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政府之争:百年角力
源起于个人自由之争 大小政府之争,本质上争的是个人的自决空间和政府的权利界限。 西方个人自由的概念,有一部分来自对宗教的思考。既然上帝是万能的,人又为上帝所造,那么人的思想应该由上帝决定,人又怎么能够违背上帝的意愿去作恶呢?从这个疑问出发,古罗马神学家奥古斯丁提出,人具有自由意志。 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各国的哲学家、思想家从自由意志推导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生来就有自由,但人为了在群体中生存,放弃部分个人自由,缔结社会契约,形成高于个人的共同意志,它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而存在的。换句话说,政府、国家的统治权,是被其统治的公民所赋予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当然不得干涉个人的自由。亚当 · 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认为政府不得随意阻挠个人自由发挥“上帝赋予他们的天分”,政府的干涉会降低效率。 “凯恩斯主义”兴起 美国的立国基本思想,就是小政府主义。政府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公民的自由,除此之外的事情都尽量少管。但到了20世纪初,尤其是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出现了种种进步思潮,人们开始认为,政府不光要保护个人权利,更要利用公权,帮助个体获得更多积极的权利,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的经济理念就诞生在这一风云际会的时期。 凯恩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是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之一阿尔弗雷德 ·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的入室弟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本是国王学院年轻的经济学研究员,出于爱国热情,应征加入英国财政部,从华尔街替协约国筹措资金。到战争临近结束的1918年,财政部看中了凯恩斯的战时宏观经济规划天赋,留下凯恩斯,要他建议怎样从战败的德国榨出战争赔偿来。 巴黎和会上的所见所闻,让凯恩斯大感震惊。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极其惨烈,获胜的协约国也无非是惨胜而已,所以,英法等国领导者受复仇心的怂恿,主张对发起战争的德意志民族处以严厉的经济处罚。凯恩斯则靠着经济学家的敏锐洞察力看出,德国早已转变为现代贸易国家,若用经济制裁强行使之沦入贫困境地,会叫德国人民陷入赤贫,从而为极端的政治、暴动,甚至革命创造了条件。凯恩斯认为,《凡尔赛和约》非但没有以公正的方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 一战结束之后,德奥等战败国的经济陷入失控状态,英国的实力也大不如战前,失业率高居不下。凯恩斯首次提出,要让政府来管理经济,自由放任的政策已经过时,政府应当主动出手,干预货币,干预经济。他进而提出,政府应当出钱刺激经济,恢复企业信心,直接聘用工人从事修路等公共工程项目,降低失业率。这种观点在当时惊世骇俗,经济学界和政府高层都几乎无人能够接受。 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世界卷入了金融风暴,统治者们希望尽快找到脱困的道路。经济学家们也面临了一连串的实践问题:崩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汲取哪些教训来预防它再度发生?该做些什么来纾缓灾难带来的失业大潮?凯恩斯的建议恰逢其时,他的著作更对美国整整一代的年轻经济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掀起了一场“凯恩斯革命”。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幕后经济操盘手,几乎全是凯恩斯的追随者。 计量经济学家兼统计学家西蒙 · 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1901-1985)在汇编国民收入及国民生产总值等统计数据领域做出的贡献, 成了助推凯恩斯“提高总需求可加速经济发展”论点的证据,帮助凯恩斯的观点在美国大范围扎根。曾是凯恩斯狂热追随者的后世学者约翰 · 加尔布雷思(Galbraith, John Kenneth, 1908-2006)解释说,有了凯恩斯理论和库兹涅茨测量手段的武装,联邦政府里的年轻经济学家小队伍“不仅知道要做什么,而且知道该做多少。有了库兹涅茨和他具有创造力的同事们提供的具体数字,许多本来对凯恩斯抽象概念完全不相信的人也折服了。” 凯恩斯不仅对政府干预提供了智性上的理由,且在不经意中开创了经济学的全新分支:宏观经济学,以从上至下的角度观察经济活动,以便规划者更好地理解、进而管理国家经济。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是从“微观”的角度认识经济的,也即逐一考察经济活动的每一因素。凯恩斯远远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直到他去世,“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这两个词都不曾出现。“计量经济学”同样是凯恩斯在无意中发明的(他甚至对其多加贬斥),随着规划者着手评估经济的尺寸、设定目标,经济活动的测量方法也就浮出水面了。 自由市场阵营溃败 在凯恩斯的观念从形成到大放光彩的同一时期,另一批经济学家秉持传统的自由市场观点,对其提出了批评。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是其中代表。两人最初反对政府管理经济,是着眼于前苏联的集体主义经济模式。早在1920年,米塞斯就提出,集体主义经济模式忽视了一切经济有效运作的关键——价格机制。他在《经济计算》一书中,在苏维埃政权下,主要产业(生产资料)由政府所有,故此,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的关键目的(分配稀缺资源),就变得冗余了。他声称:“让我们脱离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货币使用的每一步,也就是在让我们脱离理性的经济。”