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今中国，许多现象，从表面上看，是这样那样的因素障碍了改革，比如教育、科技、卫生、公共设施、环境、交通、公安等，但真正深入到现象的本质内部，发现其背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阻碍和遏制其进步。这就是“部门利益”。
许多部门，甚至将这种利益借法律法规之名来实施和保护。换言之，各部门在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之前，首先考虑的不是国家和公民利益，而是如何最大化地实现本部门利益。
法律是不应带有部门特色的，是用来规范社会行为的一些基本准则。然而，由于延续了计划经济下条块分割、各自管理某个领域的体制，我国的各项法律一般都由主管部门拟定，谁拥有草案起草权，谁就拥有话语权，就可以把法律作为一种资源，一种能带来部门利益的资源。正如钟启权所言:有利则争，无利则推，不利则阻，他利则拖，分利则顶，结果导致一些改革发展迫切需要、人民群众呼声强烈的立法难于出台，而一些主要体现部门利益的法规草案又能赶着起草实审。
现在的问题是，立法权力为什么能被部门利益左右？部门利益为什么能法制化？在我看来，应该注重“立法准备”环节的立法与实践。被称为“中国立法学之父”的周旺生在所著的《立法论》一书中指出，立法准备一般是指在正式提出决策之前所进行的有关的立法活动。它大致包括立法预测、立法规划，确定立法项目，采纳立法建议和创设，作出立法决策，确定法案起草组织和程序，起草法案等内容。在立法准备过程中，明确立法准备活动的主体是个关键环节，一般情况下应由立法权力机关或保持中立的专门机构，吸纳相关专家组成专门班子来独立进行此项工作，以此避免部门利益渗透于立法环节。
于是，有人提出立法准备问题。立法准备是整个立法过程中的第一个环节，是整个立法过程的奠基石，也是解决部门利益冲突的治本环节。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还不够发达的国家，一部法律草案能否成为法，在立法准备阶段就已有定夺或至少大体上已有定夺了，立法准备更为重要。
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对于关键的立法准备环节，无论是立法权力机关还是立法学学者，认识与研究都显不足，2000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关于立法准备阶段的规定甚少。也就是说，一部法律在何种程度上能使之更有效、更公正。必须且一个严肃的程序，尤其是必须改变《教育法》由教育部起草、《科技法》由科技部起草、《卫生法》由卫生部起草这类极不正常的现象。
立法准备无法可依，谁都可以成为立法准备活动的主体，谁都可以参与立法准备，谁都想在立法准备阶段实现自身利益，怎能不乱套？
为什么有些明显的并不难改革的体制很难推进？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削弱了相关部门的利益。我这些年来，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打交道较多，每当看到能一笔拨款或能得到相当多利益时，各部门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重视和推进，否则，即使于国于利，但于部门利益不大时，却常常无动于衷，大家没有一点积极性，甚至以种种理由拖延或不办。
同样，为什么各部门都拼命强调本部门的重要性，想尽一切办法扩大投资和支配资源的权力，总之，中国政府各部门实际上成为了“利益主体”，于是所有本来不难办的事，都难了。
所以，我一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教育、文化、公安等各种体制的改革，首先必须从“抽掉”并遏制部门利益开始。当一个部门投资、收费或靠寻租取得相关利益而必须通过公正、有效地“行政”时，那么，这样的政府机构才能真正为民着想。否则，当公安、交通、税务等部门在立法或行政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部门的奖金以及办公大楼、宿舍时，无论如何，它的公正性含有“水份”。
（注：本文写于2005年12月29日，发表于开商博客上。最近在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过程中，发表曾经提出的观念，仍然成立。因此，特转发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