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迈克尔 · 斯宾塞（Michael Spence，1943- ）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长和现任名誉院长。他的研究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是过去50年来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里程碑。斯宾塞也是中国“十二五”课题的主要研究者和执笔人，他关注中国经济问题，对当前中国经济走向、中国面临的经济与社会矛盾、企业转型以及中国企业家责任等现实问题，在本刊采访中，斯宾塞先生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解答。来自外部的、客观、专业且极具洞察力声音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审视中国目前的问题。 管理学家：很多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各种危机，比如通货膨胀加速、贫富差距严重、社会矛盾突出等等问题是因为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您是怎么看的？ 斯宾塞：我认为并非如此，确定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方法是看一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其经济增长是否停止，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并没有停止增长，因此，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中国面临的这些问题很严峻，但这并非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迹象。现在中国在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矛盾冲突增加的原因部分源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行的改革：改革之前，很多公共服务由人们所供职的国有企业提供，而那场改革打破了很多人的“铁饭碗”。在经济增长中，出现收入不平衡现象是很正常的，但是不能差距太大。我认为中国需要积极消除由于过去十年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差距和不平等问题。 管理学家：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该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斯宾塞：解决这些问题的挑战部分来自于中国农村地区的富裕劳动力。城市地区的工资水平在快速增长，这种模式持续了很多年，但最近两年，情形在急剧转变。以深圳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那里工资增长极为迅速，引起了一些老板们的不满，因为这让他们的生意更难做了。但真正即将出现的是，这些企业会迁离沿海地区，转到内陆地区，或者转型进入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所以，收入增长其实是件好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降低不平等现象，人们的生活会更好。并且人民币也将持续升值，这将使得中国人买东西不再那么贵，这是很好的。我认为，在教育、医疗保健，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方面努力，通过社会保障进行收入的重新分配，这些综合举措将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改变。 管理学家：您曾讲过，发达国家曾经历过的发展模式在今天难以重复，那么，您认为中国目前应当如何寻求发展？ 斯宾塞：发达国家的一些东西是有效的，例如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因充分竞争和自由准入而诞生创新的方式等。我认为类似于中国的国家在成为现代的、高收入经济体的过程中，要抛开这种约束。另一方面，“西方模式”的一些特色，如宏观经济管理，金融体系的运作方法等等，我认为是中国有理由去质疑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执政者和领导层的挑战在于：继承前任领导者的一些好的做法和接受他们所排斥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单一是很糟糕的，但是，拒绝一些做法，必须用别的方法来代替，中国在今后的发展模式上必须有所创新。此外，亚洲有世界60%的人口，是全球经济的主要的增长来源，亚洲将是我们面临的长期稳定性问题的中心，而中国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中心，可持续发展问题、能源效率、环境问题，是“十二五”计划中几个重要的问题。 管理学家：在适应当前不确定、复杂性日益加剧的生存环境方面，您认为中国企业应当做哪些努力？ 斯宾塞：我认为，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你已经拥有的东西。对中国企业来说，民营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器。他们非常期望获得融资，创建新公司，扩大自己的规模，他们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希望减轻行政规则条例所造成的负担，即使他们会去适应；他们期望能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他们还期望在改革的过程中省市级政府能够减少对市场经济的行政干涉。基于这些，我认为这是极其具有创业精神和创业文化的国家，从这方面来说，我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将大有作为。 管理学家：在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都不具备，而劳动力比较优势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数量庞大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该何去何从? 斯宾塞：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密集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下降是正常的。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达到5000-6000美元时，它的比较优势就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代工和生产。这就是为什么要从别的地方寻找优势。