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支柱 王朝管理的五个思维支柱



思维支柱一:管理的核心是人性而不是事务

  人心是万物的核心,管理人心等于把握人性。

  只要将这个核心要素管理到位,其他外在的要素也就不难控制了。因此,人性的管理就成为历代帝王研究的课题。

  自古以来,在儒家学说的引导下,历代帝王认定了人性中善的因素较多,因此将教化民众、以德治国视为最基本的原则。

  朱元璋的教化“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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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太祖朱元璋在这方面很有特点。在大肆杀戮贪官污吏,为人们树立典型的同时,他还祭出了一些自己的“发明”。

  比如,为了兴起孝廉之风,朱元璋要求各地的官员选派村里的老人,在黄昏时派人在路上呼喊:“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乡邻和睦,教导子孙,各安生理,莫做坏事。”

  短短六句话,语意明了,提醒百姓应该遵守的基本要求。为了落实教化之功,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以培养尊老的时尚,如“凡耆民八十以上,乡党称善,贫无产也者,月给米三斗,肉五斤”

  当然,对于陈规陋习,他照样痛恨革除。明洪武年间,山东日照县有一个叫做江伯儿的百姓,母亲生病期间,他仿效古人割股肉熬汤给母亲治病,结果母亲仍未痊愈,于是向神许愿:如果母亲病愈,我将杀子祭祀您。过了些日子,母亲渐渐痊愈了,江伯儿就把三岁的儿子杀了祭祀神灵。乡里觉得这可是孝比古人,于是将他的事迹报到了上边。朱元璋看了推荐信后,大怒:“这哪里还有天伦?简直是灭绝天理!”

  于是,当即下令逮捕江伯儿,杖刑一百后流放海南,并诏令百姓:如有割股疗亲、卧冰求鱼之人,不得表彰。

  同时,朱元璋还“创造”了很多教化的招数。其一,在各地建立各种各样的学校,用以发挥教化人心的作用。其二,在每个乡村设立“旌善亭”和“申明亭”各一座,前者专门用来表彰好人好事;后者将那些坏人坏事书写在亭上,有点像官方的“大字报”。其三,每年正月和十月,在全国各地的乡村举行全体村民大会餐,这其中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在聚会中既要颁布国家法规,又要对那些行为不轨者当面进行批评,严重者要送交官府。其四,要求在每个村庄都置鼓一面,凡到农忙季节,指定专人于清晨五更时分擂鼓,令人们黎明即起,下田耕作,借此让所有的人养成早起干活的习惯。

  可见,朱元璋推出的教化之策细致之极。实际上,从刘邦到汉光武帝刘秀,从唐太宗李世民到宋太祖赵匡胤都比较重视教化的作用。

思维支柱二:管理的原则是治理而不是无为

  领导者要理解规律、顺其自然,并不是要求人们无所作为,而是要求领导者具有更高超的领导艺术。王朝开创者信奉的道家理论的典型人物,如刘邦、李世民等实际上都是“治”的行家,“治理”才是真正的帝王管理原则,“无为”则成为“治”的策略和目标。

  刘邦的原则:治理还是无为?

  刘邦在国家治理上花的功夫非常之大,如对于军功臣子的治理、管理机构与制度的设立、相关法律的完善、家族统治机制的建设等都是费尽了心机。他不仅采用了叔孙通制定的礼仪,还要陆贾著书论述秦朝失掉天下的教训及治国之道。

  可见,刘邦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并在“无为”的信念下运用了儒家、法家等派的大量治理原则。他明白:不管是什么“家”,只要能够治理国家就是有用的“家”。纵观其行为,治民基本上奉行的是无为,治臣用的是儒家思想,治将则采取法家方式。他所谓的“无为”仅仅是不再折腾老百姓,对于文臣武将的管理可是半点都没落下,所以,“治理”才是他真正的原则。

  唐太宗的心态:无为是追求,治理才是道路

  轻徭薄赋、安定人心成为最基本的要求,黄老“无为而治”的理念也似乎成为李世民的治国方针。实际上,这种方针只是其治国的底色,他心里清楚,如果不能很好地“有为”治理,脆弱的唐王朝可能重蹈隋王朝的覆辙。李世民根据自己的经验与群臣的意见,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治国原则。

  他认为,身处尊位,要有恭敬之心,不可以傲慢态度待人。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勤劳国事,推行德义,这就是为君最根本的事情。要治理好天下,不可一人独断,必须与他人一道负责;保守君位,不可一人努力,必须与他人一道守成。因此,分封亲戚子弟为侯王,作为王室的藩卫,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天子与诸侯同心同德,安危与共,风雨同舟,齐心协力,才能巩固江山。分封诸侯实力过强,就有以下叛上,危害心腹之患;分封诸侯实力太弱,又没有巩固朝廷的根基。由此看来,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多分封诸侯而减少其实力的政策,使他们既能拱卫王室,又没有过强的实力与朝廷对抗,与朝廷忧乐与共,利害一致。帝王之基业深厚,必须依靠贤才的匡辅。虽然帝王访求贤才很艰难,但贤才一旦为我所用,必抱知遇之恩,成就大业。纵有满载光彩照人珠宝的马车和成千上万的黄金,又怎比得上人才济济,贤能为用的朝廷?

