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韩和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未来走向一直围绕着这个国家的学界，其中对中国“拉美化”的担忧最为集中，那么在这里我们首要要谈一下什么是“拉美化”，它为什么那么强烈的冲击着我们的学界甚至执政当局。 所谓“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整个拉美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又是所有发展中地区中最早开始现代化的，但是从其发展速度来看，却远远赶不上后起的东南亚等其他地区。1980－1990年间，拉美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1990年代的前7年出现了超过3％的增长率，但到1990年代后期又开始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局面。 拉美国家的危机从经济上看，主要表现为GDP增长的停滞；高失业率（最富裕的阿根廷近4年的失业率为15％以上，哥伦比亚则高达60％）；由于政府雇佣冗员太多和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而拉美各国政府对付赤字的办法通常有两个，一是开动印钞机，从而引发通货膨胀。1980－1990年，拉美各国年均通胀率最低的委内瑞拉为19.3％，而阿根廷、巴西、秘鲁则都超过200％；另一个办法是举借外债。拉美各国沉重的外债，常常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1982年的墨西哥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都是由于政府宣布停止偿付外债引起的。 “拉美化”危机从政治上看，主要表现为频繁的军事政变和政权更迭。它的直接后果就是连续不断的罢工、游行导致的社会动荡，以及贫困人口不受任何限制地集居城市后造成的城市贫民窟化，高犯罪率，瘟疫蔓延以及黑社会组织的武装化和公开化。“拉美化”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危机，牵涉到各个层面上的复杂现象。假如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拉美化”现象的本质，那就是政府的软化。政府缺乏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权威和足够的力量来抑制邪恶、维持秩序，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而拉美各国之所以会普遍出现政府软化和社会失范的现象，其原因又深深地植根于其文化特性之中。拉美文化主要是西班牙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的混合物，拉美知识分子又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这使得拉美文化的主流是一种浪漫、狂放的，充满激情的情感主义，这种特性使拉美人在文学、艺术、体育等领域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在最需要冷静的理智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在拉美各国经久不衰的充满民粹主义色彩的左翼激情。 在这么一种情绪化的民粹主义思潮看来，国家的法律不是一个社会为了建立自由秩序所必要的自律，而是一种妨碍自由的凶恶的外在强制。因而，法律在拉美得不到人民发自内心的尊敬，于是民众的逃税、官员的受贿以及私自使用暴力等现象就变得司空见惯。民粹主义思维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生存责任的外推，民粹主义者永远把自己生活中的所有不幸和缺陷设法归罪于一个外部的十恶不赦的敌人，而自己永远是良善和无辜的，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改善自己生活的惟一和首要的任务就是打倒和消灭敌人。 基于上述分析我个人认为，拉美化在中国的市场很小，原因在于中国的国民性与拉美地区的人民的国民性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后对那种浪漫、狂放的，充满激情的情感主义存在一定的恐惧，因为文化大革命也正是这种意识的产物。而中国本身就是农业国家，人民与土地的关系和情感，决定了他们对安定有莫大的好感，在中国经历了长达140年的动荡后，人民的稳定诉求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而之所以‘拉美’恐惧在中国得到空前的市场，我个人认为，这跟中国的执政者的认识有关，在他们看来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真正的问题却在于：“拉美化”危机从政治上看，主要表现为频繁的军事政变和政权更迭。这应该是他们最不原因看到的，那么对于拉美的表现，我们执政当局的反思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假如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拉美化”现象的本质，那就是政府的软化。政府缺乏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权威和足够的力量来抑制邪恶、维持秩序，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 而中国一直不厌其烦的对拉美化的境况予以详尽的描述，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我们不排除，执政当局有对其人民采取一种恐怖诉求的可能，执政当局为了规避政权更迭，在汲取了拉美问题的根源后，对政府的‘硬化’‘强化’也成为必然。而这种传播将无疑有利于为执政当局在政府角色上的‘硬化’‘强化’提供理论支持。 也正是基础于上述观点的认识，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拉美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到是中国如今却在一步步的走向东南亚化的深渊了。 所谓的东南亚化，其特征表现在，政治领域上是：这些国家依靠专制，通过手腕和领袖的个人魄力，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国家，让人民摆脱贫困，并保护国民免受内在和外来的威胁。这也就是这些国家的领袖们用着各种不同的语言，但表述的内容却大同小异的所谓的“社会经济变革”理论。这些国家在政治领域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在在遏制社会和政治变革方面可以说是天然的战友和同志。他们有着对共产主义的怀疑、同时他们也对西方民主有着莫大的抵触，甚至敌视，他们信奉自由市场原则，但不排除间歇性的基于国家主义或是民族主义为原则的反西方意识。同时这种意识体系的政治家们都怀着同一想法，那就是贸易推动的经济增长应该凌驾于其他顾虑之上。而这一原则起到了作用：从1970年代到2000年代，东南亚地区及中国的收入暴涨，从东南亚的丛林和贫瘠的中华农村中冒出了一个个欣欣向荣的城市，该地区一下子变成至关重要的能源开采业、制造业、贸易甚至金融的中心。 也正是基于政治上的专制的“社会经济变革”理论，这些国家在经济领域方面，他们总担心于资源下放民间，而使民间力量强大起来，从而威胁他们的统治地位，因而这些国家总习惯于用国家安全作为托词，来加以对国家资源的控制，而当国家掌握过多的固定资产配置权时，就迫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只能由出口来带动，从而让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继续得以强化。