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东和北非的地缘政治危机，犹如紧箍咒，不时地搅动全球的能源市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变暖、供需失衡、经济下滑……犹如一把把悬在生命线上的利剑，让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处于一片焦虑之中。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未来十年，有哪些领域的新技术最有可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些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推动经济绿色化发展？要充分享受这些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政府需要采取哪些支持性的政策措施？
核电不能放弃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 张国宝：
能源领域和世界局势一样，把握好能源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变化十分重要又十分不易。2010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是120亿吨标准油，同比增长了5.6%，是1973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其中中国增长了11.9%，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目前煤炭消费占全球能源总消费量的29.6%，而中国所有能源结构当中煤炭已经到了70.2%，中国煤炭消费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煤炭消费的46%。从2009年起，中国从一个煤炭的出口国转变为煤炭的净进口国。2011年进口了1.8亿吨的煤，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煤炭进口国。
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前，核电势头复苏明显，但是福岛核事故给正在兴起的核电泼了一盆冷水。我认为人类将继续发展核能，和平利用核能是能够确保安全的。过去人类在生物质能源投入产出比只有几倍，所以人类社会几千年来进步缓慢，生产力低下。工业革命后，化石燃料的投入产出比是平均40～50倍，而天然气投入产出比高达100倍以上，社会进步加速，人口增值。太阳光发电的投入产出比只有5～7倍，风力发电在10倍左右，可再生能源的密度很低，需要利用广阔的土地面积。我本人主张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但这些可再生能源占人类能源需求的比重最多也只有20～30%，希望以可再生能源来充当主力能源的想法，我认为只是一种理想的目标，并不切合实际。我认为仍然不可以放弃核电，有了液氨气，也不可能不搞核电。
为了应对能源格局的变化，目前主要国家正加快制定和调整能源战略，大力推动能源领域的科技研发及相关产业发展，以掌握未来的能源主动权。美国出台了未来能源安全蓝图，加快本土油气资源的开发，推进节能降耗，促进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新能源，降低对外的依存度，努力实现能源独立，并已初见成效。上个月欧盟又发布了2050年能源路线图，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也都充实和调整了能源战略，在能源科技领域新的能源技术开发也十分活跃。
中日经济协会理事长 冈本严：
中国的装机容量赶不上需求的增长，所以出现了拉闸限电的现象。电费的制定需要进一步改革，同时要实现削峰填谷，从而有效进行电力资源的调剂。要扩大天然气的使用，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把信息技术纳入到电力行业的发展建设中。供应方面首先要考虑能源安全，开发一些替代性的能源，比如页岩气，通过新技术革命更好满足新增的能源需求。另外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尽可能降低成本。福岛核泄露之后，大家对于核电站的安全有很多顾虑，我们认为核电站依然是清洁能源的主要来源，我们的核技术还会进一步改善，从而更加安全、清洁地发电。我们也在关注天然气和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日本有全世界效率最高的清洁煤炭技术。
目前，能源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最新的技术发展意味着传统的能源已经不足以满足我们的需求，未来新兴能源在整个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会跟传统能源一样重要，我们正在大规模调整我们的能源结构。中国在传统天然气方面有很多储量，所以完全有潜力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同时随着勘探技术的发展，在海底也发现了很多油气资源。我自己也在关注新技术的发展，了解油价变化和天然气价格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美国油价上调可能会引起大家更多地投资天然气技术的研发，由此推出下一代燃气发电技术。
可再生能源的热值跟传统能源有很多不同，而且用来发电发热也不是特别稳定，所以大量的可再生能源目前处于初期开发阶段。在这方面需要政府相关政策去支持，比如上网电价的支持。还要有效控制成本，以适应当地情况。另外要建立远距离的输配电系统，比如说风电和太阳能的能源集中地、富集地往往离需求中心非常远，如果用传统输配电方式进行调配，成本很高，损耗很大，所以必须要用新的技术来远距离传输风电、水电等。
新能源技术变革
道达尔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马哲睿：
未来油价还会居高不下，为什么呢？这跟经济的基本面相关，对石油的需求仍然存在。在欧洲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有所下降，但是在一些新兴国家，像中国、印度、非洲，需求还在上升。所以来自中东地区的剩余产能会被这些国家所吸收。从中长期来看，由于安全、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很多国家在实现石油能源使用控制方面会存在困难。
总体来讲，石油生产很难实现预期的目标，而且由于环境成本、审批等问题，我们很多项目都被延迟了。在未来几年，科技的进步，投资的增加，煤炭等可替代能源数量的减少，石油的需求是不会下降的，所以绝对不能说价格会下降。但短期我们也要肩负重大责任，加快开发新的储量，通过建立合作关系，开发液氨一样新的能源，掌握这个行业的发展方向。
我们非常关注石油、天然气、核能，它们总有枯竭的一天。同时这些能源也是不清洁的，是不可持续的。假如我们没有新的能源，就没有足够的能源来满足需求，所以像道达尔这样的公司，也开始投资于可再生能源，主要是在研发方面，而不是生产方面。大家都觉得我们赚了那么多钱，应该拿出钱来研发这些新的能源。我想研发这些可再生能源，也是让我们这些公司得到市场接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 冯飞：
目前处在一个能源技术变革的过渡期。几次能源替代的过程，包括石油对传统生物质能的替代，天然气时代的到来，每一次新能源品种的出现，并不是对原来的能源进行完全的替代，而是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能源供应格局。当前出现了非化石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部分替代，一种以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的能源趋势，意味着能源技术的变革，这个变革既体现在供应侧，也体现在需求侧，比如说需求侧的节能和电动汽车等技术。
