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1年早春，一套全长近8小时、以中西方艺术对比为主旨的12集系列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连续热播，开场白寥寥数语，却意味深长。 两年之后的盛夏，一部16开本、厚达1200页的艺术史“大书”，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次亮相，它封面上振翅欲飞的古希腊胜利女神雕像，吸引着众人好奇的目光。 种种创意，皆出自一位执著坚韧的中年学者之手。谁能想到，这一切背后，沉淀着他30年的心血与求索？ 缘起·轮回 朱青生身材高大，一头短发，黑框眼镜，深色衬衣，乍看略显严肃，然而谈吐风趣，思路清晰。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硕士，德国海德堡大学艺术史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国际艺术史学会中国代表及常务理事。 享誉西方学界半个世纪的《詹森艺术史》（因由该领域传奇学者H·W·詹森牵头撰写而得名）第七版中文本，乃是朱青生主持翻译出版的最新作品。说它“新”，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项漫长的译书工程启动于30年前，时至今日才终告完成。 1983年，年方26岁的朱青生在中央美院读研。有感于台湾学者的《詹森艺术史》中译本质量未如人意，他大胆向计划出版此书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建议重译。他跟外交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师大（朱读本科的母校）若干学界同仁联手，尝试“组合译制”的方式，即以美术专业知识见长的一方，与以语言知识见长的一方通力合作，互译互校，再由他汇集译文通稿，最后交付资深美术史家邵大箴审读。从1984年到1986年，历时一年半，《詹森艺术史》第三版中文本书稿顺利杀青。 当时，该书转而列入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思想文化界极有影响的一套丛书），定于1989年出版。据该文库执行主编李盛平回忆，他们征集的100部书稿，出版了98部，最后未面世的两部书之一，就是朱青生的《詹森艺术史》，原因是此书稿仅彩图就有500多幅，虽然版都制好了，出版社怕赔钱迟迟不肯出。以至于1995年朱青生留学欧洲归来时，“发现已经画好版式的书稿还存在华夏出版社的仓库里，而当年的译者已如星散。” 不久，有热心的国内出版商找到朱青生，请他重整译稿，并确定10个月为限。此时，《詹森艺术史》在国外推出了内容大幅变化的新版本，但十年前好不容易组织的翻译班子，大多数人都无意再续前缘，是“收拾残稿”还是“另起炉灶”？朱青生一度内心彷徨。直到有一天，他的三位研究生突然发难“质问”：既然老师一向倡导学术的诚实、认真，为何却放任多年旧稿不重新制作而让其面世？ 年轻人的率直，使游历多方归来后在艺术圈内声望日高的朱青生倍觉难堪，又感慨不已，于是痛下决心。他回忆说，当年重译多少因自以为是，今日重译则是自以为非，十几年风雨竟造就如此境遇，我心中确有一种坦荡的喜悦。 思潮·历练 第二天，朱青生召集了八位学生，再次采用“组合译制”方式，在沿用旧译稿全部成果的基础上，重译《詹森艺术史》第四版。1998年4月，译制工作收尾之时，他在译后记中郑重宣布：“了结绵延了十五年的一桩事情。”
可是，由于异常复杂的新旧版权变动问题，第二次译稿，以及2002年～2003年间第三次重译的该书第五版，仍然无法如愿出版，只能作为朱青生在北大开设的艺术史课程的内部教材使用。 一晃又是十年的光阴。2008年，出版社确认购入最新的第七版版权，刚刚度过50岁生日，早就是北大明星学者的朱青生，决意组织第四次翻译，方式依旧是“组合译制”。那一年，也是朱青生出任总撰稿的系列纪录片《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开始筹拍之时。 如今，手捧这部印刷精美却命途多舛的沉甸甸的“大书”，朱青生不由得感叹，近30年来，总共有50多个人参加了这项旷日持久的工作，以至于译者无法一一署名，而与他年龄相仿的参与者们，都已从少年到白头。 回首当年译书的初衷，他说，当时我们这群人觉得，汉语以外的人类知识实在太丰富了，应该系统地“转换”过来，才能让我们国家的文化宝库更丰盛，这项工程太宏大，需要大家一起来持续地做。 1985年中央美院硕士毕业后，朱青生留校任教。就在那一年，后来被称为“八五新潮”的声势浩大的美术运动骤然兴起，一代刚刚从苦难和迷惘中走出来的年轻艺术家和评论家，不约而同地深入反思中国的传统艺术，不遗余力地引进、推广、模仿西方现当代前卫艺术，强烈呼吁“以艺术的眼光，重新感受世界和生命”。朱青生适逢其会，成为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推手之一。 行为·艺术 《詹森艺术史》真的如此出类拔萃，值得花这么大的精力去翻译？他的答案有些出人意料：“我们最终目的和最大收获，不仅仅是翻译一部经典艺术史教材，而是借此过程推动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朱青生曾在海德堡大学、哈佛大学和巴黎索邦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学习和研究，他痛感近200年来中国与世界之间学术差距越来越大，“态度”不同乃是重大原因。 据说大翻译家傅雷晚年时，曾到处搜寻自己经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译本加以销毁，因为这位以严谨著称的前辈自认为原译文讹误太多，不愿贻害读者。而放眼今日国内译界，或一人单打独斗，无须他人校对，便随意发表，或老师找几个初涉专业的学生，每人分译一段，然后匆匆合并出版，类似现象，触目皆是。朱青生说，这些质量难有保证的译文，将成为国内许多人思考研究的起点与依据，想来岂能不惊心？ 追求学术理想，保持对学问的敬畏，是要付出代价的。《詹森艺术史》之外，朱青生曾主持《世界艺术地图》一书的翻译，出版社最多只能付每千字80元的稿酬。结果一批留学归来的年轻学者，按反复相互校对4次的“组合译制”要求，全力以赴每天工作11个小时，最后平均每人所得到的全职整月工资，居然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城市贫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而此番《詹森艺术史》新版的校译，如果不是朱青生一位艺术家友人慷慨捐助了5倍于全部稿费的一笔资金，用于补贴相关人员，他的第四度努力，恐怕也会功败垂成。 长达九千言且满纸辛酸的《詹森艺术史》译后记末尾，朱青生誓言“愿意烧掉自己的身躯来传承香火”，期待“风气改变的时候”。而在外人看来，他积30年之力译一本书之举本身，俨然也是一次姿态强硬的“行为艺术”，不易看懂，又别有深意——其挑战对象，正是当下国内学界越来越浮躁的学风，以及滋养此类浮躁的不合理学术制度与社会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