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几年前，陪同朋友去车管所年检车辆。有年检代理人（俗称“黄牛”）前来接洽，要价500元。朋友不愿意花这个冤枉钱，坚持按照正常程序完成检测。结果，被检测人员使来唤去，在车管所和修理厂之间来回奔波。修刹车，换大灯等等，前后花了上千块钱，搭上一天工夫，检测还没有完成。朋友不得不妥协，第二天再去，直接交给“黄牛”500元，20分钟就顺利完成了检测。
今年初，我第一次去年检。有了上次目睹朋友遭遇的经验，我决定，只要“黄牛”要价低于1000元，就无条件接受宰割。快到车管所，发现周围有上十家专门从事“年检代理”的小店，不时有人前来揽生意。当年的“黄牛”还处在地下，现在的“黄牛”已经招摇过市了，“年检代理”俨然成为一个兴旺的产业。要价仅150元，远远低于我的预期，于是达成交易。不到半小时，手续顺利办完。不仅省了钱，省了时间，而且，“黄牛”们的态度很热情，服务也很周到。
机动车辆年检是为保障行车安全而实施的政府管制措施。从技术上讲，机动车行使一定时期后，潜在着各种安全隐患。由于车主不一定具有相应的防患意识和技术，而且由于安全隐患具有外部性，因此，强制性的定期检测和审查具有必要性。强制实施年检，属于安全管制的范畴。同时，由于年检所需要的技术程序的规范性以及车主可能的机会主义动机，年检的实施要求由交管部门指定的单位完成。如果将年检理解为一种公共服务，交管部门指定特定单位提供这种服务，具有进入管制的的性质。
进入管制创造了一种垄断供给的权力。当一种资源具有垄断的性质，其所有者或者控制人就可以凭借垄断权力要求获得超出市场平均收益的超额收益，这就是租金。但是，对于取得了垄断权的车管所来说，由于其检测活动的行政性质而非经营性质，其收费受到相关法规的严格限制。车管所垄断机动车检测所产生的仅仅是潜在的“租金”。只要“租金”存在，就必然产生围绕租金实现的寻租活动，最终，租金会由潜在转化为现实。车管所实现租金的方式之一就是与“年检代理人”合作。车管所授予年检代理人代理权利，或者委托代理人招揽顾客，所获得的超过法定收费的收益再在车管所和代理人之间进行分配。在这里，车管所实际上是通过分配垄断权力来实现垄断租金。
租金的水平取决于垄断程度，在需求一定的条件下，供给的垄断性越高则租金水平越高。当年检代理的权力被车管所分配给极少数代理人时，代理市场呈现出较高的垄断性，于是，代理人可以提出较高的要价。这就是我那朋友几年前所遭遇的情况。当然，当年“黄牛”的较高要价，还与当年年检代理尚未取得“合法性”，从而经营者要承担较大风险有关。
按照鲍莫尔的“可竞争市场”理论，任何垄断市场，不论其壁垒——规模的或技术的，经济的或行政的——多高，多坚固，只要存在足够高的租金，就有可能诱使潜在竞争者进入。租金越高，竞争者进入的欲望就越强烈，壁垒也就越容易被打破。年检代理的超额利润必然诱使竞争者进入，于是，寻租竞争被推动。寻租竞争可能推动管制供给的竞争，最终管制可能放松。比如，最初年检代理权可能仅由车管所个别头头控制并从中得到好处。寻租竞争的结果使年检代理权具有了市场价格，于是，在车管所内部，可能引起供给管制即分配年检代理权的竞争，越来越多的车管所头头参与控制权竞争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年检代理以及更激烈的年检代理市场竞争，更低的年检代理费用。这就是我今年初前往年检时所面临的情况。
寻租竞争导致社会福利的改善，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例子。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长期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对经济运行实施广泛的管制。出售特许权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比如，伊丽莎白女王就通过出售硝石、火药、纸张、食盐、明矾、肥皂等的特许权而使国库充盈，国力增强。进入十七世纪，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议会的力量在增强。议会与王室展开了争夺管制供给权的斗争。最终，议会取得胜利，成为管制的唯一供给者。但是，由于议员之间存在争夺和控制管制权上的竞争，而且通过集体决策的方式提供管制面临更高的成本。最后，议会发现，由于竞争，管制的收益越来越低而成本却越来越高，于是管制就逐步放松了。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背景下，资源的自由流动导致供给和需求的均衡，从而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在这样一种经济格局中，要素收益趋于机会成本，经济租金并不存在。但现实的市场往往是不完全的，原因之一是行政权力的介入。行政权力对市场的介入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管制，如进入管制、价格管制、质量管制等等。管制的目的在于抑制市场自发运作可能产生的外部性，但管制本身却又可能带来新的外部性，产生新的效率损失，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寻租。寻租最终表现为社会福利的损失。用帕累托的话说，它创造利润但不创造价值。
在我们的上述例子中，政府对机动车的安全管制及对机动车年检的进入管制有其必要性。但是，由于行政权力对市场的介入造成了垄断的市场格局，从而产生了潜在的租金并推动了寻租行为的产生。于是，市场失灵转化为政府失灵。但是，潜在租金的存在推动了寻租竞争，而寻租竞争的结果是代理市场的扩大，代理质量的提高及代理费用的降低。这一切，集中表现为帕累托改进。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寻租竞争对效率改进及社会福利改善的作用，其前提是管制及潜在租金已经存在。也就是说，在管制的背景下，在垄断的市场格局下，寻租竞争可能成为放松管制及瓦解垄断的力量，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寻租竞争才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力量。在竞争市场背景下，人们为了获得垄断权力进而获得垄断租金，也可能推动政府进行管制，这种寻租就仅仅具有纯粹的损害经济效率及破坏社会福利的作用。
事实上，寻租竞争与放松管制是相互推动的。寻租竞争产生于对潜在租金的追求，而其实现则依赖于管制的放松。当然，寻租竞争本身也成为放松管制的推动力量。所以，寻租竞争推动社会福利改善，归根到底是放松管制的功效。
附：本文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8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