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法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巴师夏（1801——1850年）在其晚年的一篇文章《碎了的玻璃》中，从“破窗理论”出发分析了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问题。
“破窗理论”说的是，在经济萧条背景下，破坏性行为可以成为启动经济的因素。巴师夏说，就算没有打破玻璃这样的破坏性行为，人们的正常购买也可以启动经济。不同的是，破坏性行为虽然通过迂回启动了经济，但其直接效果却是对社会福利的损害。在巴师夏看来，“破窗理论”体现出某些经济学家研究视野的狭隘。——经济学家往往是在既定的框架内提出并分析问题,他们的思维经常被成见所禁锢。这样的视野狭隘的经济学家，不是“好的经济学家”。“一个坏经济学家和一个好经济学家的唯一区别是：坏的经济学家局限于可见的影响；好的经济学家既考虑可见的影响，也考虑那些必须被预见的影响。”[i]
经济学家视野的广阔或者狭隘，取决于其时代背景、知识结构，也取决于其意识形态。现实世界是复杂且变动不居的，人的大脑及社会实践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的认知的有限性。对于客观真实的世界，人的认知只能停留在相对的水平。所谓好的经济学家，表现为其深刻的认知和洞察，表现为其广阔的视野和透彻的理解；所谓坏的经济学家，其对世界的认知或者流于肤浅，或者流于狭隘。归根到底，既然人的认知的局限性是客观和必然的，人的视野的狭隘也即是客观而绝对的。好的经济学家不过是努力追求突破这种局限性并能够突破这种局限性的经济学家，而坏的经济学家也不过是甘于屈从或者无力突破这种局限性的经济学家。
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尔萨斯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他是人口原理的第一个系统阐述者，是普遍过剩危机的最早研究者；他的有效需求理论启发了凯恩斯，成为凯恩斯周期理论的重要渊源；……但是，按照巴师夏关于好的或者坏的经济学家的标准，马尔萨斯是一位有着严重视野局限的经济学家，因而不是一位“好的经济学家”。
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人口过剩成为一种自然现象。如果人类不能采取道德的抑制控制人口，战争、瘟疫和饥荒等非道德抑制将成为控制人口增长的途径。于是，在马尔萨斯的眼里，饥荒成为一种自然现象。马尔萨斯关于饥荒原因的认识显示其思想的局限，这种局限首先是一种认知能力层面的局限。
阿玛蒂亚.森有效突破了马尔萨斯的局限，他对饥荒问题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市场供求的表面，而是深入到影响供求的内部因素。在《贫困与饥荒》中，阿玛蒂亚.森研究了近代史上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等国的几次严重饥荒，以雄辩的事实和严谨的逻辑证明，饥荒并不是粮食供给总量不足的问题。——每一次饥荒发生时，总有粮食在某些地区的大量积压。饥荒的发生，或者是穷人缺乏食物购买力，或者是地区之间的粮食贩运受到政策限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饥荒是一种制度现象。同马尔萨斯相比，阿玛蒂亚.森的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也更加切合历史和现实。森的宽阔视野，使他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在这个问题上的局限不是他个人的局限，而是历史发展的局限，也是经济学发展的局限（在这个意义上，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去苛求200多年前的经济学家是不适当）。在马尔萨斯所处的资本主义和经济学均没有充分发展的时代，由于制度尚未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马尔萨斯将饥荒理解为一种自然现象而割裂其与制度的关联是可以理解的。
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不仅取决于主体的认知能力，还取决于客体的展现程度。在客体性质尚未充分展现的背景下，主体很难对客体有充分完全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视野的局限实际上是现实和时代的局限。能够突破历史局限把握事物性质及其发展趋势的往往是天才，而我们不能对一切研究者都提出天才的要求。但是，研究者经常面临的视野局限却不是来自历史和时代，而往往来自意识形态。就是在这里，才区分了巴师夏的坏的或好的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未能成为巴师夏意义上的“好的经济学家“，关键原因在于其意识形态局限。作为一个穷人的马尔萨斯终身是富人利益的辩护士，他对穷人的艰难处境似乎从来就没有同情之心反而时常表现出幸灾乐祸。在他看来，人口过剩是社会下层放纵欲望的结果，他们陷入贫困完全是咎由自取，穷人没有获得救济的权利。马尔萨斯强烈反对英国自1601年就实施的由教区向穷人提供粮食、衣物、住所等物质帮助的旧济贫法，而主张将穷人收容到“贫民习艺所”。“贫民习艺所”实际上是一种奴役制度，在那里，穷人生存的条件是彻底放弃做人的起码尊严。马尔萨斯因为提出人口原理、经济危机理论及反对济贫法而受到大量的嘲弄、谴责和批判。对马尔萨斯的批判部分来自不怀好意的经济学反对者，他们（以卡莱尔为代表）企图借批判马尔萨斯毁灭经济学。这类批判在根本上无关真理。但是，马尔萨斯对穷人命运的刻薄态度及对救济制度的反对主张却不仅违背道义，也违背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却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施蒂格勒在其回忆录里为马尔萨斯进行了辩护。在施蒂格勒看来，经济学家工作的科学性要求他们只能“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得出无情的结论”，因此他们总是“一如既往地对各种善意的政策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ii]并毫不留情地提出自己改良社会的主张。在施蒂格勒看来，马尔萨斯之反对济贫法，所应用的不过是经济学的逻辑，即使他的主张违背了穷人的利益，却符合社会进步的原则，因而应该得到支持。
穷人是否应该得到救济?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诉诸伦理和道德只能受到“非科学性”的指责。经济学用一些简单的逻辑来说话——经济人是理性的自利者；趋利避害是人基本的行为动机；借助于市场可以实现效率……但是，即使是不考虑穷人作为人的天赋权力，即使只应用经济学的简单逻辑，对救济穷人仍然是必须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是劳动力的再生产。饥荒时期富人对穷人的救济如同政府主持的社会福利制度一样对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这样简单的逻辑在马尔萨斯和施蒂格勒这样的大经济学家那里却行不通，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学总的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总在维护某些阶级的利益。利益可能妨碍研究者的视野，使经济学家的分析和判断陷入谬误。在富人的经济学中，如果对穷人的救济和帮助妨碍了市场效率的提高从而妨碍了富人利益的实现，那就不值得提倡，反之，则应该受到支持。
经济学归根到底是一门人学，是一门研究人的物质福利的科学。人应该是社会经济的目的，也是经济学的目的。现实的人所具有的高度复杂性不是简单的理性和自利所能概括的，而人在复杂且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经济行为也不是单纯的市场或供求所能解释的。作为现实经济行为解释者的经济学家，不仅应该具备巴师夏所要求的辨证的思维和广阔的视野，也应该具备人文关怀和道德境界；不仅应该关心市场和效率，也关心公平、正义、自由和人的尊严。
哈耶克说，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如果将其视野局限在数量和价格，储蓄和投资之间关系的探究而忽视市场背后的人，将不可能对真实世界获得起码的认识，这样经济学家即使具有超常的市场分析能力也不可能对人的福利实现及增长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判断。这样一种画地为牢的经济学由于不能对现实的人的现实经济行为作出有效解释，终将成为时代的弃物。
尽管作为经济学家的人很难摆脱价值关联，但普世价值仍然可以成为那些“好经济学家”的追求。在这样的经济学家眼里，市场固然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效率固然是经济运行的目标，但市场终究是为人设的，经济运行的目标终究是人的价值的实现。
附：本文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8年6月6日
[i] 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P60
[ii] 《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之《前言》，中信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