对发展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根本没有西德对其西欧邻国那样积极主动。日本的这种倒向欧美、轻视亚洲的做法由来已久，并不仅仅是在战后才出现的。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耻于自己是亚洲国家的一员，出现了所谓的“脱亚入欧”论，理由无非是亚洲各国落后。此后这一思想也成了日本历届政府发展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正因为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同日本抗衡，不像西欧各国那样与德国接近，这就使得日本政府和人民多少产生了一种认识上的错觉，即日本可以利用亚洲国家在发展经济上有求于它来冲淡对过去的不愉快回忆，并用现实的经济关系来代替对战争罪责的道歉。当然，美国政府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有关二战罪责的敏感问题上，美国对日本远没有对德国那样的鲜明态度。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战后出于共同的目的和需要所结成的美日特殊关系；二是美国对日本经济的依赖越来越加深；三是美国对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最后一点尤其重要，日本人就据此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有的竟然提出了美国政府应对死于原子弹的无辜平民进行赔偿。正由于上述这些原因，美国政府对诸如亚洲受害国要求日本公开道歉一类的事情总是小心避免卷入的，怕刺激了日本人的感情，伤害美日关系。美国的这种低姿态无疑助长了日本人的傲慢和自大，许多日本人就认为，美国对日本投掷了原子弹，美国人自己都觉得理亏。这样他们就产生了一种安慰感，觉得从道义上说大家都一样，各方都是受害者，关于正义战争的说法是错误的，战争本身无正义可言，谁发动战争无关紧要，“我们大家都有罪”，从而模糊了战争的性质。 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对其国民的反省态度也有一定影响。战后德国的纳粹党被彻底瓦解，国家的执政人物不仅与纳粹没有瓜葛，而且是反纳粹的。日本则不一样，日本的政党在战时均不同程度地附和了天皇的侵略政策。战后日本的历届内阁都还有不少重要阁僚曾在军部担任过公职。东条内阁的工商大臣、战后以战犯嫌疑关押过的岸信介，乃当今首相安倍的祖父，1957年出任首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种事在德国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加之自民党长期执政，其右倾政治思想已经渗入到了一般国民意识，使日本政坛和社会被新保守主义所垄断。新保守主义要求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并谋求在国际上有与其实力相应的更大的发言权，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修宪和“入常”。战后日本的宪法，是在美国人的监督和直接干预下，依从原帝国宪法的修改手续制定的，它不像战后西德的基本法基本上是由本国的法学家们独立撰写的。德国的基本法与战前魏玛宪法的联系被截然切断。而日本的宪法实质上是美国意志的产物，它又与原帝国宪法形成了连续的形态。修改后的日本宪法，增加了新的内容，它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等，但并没有全面否定原有的天皇制。这样，战后日本政治就通过宪法与以前的日本政治保持了相当程度的连续性，这也是日本民主改革不彻底性的一个方面，它给战后日本深刻反省战争责任增加了困难。然而，即使对这样一部宪法，新保守主义者仍认为现在是到了把它“还给”美国人自己的时候了。这种状况不能不影响日本对二战的反省。 日本模糊的善恶观 第三个原因是，日本的“耻感文化”导致日本人的善恶观模糊不清。 用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专著《菊花与刀》一书中的看法，日本和德国分属于“耻辱感文化”和“罪恶感文化”两个范畴。两种文化的本质差别在于：“罪恶感文化”依靠启发人的良知，可以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减轻人的内心的犯罪感；而“耻辱感文化”没有向神坦白的习惯，也没有赎罪的仪式，不能依靠人的良知来赎罪。因此，“罪恶感文化”仅仅依靠人内心的服罪就能行善；而“耻辱感文化”只有通过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它至少要有一个想象的旁观者。这种分析尽管不十分准确、全面，却也提供了观察这一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日本的“耻辱感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等级制文化”。等级制度充斥着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德国是相似的。但在德国，国民服从的是权威和秩序；在日本，国民服从的是特权。日本人对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所抱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可以说，没有无所不在的等级现象也就没有独特的日本文化。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根源于家庭伦理中“孝”的观念。