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文载于张宇、柳欣主编《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摘要：货币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的总量关系，这种总量关系的特征是处于历史时间中，企业家对货币利润的追求和对未来利润的不确定性预期影响着投资、产出和就业，并导致了总量关系的不稳定性。新古典理论家进行实物经和货币经济两分，把资本主义动态的总量关系置于静态和比较静态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并抽象掉总量关系的历史特征是新古典总量理论陷于各种逻辑困境的根源。本文研究了新古典总量理论的三种模式，揭示了它们内在的逻辑问题，说明它们揭示的不是资本主义总量关系，同时回顾了凯恩斯和马克思的总量理论，指出凯恩斯和马克思的总量理论是从根本上反对两分法的，在分析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时，他们使用的是动态的分析方法，不同的是马克思为资本主义总量关系找到了坚实的价值论基础。
关键词： 新古典 凯恩斯 马克思
Abstract：It is the relations of aggregate variables in the capitalism monetary economics that is the subject of aggregate theory researc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lations are following: it is in the history time; the activities of entrepreneur pursuing monetary profit and their uncertain expectation about future profit affect investment、output and employment；and these make the aggregate relations instable. Neoclassical theorists follow the dichotomy between monetary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put the capitalism dynamic aggregate relations into static and comparative static walrasian general equilibrium ,and ignore the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aggregate relations. Above method is the basic reason which leads neoclassical aggregate theory into all kind of logical paradoxes. In the paper, the author discusses three neoclassical aggregate models, pointes out their essential logical problems, and finds the aggregate relations they try to explain are not the capitalism aggregate relations. In the end, the author reviews the Keynes and Marx， aggregate theory, and points out Keynes and Marx opposed the dichotomy , they used dynamics when he analyzed the capitalism monetary economy，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that Marx based his monetary theory on solid labor value theory.
Key words: Neo－classic Keynes Marx
货币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宏观总量的关系，因此又可以称之为总量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以资本雇用劳动而不是劳动雇用资本为基础，而且资本运动的目的是获得以货币衡量的利润，利润是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存在的关键，也是资本雇用劳动这种经济关系得以存在并不停复制自己的关键。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总量关系的运动都以资本运动的目的为核心。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这种特征提醒理论家在进行总量理论研究中不能忽视或割裂这种经济的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历史特征，即处于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征；二是这种关系是一套货币信用关系而不是实物技术关系。而在研究资本主义总量关系中，这两者是不可分的而且是相互作为条件的，这两个方面决定了经济变量是处于历史的时间中，而不是逻辑的时间中。
新古典总量理论的问题是要么抽象掉它在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征，要么抽象掉货币信用关系。原因是他们遵循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的两分法，并用研究不具有历史特征的实物经济的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货币信用经济。而凯恩斯和马克思则力图恢复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本来面目，只是后者比前者走得更远。
一、新古典的货币理论
新古典货币理论的典型特征是两分法，即对经济系统进行实物和货币的划分。两分法源于萨伊的“产品以产品来购买”的论断，意指“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1]。在两分法的传统中，经济主体（企业家和工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获得物质产品而不是货币或货币利润，即两分法抽象掉了资本主义货币关系，这是货币中性的根源。对两分法进行过系统论述的是帕廷金，他认为根据两分法，经济被分为两个部分，即实物部分和货币部分，它的出发点是纯粹外生的货币经济，由商品的超额需求函数说明实物部分而由货币超额需求函数来说明货币部分。前一函数被假设取决于相对价格，后一函数除决定于这些变量以外，还取决于绝对价格水平。[2]
