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社会的健康运行和科学发展，需要物质生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等诸多因素。当大多数学者沉醉于依靠上述因素解释社会发展与运行时，恐怕他们忽略了更为重要，而且极为本质的一个问题，文化属性。文化属性决定了人们的理念，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制度或者技术上的选择。文化到理念，再到制度和技术，其稳定性越来越低，所以一些国家或者地区的改革往往只能先从技术或者制度入手。但是改革到最后也就越来越困难。这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办法调和的悖论。一开始就从改变文化属性或者理念好似痴人说梦，而如果将这些难啃的骨头放在后面，结果就是进一步固化这些文化属性和理念，使之更加难以改变。比较西方社会体制的时候，往往将他们分作英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或者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和欧洲国家。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包含了英国以及原来英国的殖民地国家，比如美国等地，其社会文化和理念具有自身非常明显的特征。与此相对应，欧洲地区包含斯堪地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理念也具有与前者极为不同的特征。在盎格鲁萨克逊社会中，人们具有一种普遍的对契约的尊重和认可。人们更加崇尚个人主义，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几乎可以用契约的形式完全实现，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契约形式存在。这是一种“个人主义＋契约”的结构，社会是基于这样一个结构实现运行和发展。因此，可以在几乎所有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中，从个体到整个国家，小到个人决策，大到国家战略，无论涉及到经济，政治，还是法律，都存在这样的文化属性。契约的存在是与交易和市场相伴而生。人们对于契约的认同同样也包含了人们对于市场的信任。在欧洲地区，人们对于组织有着极为普遍的认同。人们崇尚集体主义，相信组织，认为个体的独立存在不足以抵抗来自外界的风险，纷纷加入行业组织或者工会等等。这恐怕也是欧洲工会组织和行业协会的力量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欧洲社会中，存在着“集体＋组织”这样的结构。也正是这样的结构决定了欧洲社会发展和运行的形态和特征。
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H.Coase,l910~ )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企业的边界。他希望用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企业的规模如何确定的问题。在他的理论中，与企业替代的方式是市场，而不论是企业还是市场往往都会有交易费用的。经济主体会根据来自两种不同方式的交易成本变化来调整其比重，从而就决定了企业的规模。那么科斯真的是提出了一个没有价值判断的经济理论的坐标系吗？科斯出生于英格兰。1932年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先后任教于丹地经济学院、利物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他的经历决定了他具有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早已植入他的灵魂的那些理念。我们大胆揣测，科斯是相信市场的，是相信契约的作用的。他的科斯定理是在假设交易成本为零时，则市场可以“摆平”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问题。他的那篇著名的大作《企业的性质》真正的目的并不在于找出企业存在的原因，而是在于找出是什么决定了企业的规模，也就是寻找企业的边界。
千年世纪伟人马克思，其成就已不必言说。我们观察他的学术成就以及其深遂的思想时，可以清晰的看到其德国传统，或者欧洲的价值理念。他相信集体主义，甚至他创造了共产主义学说。使用的分析方法是阶级的分析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集体主义，而不是盎格鲁萨克逊倡导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文化属性决定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其力量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然而，回到文章开始的问题，改革是否应该从文化属性入手呢？恐怕这将成为长期困扰我们并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一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