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古代有一个比喻，君子若风，小人若草，君子是吹风的，整个社会是跟着吹风的走，这个比喻还是挺恰当的，反映出思想理论对社会影响的作用。这个社会首先由思想家吹风，社会才有行动。吹风的责任非常重大，到底吹的是什么风？这个风对社会吹得对不对，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因此经济学家作为经济思想的传播者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尊重人格独立的思想者，因为他是我们民族的希望。但产权理论并不是核武器！张维迎：手术刀用对了是治病救人利器，用错地方就是杀人的利器。产权理论为何堕落成为掠夺国有企业的吸星大法，本文就张维迎怎么用产权理论忽悠中国人做一个仔细的分析和评论。
一、 产权理论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理论
张维迎不想抬驴的吗？一位名为致远宁静网友在一篇《 天风海涛还潇洒――评“弄潮儿”张维迎》这样写道：“父子出门,子骑驴,人诽之;父骑驴,人亦诽之;父子同驴,人人诽之;无奈,只好父子抬驴。 ”在一文《语文闲谈》中评说了这一节父子牵驴的故事。说的是父与子牵驴步行赶集，旁人议论道：有驴怎么不骑呢？于是子骑驴父步行，旁人又议论道，世风日下子不孝也；于是父骑驴子步行，旁人议论道，这个当父亲的好无情哦；于是父子一同骑驴前行，旁人再议论道，好惨嘞，牲畜！父子无计可施，只好抬驴前行。于是乎，无人议论，一片哈哈笑声。“父子抬驴” 是伊索“驴论”的精华。它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是观点一致的。如果大家都不能同时骑驴，又死拗着不让一些人先骑驴――坚持着大锅饭，即使把形形色色的论调作了排列组合又加以华罗庚的“黄金分割法”，最终也还是不能让大家满意，反而无所适从，末了只好抬驴而行。只能上演现代的《抬驴》版。但张维迎是不想抬驴吗？完全不是，这是吹捧张维迎的人不完全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国有企业，也低估了中国人的智慧所编的一个美丽的谎言。西方的文明是二元模式，上帝主管公正和道德，市场出效益，例如美国就是一个真正的宗教国家。而中国没有上帝，也不想要上帝，由于不信仰上帝，因而没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的时候必须解决公正和道德的问题。按张维迎的思路解决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就是要产权明晰.张维迎认为，在市场之中，信誉基于产权，而产权，以及产权所赖以存在的法律和制度安排，在本质上是一种激励机制，“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证效率”；得出这个结论是基于一种经济学家的思维惰性。这里把激励和效率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等同起来，他强加给我们一个没有确定形式的社会福利函数，然后声称一切可取的法律制度安排都在于使这个函数的一阶导数为零。在这种产权理论的指导下，就是把资本这头驴卖给私人，在缺乏公正和道德的中国人面前可能出现的局面则是爸爸利用自己在家族中的身份和地位很便宜地得到了驴，而儿子要从事生产没有驴，一种结果是儿子自己作驴自己拉犁耕作农田，(即自己创业单干)这种多属于小作坊式生产，全靠劳动力手工生产。由于缺乏资本这种创业多属于生产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模式。第二种结果，就是儿子失去了耕作必须的驴和其他工具，而大批下岗失业。第三种就是儿子给爸爸作长工来维持生活。而爸爸则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利用驴和招聘来的长工来生产赚钱，成为一个食利者；另一种把自己便宜得来的驴子卖掉，自己可以花天酒地的去享受。这个分驴的过程由于存在不公正，机会的不平等，本来驴是一个家庭的公有财产，是大家赖以谋生的一种工具，由于爸爸利用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抢先得到了驴，而儿子由于没有驴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在靓女先嫁的思想指导下，使原先和睦相处的家庭也家破人散，家庭矛盾进一步升级和激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实际一个家庭不富有问题，并不在于把驴的产权归并到那个人的名下的问题，而在于这个家庭会不会管理生产，积极调动家庭成员经济性的问题，归根揭底是一个管理问题，如何选择一个好家长好带头人的问题。而产权理论根本解决不了管理上管理优化的问题，因为有产权的人不一定会管理，没有产权不一定不会管理，把管理问题说成产权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偷换概念，在忽悠糊弄人。而在实际中父子抬驴现象根本不存在，父子抬驴的故事是低估了中国人的智慧，在忽悠中国人，父子抬驴的故事表达的产权理论吹捧者只是一种夜郎自大的情结，也是利用手中的权利来吸取公共资产的一种吸星大法，是一种人为制造不公平对公共财产进行疯狂掠夺的邪门理论。
张维迎的关于“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完全是痴人说梦的梦语，它根本解决不了邓小平同志晚年关心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问题。请问一个人得了病他不要治疗而自己痊愈的概率有多大，请问张维迎他自己生了病不需要看医生就可以痊愈吗？那就请他一辈子不要去医院好了。所以我们真的怀疑张维迎的智商还是他包藏祸心呢？