由于在新古典理论家的头脑中，存在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的两分，这样在理论上人为地创造了货币理论（总量理论）和价值理论（相对价格理论），以分别解释货币总量问题和商品交换的相对价格问题；前者以费雪的数量论和剑桥方程为基础，现代版本是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而后者以马歇尔局部均衡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价值理论为核心，现代版是阿罗－德布鲁模型。
在研究货币理论时，货币理论家不愿放弃对价值理论研究方法的信仰，或者说不愿意放弃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信仰。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框架本质上是一个静态模型，它不能用来分析动态的资本主义货币总量关系，或者说在瓦尔拉斯框架中是容不下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的。
瓦尔拉斯在展开他的理论框架时，首先阐述的是交换中的均衡问题，然后通过基本交换模型的扩展来研究生产和资本积累。在这一结构下，瓦尔拉斯令货币的供给与对货币的需求相等，将货币引入模型，以便使其与其他部分吻合起来。这一点是通过把自身无任何效用的货币存量，同进入居民户效用函数和厂商生产函数的货币存量“所能提供的服务”相区别而做到的。尽管在瓦尔拉模型中有货币的影子，但在它的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只是可有可无的添加物，而不是必不可缺的部分。瓦尔拉斯均衡只是实物均衡，而不是货币交换的均衡。因为一般均衡的模型中没有货币交换的位置，在商品的供给给定的情况下，其需求决定于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而不是其本身的货币价格。
瓦尔拉斯模型中之所以不存在货币交换的位置是由它的等价分配定理决定的。等价分配定理是说当市场处于一般均衡的状态时，只要商品的种类和数量给定，并且每个交易者所持有的商品的价值总量不变，那么商品所有权的重新分配不会影响原来的均衡价格体系。[3]根据等价分配原理，令、和分别代表价格、第个人的最终商品配置和第个人的初始商品分配，所有要素的向量空间均已给定。如果对于具有确定的偏好和初始商品分配（）的个人来说，【，（）】为均衡的最终配置，那么对于具有相同的偏好和任何其他初始分配（）的个人来说，【，（）】也是最终的均衡位置，就是说对于所有这样的人，＝和＝。可见，上述无交易的分配（＝）与前述有交易的分配处于等价的地位。这样有没有货币交换，对模型来说没有任何差别。
即使在完善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的命运也没有好到那里去：
（1）在该模型中没有股票市场，因为股票不是阿罗－德布鲁商品。所谓阿罗－德布鲁商品是指这种商品必须能够进行物质上的准确描述，“当描述精细到如此程度，以致于进一步的加工难以产生可以想象的出的、能够提高经济行为者满足程度的配置时，那么这样的商品就被称作阿罗－德布鲁商品”。[4]阿罗－德布鲁模型研究的是能在某一时点通过商品交换所能得到的那些配置。股票不能纳入阿罗－德布鲁模型，因为拥有它不用通过商品的交换就能获得额外的商品。
（2）阿罗－德布鲁模型不存在企业破产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经济主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都必须符合预算约束，一旦超过预算，就对其实施无限破产处罚。这显然不能分析现代资本主义信用经济，在信用经济中企业或个人抵押贷款进行生产和消费是很普遍的，因此由于偿还能力的变化而破产的现象比比皆是。
（3）在该模型中货币不具有实际作用。虽然，所有在现实中存在货币的理由：交易需求、预防需求、价值贮藏、记价单位等，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都已经顾及，但是货币对资源配置没有实质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模型来说明货币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的角色：在零日，每一个经济主体都可以向中央银行借货币，在以后的每一天中，他会被允许融通超过其货币存量的购买支付，并要求他把出售商品的所得加到原货币存量上，最后一天，他被要求向银行归还所借的货币量。如果无法偿还，则施以无限破产处罚。在这个模型中，货币对资源的配置没有实际影响。所以哈恩说“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不可能提出关于货币方面的问题，因为根据那个结构，货币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此是不必存在的”。[5]
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之所以不能处理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原因是它容不下历史时间和不确定性。瓦尔拉斯模型实际上是一组线性方程组，为保证模型的收敛性和具有唯一稳定的均衡解，该模型必须要求具有完全信息，排除信息不完全带来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破坏模型的稳定均衡。同时，在该模型中各种经济变量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同等程度的可逆性，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用琼.罗宾逊的话说就是：“一切决定于其他一切”，[6]反过来，一切也决定着其他一切。
戴维森对一般均衡模型的评价是，认为该模型“最关键的局限性是它没有能力去处理时间过程，因为所有一般均衡体系本质上是静态的或没有时间性的―――一般均衡之所以没有时间性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的，即均衡位置被设想为唯一地取决于一套在初始时刻任意规定的既定的条件、偏好和政策。任何发生在初始时刻以后的并且没有被预料到的活动在逻辑上是不可能存在的。”[7]因此一般均衡分析的逻辑本身意味着，它不能处理历史时间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在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中，经济主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不能完全预知的，个体之间各种经济契约的存在虽然减少了彼此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但是个体无法完全预知也不能完全规避经济系统的整体的不确定性。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特点使它不能用来解释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但是遗憾的是现代货币理论家总试图在瓦尔拉斯的框架中解释资本主义的货币总量问题。我们把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分析总量关系的理论称谓新古典总量理论。