对于为什么这些国家更习惯于将自己演变成为出口拉动型经济体系，而不是内需拉动型经济，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环顾世界，我们发现当年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都是利用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要想发展出能拉动经济的强劲内需，却需要不断改善现有的法治秩序和监管架构，简单的如各种金融产品、信贷产品，都必然得经过若干年发展以后，才能产生旺盛的国内需求。但这却并不合适于这种东南亚体系，该种体系之所以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极度依靠政治学家们所说的“政绩合法性”，即他们在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 因此，也驱使他们更乐于将自己成长为出口拉动型经济体系而不是内需型拉动经济体系，因为这样做付出的社会管理成本也相对较低一些，他们的“政绩合法性”更容易得到保障。因为要想依靠内需增长，则必然对我们的制度的要求相应的就提高了，对国家管制能力的要求也必然的高了。但相比之下，利用出口，利用其他国家市场的需求来启动本国经济增长，就方便和快捷得多。而这也正是这些政权所更愿意采纳的方法。 同时这也跟这些地区的政治哲学有莫大的关系，这些地区有所谓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和新加坡，但这些国家的执政者显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下而上由外而里的观点是怀疑的，或者是他们认为他们治理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的智力还不具备这种由下而上的治理意识基础，那么他们很快活的以具体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予以了抛弃，他们把儒教中的精英主义拿了过来，于是这些地区的执政者以该国家和地区人民中最先进者自居，在这种意识环境中，中央计划也就水到渠成了。 再加上曾经的殖民地历史带给人民和他们自身的伤害，于是他们更喜欢以计划的态度，以国家产业安全为考量因素，将某些行业以国家产业安全为由加以保护或者以计划的形式予以引导。这样的结果是：国有（如中国和新加坡）或者是官商利益不清的政府特许（比如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经济的分量太重，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绝对，比例过高。从而导致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的严重畸形。 在具体的经济层面，这些国家都乐于大力发展房地产将其作为经济支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些商业家族他们均在受保护的本土行业取得了成功，比如房地产（看看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富豪中房地产商的比重就知道了）、大宗商品进口等，而且通常是以联合企业或垄断的形式运作。那些成功的家族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从这些受保护的生意中维持了“核心现金流”。他们很多进军真正有竞争性行业的尝试都以惨败而告终。显然这跟儒家意识还是有莫大关系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儒家的“关系学”是很有市场的，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甚至中国的表现来看，在这里：如果你搞定了当权者，就可以把国库当自己的ATM机用，直接从中央银行提钱。 然而富豪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没有太多存在的意义的。在过去几十年中，东南亚经济也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种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出口生产业，但东南亚富豪几乎全部出自寻租者而不是这些出口制造业（没有一家具全球竞争力的品牌公司）这一事实，寻租本身也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在特定市场情况下有其价值，但它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却值得我们怀疑。 1、于消费者而言，除了这些企业将获得更多的行政性的行业垄断外，什么也得不到； 2、于企业而言，除了他们在行政性垄断的特权的庇荫下，形成更强烈的惰性外，也将什么都得不到。 3、于国家而言，正如迈克尔.波特说的，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归根来说还是所在地的企业的竞争，而一个个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对于他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又能够做什么贡献呢。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寻租者所赖以生存的屏障，就会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寻租者的利益所在，以及寻租者已具备的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使得打破这种屏障极度困难。而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目前好象也正在体现这一问题。事实上，可以这么说：这样富豪们不过是利用了该地区政客在对各经济体加以监管以便为全社会谋福利方面（或者是托词）的不幸失败而已。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不仅仅是低薪劳工阶层，也包括中产阶级，他们承受了卡特尔所提供商品的高成本，而且如乔8226;斯塔威尔所说，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蠢到投资于那些富豪们控制的上市公司，成为其小股东，那他们还会常常被骗去属于他们的利润。 但这种方法的采纳，却也带来了问题：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弊端就在于，由于经济增长来得太容易，执政当局也就更丧失了创造性的改善国内制度环境的动力，从而不能为本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根本性的制度架构以及一个健全的管制环境；从而导致官僚体系的腐败，而这种制度架构以及管制环境的缺失，将更让他们热中于将经济出口导向化，这些都是一环扣一环套在一起的。 也因此他们长期执政的可能是为未来留下很多隐患，这包括种族关系再趋紧张（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是例证），以及一个受阻于腐败的经济体系。20世纪的东南亚的强人们所建立的体系，极度依靠政治学家们所说的“政绩合法性”，即他们在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40年过去了，当年新生的东南亚独立国家所面临的危机早已基本消除，而其中的佼佼者在经济上又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因此，代表其起飞阶段的显着增长就无法维持下去了。做出调整以取得成功将会带来一系列全新的难题，东南亚过去1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新财富给这些传递富裕的强人带来指责，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通过与外界交流，而使他们见多识广，也开始了他们对这些领导人留下的规条感到不满。 而不幸的是，中国却在1997年的风暴后却在更快步的走向东南亚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