“孝”要求家人必须遵从家长的特权，但与中国人所理解的不同，它还要求家人“各守本分”，在社会生活中，它强调人们要处于一种“适当的位置”。各人只能在适合你身份的“位置”内活动，不能超出这一权限，否则就被认为是对“孝”和等级制度的破坏，是绝对不允许的。日本人正是用这样一种等级制度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关系的。他们认为，当年的侵略战争不过是日本政府想建立一个由日本所领导的国际等级社会，日本的失败说明了他国的“不守本分”，至多是说明了日本建立国际等级秩序的良好愿望在现代的国际关系中行不通。从道义上来说，日本没有理由受到谴责，日本也不必为发动战争而道歉。 日本的“耻辱感文化”的第二个表现，就在于许多日本人的善恶观模糊不清。他们认为官能享受并不是一种罪恶，也不把个人的欲望看成是一种邪恶，所有一切官能的享乐，如果都处于一种“适当的位置”，即使给别人造成了精神和肉体的伤害，也不应受到责备。在日本人看来，世界并不是善与恶相斗争的战场。日本人的这种善恶观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与中国人的善恶观念也迥然相异。美国历史学家桑索姆在他的《日本：文化简史》一书中写到：“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说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罪恶感”，“日本政府还坚信对过去的侵略和不人道行为不表示道歉就可以解决问题”，而诸如“日本发动战争并非侵略”，“大东亚战争有助于亚洲的解放”等种种论调，就是这种善恶观的反映。 日本民族对侵略战争反省不彻底，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日本国民心中的神国观念和对天皇超常的忠诚意识。“孝”与“忠”构成了日本“等级制文化”的两大支柱。“忠”是专指天皇而言的。近代日本在推行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教育中，这种对天皇的“忠”得到有意识的培养，它和日本民族固有的神国观念即神道教相结合，便成为一般日本国民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天皇被看成是隔绝尘世、纯洁无暇的善良的“父亲”，他不必为国务大臣的任何行动负责。战后，虽然天皇头上的神圣光环被打碎，天皇从神还原为人，但是，对天皇的“忠”这一观念却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并未有多大触动。即使是那些反对战争的日本人，也未把他们对天皇的崇拜与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严格地区别开来，而且根本就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和天皇利用了日本国民对天皇“忠”的浓烈意识，长期隐瞒天皇的战争罪行。欲仁天皇1945年8月的“终战诏书”只字未提侵略和战败事实，对自己的战争责任更是完全排除，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拒不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因此，日本国民不愿承认天皇负有战争责任，认为战争是由军部背着天皇发动的，天皇至多是没有及时阻止战争而已。日本一些反对反省侵略历史的势力正是打着这一招牌的。 最后，二战本身性质上的复杂及战后对国民的教育，也使得日本没有正确的历史认知。 二战是一场由若干种战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战争，它大致有三个侧面：（1）帝国主义国家对弱小国家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侵略战争；（2）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战争；（3）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和法西斯阵营之间的战争。战后日本单独强调第二个侧面，企图否定侵略和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界限，从而抹杀日本的侵略责任，甚至将日本美化成解决者。 同德国战后对纳粹的清算相比，日本对二战历史的教育，非常不严肃，背离史实。许多历史学家就强调指出，多数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国家所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在学校的历史课本中，通常都回避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文部省居然把“南京大屠杀”改写成“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出现的大混乱中死了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取消有关731部队在哈尔滨进行的细菌试验的段落，并禁止在课本中使用“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字样。而篡改历史的教科书也一再得以通过官方审定。可以说，歪曲历史、掩盖民族的罪行，用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去教育后代，只会使后代对民族的历史采取一种更加轻率的态度，更无法培养出一个有责任感的、取信于世的文明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