新古典货币理论家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分析货币关系总结起来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新古典综合的方法，即以总量生产函数作为其货币理论的逻辑基础，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尽管该模型表面上是包括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的总量模型，但是该模型实际上既不能解释总量的波动也不能说明相对价格。为使生产函数表述的投入产出关系成立，该模型必须是一个反映实物关系的模型，而为避免异制品加总问题，以及保证资本与劳动的简单替代关系成立，该模型必须是单一产品模型。当新古典理论家试图以之说明总量和相对价格问题时遇到了一系列逻辑难题。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一方面坚持两分法，既得出货币长期中性的结论，又逻辑一致地说明总量和相对价格的关系。在传统两分法模型中，瓦尔拉斯法则和数量论存在逻辑矛盾。根据瓦尔拉斯法则货币过度需求函数是价格水平的一阶齐次函数，而数量方程中货币的过度需求是价格水平的非齐次函数。帕挺金(1965)的实际余额模型通过放弃齐次性假设解决了两分法模型的矛盾，但是当模型处于充分就业时不能保证是货币经济的均衡，即货币在此模型只是一种商品，无法与其他商品区分。在帕挺金的实际余额模型中，货币以实际余额的形式直接进入效用函数。帕挺金认为该方法解决了瓦尔拉斯定律和货币数量论的逻辑矛盾。但是随后引发的“哈恩难题”使帕挺金模型受到怀疑。
在1965年的一篇名为《证明货币经济中均衡的存在性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哈恩质问：为什么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在与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时会有正的价格。问题的要害是既然纸币没有内在的价值，理论上货币的价格就可能是零。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模型处于均衡状态，但是模型加入货币等于没有加入。如果不能确定货币具有正的价格，就不能保证模型的均衡是货币均衡而不是实物均衡。在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模型中，引进了政府债券等非货币的金融资产，以接近现实的货币经济世界，但是引起的流动偏好陷阱使充分就业成为不可能。不存在稳定的充分就业均衡解。引进财富效应或屁古效应解决了模型的充分就业问题，但是货币在长期是非中性的，而且不存在唯一的充分就业均衡解。这说明货币中性和充分就业存在逻辑矛盾。要保证货币中性，考虑外生货币供给的变化，在充分就业时要使实际变量的价值是唯一的，逻辑的结果是充分就业不能达到。如果要达到充分就业，实际变量的价值就不是唯一的。这说明第一种模式不能逻辑一致地解释总量和相对价格问题，更不能说明在资本主义货币信用体系中，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失业和总量波动。
第二种模式是分离货币的职能，用价值理论的分析方法分析货币，这种方法的根据是希克斯1935年《简化货币理论的建议》一文。在该文中他建议简化货币理论，用边际效用理论来改造货币理论，使货币理论服从（非货币的）价值理论。引发的逻辑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是如何保证模型的均衡是货币经济均衡而不是实物经济均衡；二是存量－流量的关系问题。
关于第一个逻辑问题在帕挺金的实际余额模型、萨缪尔森（1958）的迭代模型和新货币经济学的理论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关于实际余额模型的问题在前面已经论述，不在赘述。在萨缪尔森的迭代模型中，不考虑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货币是一种价值储藏手段，它的存在能够优化跨时资源配置。
该模型的问题与帕挺金模型是相同的。有三种情形表明它未必是货币经济均衡。首先，如果年轻人的最优消费点超过资源禀赋，那么老年人不愿意把巧克力卖年轻人，因为不能增加他们的效用。这时两代人交易不会发生，货币没用，均衡是实物均衡；其次，如果人们认为货币在将来是无用的，那么年轻人不会卖给老人巧克力，交易仍然不会发生；最后，如果存在资本品，人们不会持有货币，因为前者提供的效用更大。该模型说明不从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的角度研究货币只能导致很荒唐的逻辑结论。
“新货币经济学”是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首次提出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一种经济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试图对长期没有解决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结合问题提供答案,它的特点是放弃传统的货币理论，而主张回到瓦尔拉斯物物交换的一般均衡世界。代表人物主要有法马（Fama，1980,1984）、华莱士（Wallace，1988）、布莱克（Black，1970）等人。新货币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靠法律限制或政府管制支撑的。在自由放任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中，不会存在集记帐单位和交换手段两种职能于一身的“货币”。货币现有的两大职能将由不同的东西分别承担，货币交换将为精密的物物交换所取代。由于货币不是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法律制度的结果,一般均衡框架中不能引入货币不是这个理论的缺点,货币理论家的任务是取消货币这种“人为的扰动”,而维护一般均衡.