这一轮能源技术变革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能源安全，第二是环境和气候问题。但这两个驱动因素是外部性因素，不是源自于经济系统内部的因素。看前几轮能源技术变革，比如石油和天然气，这些技术的重大创新使得经济系统自身有采用这些石油和天然气技术的巨大动力。而这一轮的能源变革是外部因素，如何把这些外部因素内生到经济系统当中去，使得经济系统自身能够形成对新能源的巨大需求，是一个具有全球性的挑战。
这里面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性设计，我称之为两个外部性的问题。就是把可再生能源这样一些新技术产生的正的外部性，在资源节约、环境污染减少这些正的外部性的影响方面，内生到经济系统当中，使之成为提供这些技术和产品的企业利润。另一个外部性的内部化，是使那些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造成的负的外部性，内生到企业的成本当中。这次能源变革，目前还有一些技术上的不成熟，历次的能源技术变革从一项技术初次引入商品化，到占全球能源份额的1%，大致经历了30年的时间。目前全球面临的挑战是技术的不成熟和成本相对高，但是在这个过程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新能源领域的全球贸易争端。我们期盼着一种新的国际合作方式，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比较优势。就中国而言，市场大和多样性、产业化能力强、制造成本低是它的最大的优势，劣势在于研发能力基础不牢。而发达国家恰恰是在基础研究上非常雄厚，资本的支撑能力很强，但也面临着市场多样性不够和制造成本偏高等问题。在新能源技术变革当中，需要探讨要素再分工上的合作，一是开放研发，二是协同创新，三是产业链重新整合的问题。
促进包容性创新
加拿大泰克资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林赛：
中国和加拿大的政治关系非常良好，两国政府也致力于推动两国企业，尤其是能源企业的合作，加拿大希望能改变目前99%原油向美国出口的局面。如何能够多样化我们的出口，我想关键是在运输方面。如何把我们的资源产品更有效出口到中国，在交通运输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加拿大为此加快了相应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致力于把世界第一流的能源资源向世界各个国家运输。这样可以为全球提供更稳定的能源，对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长远发展来说都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战略历史期，传统能源正在缩减，对于新兴能源的需求正在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碳氢化合物将逐渐被新能源所替代。随着人口的增长，世界上对能源的消耗也在不断地增长。加拿大的石油天然气企业不仅关注提高自己的产量，也关注履行社会责任，更好保护自然环境。加拿大有12个大的石油公司，成立了一个联盟来共同推进环境保护这项事业，这项工作的推进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关心和参与。我们秉承保护自然资源的理念来推进能源的生产。
杜邦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柯爱伦：
包容性创新服务于当地社会和市场现实，我们认为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最有效的途径。在这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杜邦是如何开展合作，促进包容性创新的。第一个是纤维素乙醇，杜邦工业应用生物技术，在生物加工、蛋白质工程、农业领域都拥有雄厚基础。我们也积极推进利用非粮食的原料来生产纤维素的燃料，比如玉米、秸秆等农业副产品和其他可再生作物。如果每亩玉米秸秆产量超过4吨，种植者很难对剩余秸秆进行管理，我们可以消耗掉这部分秸秆，从而帮助农民更好管理他们的耕作，改善土壤，保持高产。这个例子说明技术可以催生绿色产品，有助于当地社区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另外光伏技术在中国已经做得非常成功，全球现有的光伏组件中很大一部分都采用了杜邦的材料。在香港，我们和建筑师合作，充分利用绿色技术，同时保持原有美学效果，帮助他们建立一体化光伏解决方案，楼宇窗户既是透明的，又可以发电。另外一个合作的例子发生在深圳，在当地，我们的太阳能光伏系统安装到公共汽车候车亭上面，白天发电，把电力储存起来，晚上给LED显示屏供电，既采用了可再生能源，又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在中国，还有很多行业可以加快绿色产业的发展，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制定更多更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在这里，我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中国已经意识到必须要建立健全技术标准，推广行业最佳实践，带动绿色经济的发展。这种协调可以保证相关技术的平稳发展。第二，中国可以考虑把跨国企业的本地研发活动视为中国创新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让它为中国自己的研发做出补充。中国可以制定相关的政策，设立基金和奖励机制，从而鼓励跨国机构和本土企业以及研究院校进行合作，实现可持续创新。第三，绿色经济的增长潜力巨大，城市化对环境又会带来巨大影响，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的感受和经验。中国很多绿色产业，比如生物化学在农村开始快速发展。保护农村地区的环境，也十分重要，所以必须有相关的法规来保护绿色产业在农村地区应用相关的技术，包括水资源保护和自然环境的保护。
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 刘若鹏：
我们是以超材料为特色的新兴的研究机构和产业化机构，2010年才成立，从超材料科学概念到规模化应用一路走来。在中国这样创新产业链不健全、制度障碍无法破除的大环境下，如何从源头创新，并且构建新兴产业的实践，我们做了一些尝试。把民营研究院和创新型企业，以及风险投资三者结合在一起，创建一个既有基础研究，同时又直接面向产业化，也不属于国家事业单位编制范围内的需要自负盈亏的新兴机构。
我们建立了我们的产业联盟，在这种全新的领域做了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的覆盖，去年一年我们覆盖了1179项知识产权专利，通过早期产业基金来保证整个领域的上下游产业迅速建立起来，这是我们创新的模式。
超材料实际是电磁材料，现在处于从科学概念推到规模应用的过程中，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基本的物理原理是用一些人造的结构，或者人造的手段去做自然界不太存在的特种电磁材料。我们用这样的人造电磁技术服务于中国的户户通工程，为2亿户农民提供稳定的卫星电视信号。在北京，我们已经把最先进的电磁薄膜技术应用于农村，农民可以不受任何影响全天候收到卫星电视节目。这个在全球市场是非常大的。希望这些创新技术能够从中国诞生，并服务于全球信息化和产业化进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