通过深入发展科技和知识型经济、人力资源、教育等等产业，企业会提升价值链的附加值，也将会更多地占领国内市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大部分的技术都从国外引进，这被称之为“追赶型增长”（Catch-up Growth），这很正常，在这一阶段有大量的技术来自国外，每个国家都是这样。有人在欧洲发明了新技术，在美国得到采纳，有的是日本发明的技术，很快就在欧洲采用。但在科技的发展中，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主要贡献，在这方面的增长会越来越快。 管理学家：您认为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对市场经济中的“信息对称”有何影响？对企业管理有何影响？ 斯宾塞：我想没有人知道这些新兴的概念，这些信息传播技术和它的各种应用在未来十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就像十年前我们不知道现在的情况一样。它正在改变一切：市场、社会交互、政治和政府……我认为可以将这种信息化泛滥的代价变成一件好事，可以减少市场和信息的不对称，即使其中有一些有争议的信息。拥有渊博的知识在今天变得非常简单。即使如此，这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因为还存在着一些“私人信息”。例如，你雇佣了我，我是不是努力工作，我比你更加清楚，你无法发现（工作时间）我是不是在互联网上冲浪消磨时间。即使你发现了，但之前付出的成本已经太高。这些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不能完全被消除的。 管理学家：新技术趋势，对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中国企业应当如何作为？
斯宾塞：通常，任何一个有活力的企业都会在自己开发新技术的同时关注外界的新技术发展情况，并且采用它们，是这样吧？有时，企业会通过购买知识产权获得新技术；有时，企业从互联网获得新技术；企业开发新技术应该是自然的，而不是刻意地追求这个趋势。不要刻意而为之。并且，我认为这个趋势会放缓，因为企业在独自创新的过程中会让自己与外界孤立起来。假设中国与世隔绝——当然这绝不可能，其后果就会造成创新的大幅度减缓。因此你不可能独自完成世界上所有的事，有时候俄罗斯会有一些创新，有时候新技术会来自巴西，你要做的是保持持续的关注，并参与这一过程。 管理学家：您认为中国经济前景如何？ 斯宾塞：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中国的短期的宏观经济平衡是可控制的。虽然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是可控的。此外，在中国还没有在经济发展中出现所谓的“政治枷锁”。中国一直没有政治枷锁，但最近出现了一些政治的干扰，但现在已经将其消除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约束，尤其是领导换届已经顺利地过去。在2012年11月前的九个月，人们对中国有些疑虑，那种不确定对消费和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我认为现在影响已经过去了。他们能够管理不良贷款，把管理的手伸向影子银行系统（Shadow Banking System），而不是取缔它。第二，长期的经济增长，确实需要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支持，我对此持乐观的态度。基于这两点，我认为中国会发展的很好，当然，前进的路上会有些障碍。 管理学家：您认为中国企业在未来世界经济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斯宾塞：如果他们遵循着以往的模式，你会看到这些发展中的企业将会在全球遍布足迹。所以，完全可以期待中国企业会成为世界之光。你可以看看以往的经验，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现在的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中是最受欢迎的。如果与现任中国领导层的做法相反，未来政府过多介入市场，企业的发展就会变得很困难。我的意思是，国有企业可能会通过并购等手段在市场中发展和扩张，他们可能会不按照经济和商业规则去行动，而参杂了别的因素，不管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经济市场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它会让全球经济和全球金融体系更加容易地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和中国企业。 管理学家：中国的商界领导者在这个过程中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斯宾塞：各个地方的商界的领导者都有多种责任，世界发展的非常快。我觉得企业已经越来越多地对实现社会目标承担起责任：认识自己，并试图将企业模式尽可能的和社会和经济目标相匹配。跨国公司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负有责任。我认为现在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企业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内在化，这是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部分。仅仅通过遵循法规条例和国际共识就能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想法似乎是错误的，达成国际共识和条例、认识到能源危机等等是重要的，但是消费者、员工和投资者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们的观念将反映到企业的行动上。我认为中国企业也不例外。它们会更加灵活地承担社会责任，而且成为国家调节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一些企业除了承担中国境内的责任，还要承担全球责任。 （2013年3月，于迈克尔 · 斯宾塞先生米兰家中，孔繁奇协助采访） 斯宾塞的贡献 2001年，因迈克尔·斯宾塞在不对称信息市场分析方面所做出的开创性研究而和乔治·阿克尔洛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许多市场都有信息不对称的特性，因而表现出特定的市场规律和现象。他们在此领域的研究构成了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斯宾塞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个体为了避免与逆向选择相关的一些问题发生，如何能够将其信息“信号”可信地传递给在信息上具有劣势的个体。 斯宾塞的贡献在于形成了这一思想并将之形式化，同时还说明和分析了它所产生的影响。不知所云的昂贵广告、家的降价行为、政府以衰退为代价承诺降低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以及复杂到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金融市场如何形成？为何存在？都能运用斯宾塞的理论得到较为理想的解释和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