法马（Fama,1980）设想了一种不用货币的竞争性支付体系，称为“纯粹的记帐交易系统”（pure accounting system of exchange），在这种系统中，银行的作用是运作一套可以“通过会计科目之间的转帐来实现财富转移的帐簿系统”，交易可以完全避免现金的媒介，任何实质的交易媒介或购买力暂栖所的概念均告消失。最后法马的分析得出结论：任何经济中的相对价格，包括金融资产所提供的实际服务的相对价格，都独立于金融资产的数量和组成部分，这叫分离定理。它的另一种表述是，如果经济中具有实际物品（商品或不兑换纸币），并被用于交易中，那么绝对价格只是以这种物品表示的相对价格，从而绝对价格本身是独立于包括银行存款在内的金融资产的。法马理论的荒谬之处在于设计了一个不存在货币的金融系统，他忽视了在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及其债务－债权的链条中，货币作为最终支付手段及其清算工具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分离定理遵循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因此如果金融系统的资产选择行为影响金融企业的现值，那么分离定理就会不成立。
胡佛(Hoover,1988)对新货币经济学评论到:新货币经济学力求“将货币理论也建立在作为经济学其他领域标准的价值理论分析的基础上,”[8]它试图遵循希克斯(Hicks,1935)的传统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结合起来,而且这种努力是彻底的全面的,因为这等于对传统货币理论的摒弃.
分离货币的职能来认识货币一定是在抽象掉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信用经济中货币的职能是不可分的，每一种职能都是以信用关系作为基础和条件的，同时它也担负信用关系的维系功能。分离货币职能认识货币，一定是抽象掉货币的历史特征，而强调它的超越历史的一般性。而这种理论的最好的框架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9]
关于存量和流量关系问题是指当强调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把货币作为一种资产或商品，让边际分析法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法大显伸手时所引发的逻辑问题，希克斯、帕廷金、托宾和弗里德曼等就是如此处理的，这种处理货币的方法使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具有一样的理论基础。如此处理货币问题，使货币理论退化为一般均衡的相对价格理论，与传统相对价格理论不同的是，商品或资产的范围扩大了，不仅有实物的，而且有货币金融的，价格体系不仅包括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而且包括各种货币金融资产的相对报酬率。这种相对价格理论的现代名称叫资产选择理论。把货币理论退化为相对价格理论，引起的逻辑问题是存量均衡与流量波动的关系。
存量是指某一经济量在某一时间点上的值，只能在某个时点上衡量，即它的定量没有时间范围，如资本存量。流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某种经济变量变动的数值，它只能在一定时期内衡量，定量要有时间范围，如国民收入、投资、消费等。两者的关系是存量的变动是流量，流量来自于存量，又归入存量之中。如何在理论上逻辑一致地处理两者的关系仍然是个难题。难点在于如何合乎逻辑地把流量涉及的时间－—时期归入存量 ，同时又合乎逻辑地把存量涉及的时点归入流量。
由于在资产选择的存量分析中使用时点均衡分析法，强调经济系统的瞬间均衡，如果承认存量是瞬间均衡的，就不能揭示流量的波动；而如果承认流量的波动，存量均衡就受到破坏。存量和流量的关系问题，说明货币总量关系不能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来处理。正如琼.罗滨逊（1972）所说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适用于存量分析，“任何人试图把生产流量引入瓦尔拉斯体系会立即限于矛盾”[10]
存量－流量问题在弗里德曼、布伦纳－梅尔泽和托宾的存量－流量模型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在弗里德曼的存量－流量模型中，进行名义量值和实际量值的区分，弗里德曼说“所有形式的货币数量理论都是以货币的名义数量与实际数量的区分为理论基础的。货币的名义数量就是以任何一种被用来代表货币的单位所表示的货币数量。货币的实际数量就是以货币所能购买到的产品和劳务的数量来表示的货币数量。”[11]货币的名义数量与价格指数相除即得到实际数量。把经济变量区分为名义量值和实际量值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什么，这要回答货币部门与实际部门的相互关系；第二，名义量和实际量的各自的决定机制是什么，这两种机制能否在理论上逻辑一致的统一。