米塞斯的观点,后来成了凯恩斯与哈耶克辩论的核心,也预示了哈耶克日后的一个最终论点:集权经济忽视市场价格,剥夺了个人对社会的独特贡献——也即通过支付价格的意愿,表达他们对某一客体或服务价值的意见。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经济剥夺了个人的基本自由。 同样因为1929年股市崩盘的降临,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反对凯恩斯的阵营一溃千里。二战爆发前后,米塞斯受纳粹德国迫害,逃亡美国,哈耶克早在此前移民英国。两人继续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干预经济。1937年,哈耶克执笔撰写《通往奴役之路》。他的主要目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但因为当时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正和英美结盟,他认为有义务放低对共产主义批评的调门,更多地揭露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哈耶克称,人们普遍认为极左极右是对立的两极,但这是一个误解,因为两者都以全面的国家规划取代了市场力量,侵犯了个人自由。书中,他重申了自己的信念:经济规划者无法了解他人的意志,最终会采取专制举动。
哈耶克担心,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时,胜利的盟军可能会得出结论,战时经济管理能加速实现一个更繁荣、更公正的战后社会。他警告说,这样的政策,是通往极权主义的先决条件,并可能令得历史重演。“我们已经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上的自由,而没有经济自由,从前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根本就不曾存在。”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论点,并非指向凯恩斯。他甚至肯定了凯恩斯宏伟计划背后的动机:长期大面积失业带来的危险,“对抗经济活动的一般性波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失业浪潮的反复出现”,提出了一个“超级重要的问题”,“一个我们时代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但哈耶克的解决方案,仍然是反对政府干预。“尽管‘周期性失业’的解决方案需要大量善意的规划,”他写道,“但它并不要求——至少是并不需要——取代市场的那种特别规划。”“在我看来,‘用大规模兴建公共工程来解决失业的办法’也并不是消除对经济安全最大威胁的可靠途径。”他也很清楚,凯恩斯的方案代价太高:通货膨胀攀升。“如果我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失业问题,又不愿意采用胁迫手段‘强制人们工作’,我们就被迫要诉诸各种绝望的实验,它们无一能够带来持久的缓解效果,而且又全都会严重妨碍我们最有效地利用资源。” 两大阵营格局转变 二战结束后,凯恩斯经济学大放光彩,自由市场经济主张暂拜下风。美国战后的历任总统,从杜鲁门(Harry S Truman, 1884-1972)、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 1917-1963)一直到吉米 · 卡特(James Earl Carter, 1924- ),无不推进了凯恩斯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焕发新生的时期,是公民权利一步步得到声张、民众进一步享受到更多社会福利的时期。与此同时,政府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对私有经济的管制越来越多。到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主义渐露颓色。 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6年,与哈耶克走得很近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再获此奖,此后,受哈耶克、弗里德曼影响极深的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2004)和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 Baroness Thatcher,1925-2013)相继在美英掌权执政,自由市场经济主张咸鱼翻身。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整个社会的主旋律是公立机构私营化,打破巨头垄断,同时解除政府对市场的管制。英、美两国的经济都在这种开放势头下焕发出活力。可惜经济固然放开了,政府的规模却从未缩小。事实上,政府为民众提供基本的福利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哪怕是最极端的“小政府”主张支持者,也无非是要求压缩“基本福利”的涵盖范围。 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再一次把凯恩斯主义推上前台。先是持“小政府”主张、任职前期不断减税的小布什政府(George Walker Bush, 1946- )通过了各项经济刺激计划,继任的奥巴马总统(Barack Hussein Obama II, 1961- )则再接再厉,减税,医疗改革,增加失业救济金和基础建设开支。欧债危机期间的欧盟也同样采取了主动干预的措施。危机高峰时段,没人胆敢放手让自由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纠正,让整个社会承受经济崩溃带来的可怕后果。 放眼西方“大小政府”主张缠斗的历史,可以看出两条发展趋势: 一是政府在减少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这是小政府主张的胜利;二是政府为公民提供愈发完善的社会保障,这是大政府主张的结果。换言之,尽管此消彼长时而有之,“大小政府”主张同时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理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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