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无论是交易成本理论还是资源基础理论，单一的企业理论是无法解释复杂的现实情况的，目前最好的选择是找到一种复合的理论，在Williamson（1993）看来，交易成本理论和社会学的组织理论在许多方面相互补充，两者可以相互学习并且在“良性张力”（healthy tension）状态下共存。如果不同的理论是相关的，问题出现了：在解释经济组织问题所用的多种理论方法中，不同理论之间应如何结合？资源基础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融合，这是本文将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一）企业效率差异的综合解释：治理结构差异与资源异质性
关于企业效率差异的争论由来已久，交易成本理论基于资源同质性的逻辑认为，交易费用的降低是提升企业效率的源泉，所以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以节约交易费用是企业存在的必要条件，但科斯把这一必要条件当成了充分条件，注意了企业的交易性，忽略了企业的生产性，企业效率差异未必是治理结构差异的结果。效率差异还可能与其他变量的差异有关，如资源能力理论所强调的解决问题的技巧和程序，Lippma和Rumelt（1982）通过对“不确定模仿力：竞争条件下企业运行效率的差异”的分析，强调“如果企业无法有效仿制或复制出优势企业产生特殊能力的源泉，则各企业间的效率差异状态将永远持续下去”。企业资源理论克服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片面关注企业的交易属性的缺陷，从企业内部和内外部相结合的角度寻找企业成长和持续竞争优势的成因。这派学者认为，资源异质性是最基础的条件，但它也只是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单独从企业的生产和交易的任何一方来进行研究都有失偏颇，企业是生产过程和交易过程的统一体，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既要考虑节约交易成本为目的的治理结构设计，也要考虑创造李嘉图、张伯伦和熊彼特租金的资源异质性，才能获得对企业效率根源更为本质和全面的认识。
（二）企业控制权的集中与分散：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的权衡
控制权的配置可以沿着两种路线，一是根据现实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规定，控制权来源于财产所有权；二是从专业化生产效率的角度分析，控制权的效率基础是知识和信息。以交易成本为基础的契约理论机械地讨论了企业的契约属性，把代理成本作为决定企业权力安排的唯一变量，考察了企业控制权的最优配置问题，得出“资本强权”和“股东至上”的结论。但是它忽略了企业的生产属性和学习特征，资源基础理论注重控制权与知识拥有者相对应，企业的核心资源拥有者应该具有最大的决策权力。实际上，在控制权的配置过程中，企业将面临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的共同约束，现实中控制权的产生基础往往是冲突的、非对应的。既有可能面对知识分工条件下经济行为主体有限理性带来的知识成本约束（包括知识的转移、学习和传递成本，以及决策者缺乏知识和信息而作出错误决策的机会成本），也有可能面对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代理成本（权力转让和委托代理过程中代理问题和机会主义行为所造成的成本）。所以，在讨论企业控制权分配的时候，我们引入知识成本因素，结合两种理论考察发现，企业控制权的集中和分散是在节约交易成本的基础上实现专业化生产的分工和协作过程，其分布状态取决于企业核心知识和能力的积累过程中企业组织成员私人知识积累的专用性程度。知识成本随着企业集权程度的提高而不断上升，代理成本则随着集权程度的提高而递减。因为资源是不可复制和不能完全流动的，如果企业主集权程度较高，那么较高的知识传递、学习等成本可以超越其代理成本降低的程度；反过来如果企业主分权程度较高，部分决策和控制权转移给拥有知识和信息的成员，降低了企业的知识成本，但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代理成本随之升高，最终的总成本要在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的双向变动中达到均衡。
（三）企业的边界问题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实行纵向一体化的主要目的是避免由于资产专用性带来的“敲竹杠”问题，从而节省交易成本。资源理论则认为，企业的特质性资源外泄从而导致竞争优势丧失和租金耗散的风险是企业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原因。互补性资产（complementary assets）的存在也是企业边界稳定在一定范围的影响因素，因为当企业外包某一业务时，可能会丢掉一种在未来利用或替代核心竞争力要素时至关重要的一种“互补性资产”。
而且，交易成本理论中的“资产专用性”和资源基础理论中的“专用性资源”是两个极为相近的概念，它们都具有不可完全流动性，都是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物化在组织中的资产，无法或很难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即便进行交易也会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很难离开其现有企业使用者。所以，这两种理论既对立又统一，企业一体化决策的好处可以用两种理论综合解释：一是可以减少市场交易成本和资产专用性带来的要挟问题；二是可以防止异质性资源的外部效用扩散到竞争对手，进而丧失持续竞争优势。
我们发现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并不存在相互排斥和替代的关系，而是在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解释力，存在着相互补充和相辅相成的关系。任何一种单独的理论都难以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只有融合两种理论，发掘其交叉和互补之处，才有可能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框架下思考和解决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当然两种理论都还不甚完善，这种融合具有相当的难度，但是，我们相信，随着两种理论的深入发展以及来自经济现实的挑战与日俱增，两种企业理论之间的融合趋势也将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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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