在弗里德曼看来长期均衡时经济是遵循两分法的，即“长期均衡是由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模型与瓦尔拉斯的总均衡方程体系共同决定的.[12]其涵义是长期均衡时所有的名义量值都决定于货币关系，而所有的实际量值都决定于相对价格反映的技术关系。“从长期来看，货币数量的变化对实际国民收入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对于过去几十年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化来说，非货币因素的作用是唯一重要的，而货币却无关紧要”。[13]在短期理论中，弗里德曼认为实际部分可以看成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货币部分则是不稳定的，正是这种差异产生了短期的波动。
但是弗里德曼又试图突破传统两分法的局限性，而希望在理论中说明实际部分与货币部分的相互关系。他说“在分析长期增长和短期的经济波动中，把实物部门与货币部门的相互作用介绍进去，比把相互作用省略掉是更为有用得多”。[14]这一探索一方面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批评者的挑战。有些经济学家说，货币主义依靠一个黑箱来连接货币供应量和产量，投入从黑箱的一边进去，产出从另一边出来，而其中的传播机制没有说明，卡尔多（1970）认为弗里德曼在描绘货币增加如何导致价格和收入增加时，货币仿佛是在空中从直升飞机上散发给民众的。
那么，弗里德曼是如何来应对挑战，如何来说明两部门的相互作用呢？在他的名义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中他用预期值与实际值的偏差来解释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及货币对实际收入的影响。但是在该理论中，由于他侧重于建立一个共同的模型而对此未予详细分析。在《美国与英国的货币趋势》一书中，他运用资产选择理论来说明货币的传播机制。弗里德曼认为，传播机制应包括：（1）均衡点的转移，即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导致价格和产量变化，通过这些变化，使整个经济从一个短期均衡转移到一个新的短期均衡;(2)两个均衡点之间的动态调整过程。关于动态调整过程，弗里德曼的解释是不成熟的，而且使用了一些不合乎实际的假设，这里不作介绍。下面主要介绍均衡点的转移。
弗里德曼在他的货币需求理论的基础上，使用托宾的资产选择的理论来说明均衡点的转移。所谓的资产组合就是指个人或企业在某一时间的资产总值由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资产项目来组合。弗里德曼使用的资产概念是广义的，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如个人和企业持有的证券、货币、消费品、厂房设备、运输工具等等都是资产，而托宾的资产概念是狭义的，仅指金融资产；同时弗里德曼的资产概念是个存量概念而不同于凯恩斯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消费、投资等流量概念。
资产选择理论使用新古典的边际分析法。人们在所持有的各种资产可以有不同的组合，而人们如何在不同的组合中选择呢？边际分析法会告诉我们，人们进行资产选择是遵循等边际原则的，即经过一定资产组合的调整，直到所有资产的边际收益率相等时，资产持有人才实现最优组合和得到最大效用。
弗里德曼认为，人们在某一时间所持有的资产组合是一定的，包括人们愿意持有的实际货币量也是一定的；如果货币供给量增加，使人们感到他们持有的实际货币量超过了意愿的数量，他们便调整资产组合，把多余的货币用来购买其他资产，如证券、各种商品、劳务等；假定各种资产原有的数量不变，则各种资产的价格会上涨，直到价格上涨的程度抵消了新增的货币量，整个社会的实际货币数量恢复到人们意愿持有的数额位置。假定产量增加，则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人们愿意持有的实际货币量也增加，以此吸收新增的货币量。这样通过价格和产量的变动或两者同时变动，经过人们资产选择的调整，整个经济从原有的均衡点转移到一个新的均衡点。
弗里德曼的回答并没有使批评结束，只是这种批评来自货币学派的内部。以布伦纳和梅尔泽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的另一支则认为“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阐述不是货币理论一个非常适当的基础，对实际研究来说也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依据”。[15]原因是弗里德曼“接受IS－LM共同模型作为一种短期理论，然而，为了解释观测到的价格和产量的短期变动，他提出了一种意在消除任何相对价格变动、利率变动、政府支出变动、税收变动或债券存量变动的影响的理论”。[16]