  李世民的“安民之道”、“为君之道”实际上都是同一条道,就是维护王朝的持续!而其主要的思维就是“治理”,在尽量不骚扰老百姓的基础上,强化有效的治理。

  看来,任何优秀的帝王在思考“无为”的时候,都不会为这个词汇所误导,他们都很清楚,老百姓的安定乐业是统治的基础,尽量不加重这一统治基础的负担是长治久安的前提,而为了巩固这一前提、让王朝持续,有效的治理措施是显示帝王领导力的重要指标。

思维支柱三:管理的依据是利弊而不是是非

  沉重的帝王决策

  在涉及到帝王的争夺中,兄弟反目甚至父子相残都是历史中常见的情景。难道他们在杀死自己亲骨肉的时候没有歉疚感吗?难道他们在踩着亲人的尸骨,走上权力顶峰时就没有一点道德恐惧吗?

  从历史的痕迹中我们发现,他们同样有着不同程度的歉疚感,他们毕竟也是人。《哈姆雷特》中,王子的叔父不是常常做恶梦吗?但是没有办法,他们都站在了权力的顶端,面临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险境。由此可见,这些王朝开创者们的思维方式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做出决策,特别是关键决策的依据不是社会道德中的是非曲直,而是整个王朝延续的利弊得失。

  俗话说:选择即命运。这句话对于帝王建设王朝中的选择决策同样适用。优秀的帝王往往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超越一般人想象的选择,也能够做出一般人不敢或不愿意尝试的选择。

  是非与利弊:有限理性的帝王决策

  恩格斯说过一句话:当真理触犯利益的时候,也是谬误。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很多人面对利益的时候是如何决策的。纵观历史上一幕幕决策的瞬间,成功的帝王们似乎都有类似的思维。对此,韩非曾有过明确的论述:“世主美仁义之名,可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也就是说,君主的决策行动不能拘泥于所谓“仁义”而失去机会,丢掉前途。那么,是不是说,这些帝王们就没有所谓的是非观念呢?实际上,他们的是非观念不同于一般的世俗是非观。在关键时刻,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符合长远利益的是非。这种抉择来源于人们所处的位置与要完成的使命,以及其对于是非观的理解。他们对这种利弊得失的衡量并不是不择手段,否则那就变成了暴君。

  中国古代的优秀帝王都充分地认识到,通过取得民众的支持获取自己的统治利益,这是其判断利弊得失的重大是非观。为此,开明帝王都很注意制定适合民心民意的决策。《尚书·盘庚》篇说“罔不惟民之承”,就是要顺承人民的心理和意见去办事;“视民利用迁”,也是要求统治者在实际行动上注意顺应民心。

 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支柱 王朝管理的五个思维支柱
  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这是帝王作为理性人决策的必然结果。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看来,理性人的决策方式就是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其决策思维的原则是“边际主义”(衡量决策形成的行为是否是在代价最小的情况下的利益最大化)。尽管,西蒙认为纯粹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有限理性”才是决策的基本原则,但帝王的“有限理性”决策(在信息非常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理性决策)仍然是依靠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再强大的君主也要从民众共同关心的角度出发,推行符合民众心愿的政策。这符合帝王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如果政顺民心,就可以使民心与君心保持一致,使得王朝持续下去;如果政逆民心,民众必然与君主离心离德。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即使拥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民也不得安宁,最终会导致王朝的更替。《管子》举例说:“《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

  《吕氏春秋》认为,能否顺应民心,是能否建立功名的决定因素。周文王拒绝纣赐予的千里之地而为民请求免去炮烙之刑,就是为了得民心,而得民心远远胜过得千里之地。所以,要完成统一大业,建立新王朝,必须顺民心;顺民心则功成名立,失民心则国破身亡。这就要求君主在施政时要考虑到民众的意愿,推行爱民利民的政策。

  陆贽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当德宗问他“当今急务”的时候,陆贽回答说:“当今急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直,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趣,以靖邦家乎!此诚当今之所急也。”这其中的“审查群情”、“同其欲恶”等,强调了即使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也要重视人民的意愿,顺应民心。

  北宋的李觏也认为:“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为务也。”他举例说,如果得到民心,少康有五百人也称得上得到了民众;如果失去民心,商王有亿兆人也可以说是没有民众。因为民心可畏,所以统治者要采取各种措施以获得民心,争取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李觏认为,君主的重要职责是选择称职的官吏。有称职的官吏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将国家治理好。他说:“吏之于民必相知心,然后治也。吏知民心则明,明则政平矣;民知吏心则信,信则令行矣。”

  历史证明,如果君主过分相信自己的才能,相信君权神授,他可能逞能一时,随意决策,但王朝的寿命也就危险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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