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之所以缺少一个相对价格理论，其根源是他遵循两分法，为解释货币存量和名义收入与价格的关系，他在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外生货币供给的假定。因此，他要说明的是从货币的变化如何到价格和收入的变化而不是相反。这样标榜“货币重要”的弗里德曼实际上不是在揭示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而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两分法世界的实物一面，也要注意它的货币方面。重新回到两分法，使弗里德曼没能提供货币作用于实际经济的详细机制。于是布伦纳和梅尔泽批评他缺少相对价格理论，并提出财富调整理论来弥补弗里德曼理论的缺陷。财富调整理论探讨了货币、债券等存量变动对消费、投资、国民收入等流量的影响，但是流量对存量的影响仍然未予说明，原因是本质上该模型仍然是资产选择理论。在说明存量调整对流量的影响时，布伦纳和梅尔泽主要使用的是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在短期假定所有的存量都是给定的，而后探讨货币或政府债券存量的变动，引起的存量相对价格的变动及最后对流量的影响，其特征是“经济系统长期达到的状态决定于存量，特别是货币存量，而不是流量”。[17]
不能理清流量波动与存量调整的相互关系是存量分析法的困境。如果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来处理资产存量，时点均衡不能容下流量的波动，也无法处理流量对存量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托宾（1961，1969）早期的存量模型是把收入帐户和资本帐户分开，然后探讨资本帐户的存量均衡问题，托宾把收入帐户的变量视为外生的变量，即在假定产出、收入和其他流量的价值的基础上寻找资产存量市场的均衡。由此托宾提出关键性的行为假设，即支出决策和资产组合决策是相互独立的，或财富积累决策和财富分配决策是相互分离的。这一假定叫“分离假定。”
后来托宾（1982）认识到了自己模型的局限性，他说：“在1969年，描述多重资产结构的货币分析文章中，我使用了现在放弃的、不合理的分离假定。我试图将资产价格和数量的存量均衡扩展到更大的资产组合中，同时，画出单一的LM轨迹与IS轨迹。我现在意识到，这种浓缩一般是达不到的。”[18]托宾认为他的新模型创新之处是连接了储蓄和资产选择的决策，把动态的流量调整与存量均衡结合起来。这样，该模型描绘了一种积累的动态学，对存量与流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背后发生作用的市场供求因素做了全面的分析。
托宾在建立上述动态模型中使用了特殊的时间假定。他认为，宏观经济活动的短期决定模型是针对时间片断（a slice of time），它是连续的动态过程中的一步，而不是把经济固定于其中的重复的均衡。他认为凯恩斯的短期宏观经济模型由于未能明确区分时点上和时期内的变量，而使其结论含糊不清。托宾认为他的模型是以等长的间断时期（即时间片断）来考虑时间的。在任何时期内每个变量假定有且只有一个价值。特别是在每个时期资产市场出清只决定一套资产价格体系。从一个时期到下个时期，资产存量只变动有限的量。因此，分析的时间越长，关于存量变动的需求和供给在一定期间对资产价格和其他变量的影响越大。当然，它们也会对随后的时期产生影响。即通过修改时间假定，托宾突破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的束缚。
第三种模式是非瓦尔拉斯均衡。非瓦尔拉斯均衡学派是在解读“凯恩斯革命”的过程产生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创始人是克劳尔(R.W.Clower)，他在1960和1965年分别发表了《凯恩斯与古典学派：一种动态见解》和《凯恩斯主义者的反革命：一种理论评价》两篇论文，着重考察了凯恩斯理论体系与瓦尔拉斯学派体系之间的分歧，并得出结论凯恩斯的理论本质上要说明经济非均衡的调整过程，新古典综合的解释是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从而了开创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经济学的研究。后来，在莱荣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o）、赫谢尔.格罗斯曼（Herschel I.Grossman）、贝纳西（Jean－Pascal Benassy）等人的推动下，非均衡理论逐渐得到发展壮大，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英国经济学家波兹等还将非均衡的方法应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研究。
这一派对凯恩斯理论的解释另辟蹊径，认为凯恩斯理论所要揭示的是市场非均衡行为和动态调整过程，只不过是在传统的比较静态模型中加以讨论的。如克洛尔（1960）在评价凯恩斯理论时认为：古典理论主要关心的是均衡状态，但它并没有特别否定存在其他可能性；同样，凯恩斯理论主要关心的是非均衡状态，但它也允许充分就业的可能性。新古典综合把凯恩斯理论理解为均衡理论的一个特例是错误的。这样，在解读凯恩斯的理论过程中，非瓦尔拉均衡学派从强调非均衡到走向均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均衡观，”即建立比新古典更一般的一般均衡理论，它在本质上并不反瓦尔拉斯均衡，而是发展瓦尔拉斯均衡。这一学派的代表贝纳西（1990）说：“这种逐步发展起来的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通过考察更一般的价格机制、通过在短期引入数量信号和价格－数量混合调整，以及通过研究除价格预期之外的数量预期，创造出了一系列在几个方面概括了传统微观经济学概念的非瓦尔拉斯均衡概念。最后，我们应注意，非瓦尔拉斯方法并不是‘反瓦尔拉斯，’相反，它只是在更为一般的假设下应用那些在瓦尔拉斯理论中一直很成功的方法。”[19]25
具体说，非瓦尔拉斯均衡有如下特征：
（1)非瓦尔拉斯均衡是相对于瓦尔拉斯均衡而言的，又叫非均衡。含义是：瓦尔拉斯均衡所要求的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价格机制并不能发挥出清市场的作用，市场均衡常常是非瓦尔拉斯式的，即供求未必相等，但却出现相对稳定的趋势。很显然，与供求相等的狭义均衡概念相比，非瓦尔拉斯均衡是一种广义的均衡概念，即指系统中的各个变量经过调整以后不再具有变动的趋势；
（2)经济体系的常态是存在一定的失业率或通货膨胀率，即非瓦尔拉斯均衡，零失业率和零通货膨胀率的瓦尔拉斯均衡只是在严格假定下一种特例；
（3)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的分析中，主要强调数量调节，而非价格调节。价格调节是指在价格具有充分灵活性的条件下，交易者完全根据市场的价格方面的信息而进行的调整需求量和供给量的活动。这是瓦尔拉斯均衡中情况。在价格调节时，交易不受供求数量的限制。在瓦尔拉均衡价格体系中，成交量等于需求量，需求量等于供给量。数量调节与价格调节不同，数量调节是指在价格存在粘性的情况下，交易者除了要根据市场的价格信息来调整需求量和供给量而外，还要从市场的供给数量和需求数量方面取得信息，以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交易者和交易行为都受到供求数量的限制。
（4)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把价格调节失灵的原因归因于货币交易的复杂性，以及在这种复杂的交易中，信息的不完全和获取信息成本的昂贵代价。
（5）在供求失衡时，市场交易量遵循短边原则，即在自愿交易的条件下，当供给大于需求时，需求是短边，市场的交易量等于需求量；反之，供给小于需求时，供给是短边，交易量等于供给量。
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凯恩斯竭力否定的萨伊定律被恢复了。根据克劳尔（1965）的双重决策假说，经济过程中的有效需求决定于商品和要素销售实现的收入，如果需求不足，不是企业预期变化产生的，而是计划的供给没能实现，于是供给决定需求。只所以供给计划没能实现，是因为信息不充分。这样加上一些假定萨伊定律不仅适用于实物经济而且适用于货币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以及非自愿失业的产生不是萨伊定律失效了，而恰恰是萨伊定律作用的结果。由于萨伊定律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揭示物物交换经济，因此要接受萨伊定律的话，在理论的逻辑上一定是趋向接受瓦尔拉斯模型，这在非均衡学派的理论中体现的很明显，所以莱荣霍夫德（1968）认为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能够从瓦尔拉斯模型中推导出来，只要加进非完全信息下的价格机制失灵进而出现非均衡即可；同时整个非均衡学派几乎一致同意非瓦尔拉斯均衡不是反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而是发展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使之适应并能够解释更多现实的问题。但是他们忽视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由于容不下历史时间而无法解释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一定是只剩下货币经济而没有资本主义。琼.罗宾逊（1972）对非均衡学派的批评是：瓦尔拉斯的微观一般均衡模式不可能同失业有什么联系，而马歇尔的均衡体系正是凯恩斯力求摆脱的，莱荣霍夫德的解释把凯恩斯的理论弄得更乱了。他引进资源配置来弥补凯恩斯宏观理论的不足，并不比新古典综合采用生产因素供给分析的方法更为有效，因为两者都要依赖市场机制的作用。如果莱荣霍夫德的办法有效，那么新古典综合的办法也会有效。
总之，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只是强调经济系统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的性质，而并未真正揭示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虽然试图突出货币经济的动态性，但是把这种动态归因于不完全信息下瓦尔拉斯市场的失灵，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又被改头换面纳入了货币经济的动态分析；企业家和工人在经济中处于同等的地位，企业家的货币收益核算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消失了。一句话，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在本质上不是反新古典的，而是反凯恩斯的。原因是在新古典的基础上修改假定可以得出非瓦尔拉斯均衡的结论，但是却得不出凯恩斯的结论。
[1]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2，第144页。
[2]帕廷金：《货币、利息与价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187－188页.
[3] 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97， 第14章，第179－191页。
[4]约翰.吉纳科普洛斯：《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
第一卷，2000，第59－68页。
[5]弗兰克.哈恩：《一般均衡理论》，载丹尼尔.贝尔等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74页.
[6] 琼.罗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第49页。
[7] 保罗.戴维森：《后凯恩斯经济学：解决经济理论中出现的危机》，载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208页。
[8] Hoover,K.D.1988.Money,price and finance in the new monetary economics. Oxford economic Paper 40: 150—167.
[9] 分离货币的职能来构建货币经济模型的特点在Clower（1967）的现金约束模型（简称CIA）、Sidrauski（1967）等的货币效用模型（简称MU）、Saving(1971)和Brock(1974)等的交易成本模型以及寻介模型中同样存在。参见张俊喜：《当代货币经济学的新发展》，《世界经济》，2001年第五期。
[10] John Robinson，The Second Crisis of Economic Theor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2,P.1-10.
[11]弗里德曼，M.：《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与批评者商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12]同上，第87页.
[13]同上，第54页.
[14] 弗里德曼，M.：《最适货币量论文集》，台湾中华书局，1974, P.151.
[15]卡尔.布伦纳，阿伦.H.梅尔泽:《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载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与批评者商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P.117.
[16]同上，p138
[17] R.Dornbusch（1990）‘Comment on Brunner and Meltzer’,in J.Stein（eds）,Monetarism,104-105
[18] J.Tobin(1982),‘Money and Finance in the Macroeconomic Precess,’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vol.14,No.2 , May, p187－188
[19]让－帕斯卡尔.贝纳西：《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