产权理论体现的是法律上财产权的问题，“财产”在这个意义上，只是一种占有、使用的特权，随着这种权力范围的扩张，财产的物质力量慢慢被经济力量所取代，也就是说，对财产的特权占有使得一部分人可以施加对他人的经济影响，正是在这种历史性演变之中，财产权才真正变得重要起来。这是因为“财产是运用能力的机会，财产的力量随着经济情况的发展而呈现出来，这一切发生在民主政治取得了进步，并消除了上层人士的政治特权之后”。这意味着产权制度确立的一个结果是民主政治的进步和特权的取消，而不是相反财产新特权建立。财产权的确立，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公民自由权利的保障、特权阶层的取消、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推进，是一个相互支撑，合为一体的过程。产权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而“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必须是一个在责权利统一的条件下才会有效，如果责任和权利及利益是分开，就是把责任和权利及利益分开这样即使有产权也无法形成一种激励作用，这个就如国有企业的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分配权中的责权利是分离的，而由于没有把这三个方面有效利用监督的手段进行统一，所以很难形成一个激励，企业经营效果自然不佳。而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制，由于土地使用权就可以把责权利有效地统一起来，（(联产承包制分田也叫责任田。）尽管农民没有产权但还是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因此，产权激励作用在于责权利有效的统一，而不在所有权上，可见激励的作用是责权利的有机结合，所以产权理论所讲的激励作用是责权利的有机结合激励作用，张维迎把产权的责权利的有机结合的激励作用简单地表达为产权的激励作用本身就是缺乏洞察力的一种表现，药的作用在于其有效成分的作用，如果破坏了其中的有效成分，这个药就是一个假药，药有效是因为其中的特定成分作用 ，而不是这个药的全部，如果某种物质同样含有这个有效成分他同样有药效，因此不能把有效成分与这个药等同起来，所以用产权来替代责权利的统一的激励作用实际上就是忽悠中国人，是一种玩弄玄虚的做法，不过这种方法很隐蔽，使很多人都会上当受骗的。张维迎不仅欺骗了中国人，也在自己欺骗自己。
二、 产权理论小看了中国人的智慧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改革关系到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与成败。国企改革目标简单地说就是让国有资产高效地运转，扩大再生产吸纳人员就业和实现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张维迎等认为国有企业搞不好是因为企业领导层经营的不是自己的东西，所以不能尽心尽责地经营好国有资产，要让企业领导人尽心尽责地经营好国有资产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私人财产，让企业家成为真正的所有者。用产权理论的说法就是国有企业搞不好的根源是丧失了最终所有者的监督约束，搞好国有企业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公有资产私有化到个人头上。但是这个理论显然是玩了一个偷换概念说法，产权理论中的所有权只是产权的一部分，所有权不等于产权。在现代企业的管理当中，由于企业规模日益庞大，企业的所有者不可能参与所有企业的管理，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管理不一定能统一，而把企业管理不好解释为因为企业家没有产权就是在忽悠中国人。计划经济缺乏活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企业管理得太死，缺乏激励和惩罚监督体系，干好干坏一个 样，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缺乏积极主动性，计划经济扼杀了管理者和企业员工的企业经营中的自由度，从而企业经营丧失了效率，是由于婆婆管得太严，媳妇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铠甲，因为铠甲太重影响媳妇的行动，企业经营效果自然不佳。产权是把企业的经营的自由度交给企业，但是企业经营得好要的是自由度只是产权的一部分，如果拥有了产权也就拥有企业管理的自主权，而聪明的中国人会把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与企业享受的利益剥离，只想受企业的利益而把企业所担负的责任抛弃，张维迎所谓产权改革是把辣椒藏在肉里来喂猫，在实际博弈中由于缺乏法律和企业职工民主有效监督，聪明的猫的选择是只吃肉，而把辣椒给扔掉，更有聪明者是伙同资产管理部分协同骗取肉，而根本不顾企业要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即管理者得到企业产权而放弃企业员工和国家的利益，这样国家失去了肉，而企业职工失去了工作，在聪敏的投机者的手中变成了肆意侵吞国资的机会, 产权理论成为掠夺国有企业资产的吸星大法。使国家和职工蒙受损失,根本无法实现国家和企业内部人员的双赢。
“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一直是国有企业的“监管怪圈”。也是聪明的中国人在制度面前展示其聪明才智的一个体现。而出现这些聪明人抓住机会捞世界的原因在于管理监管的巨大漏洞。本身就反映出目前的国资监管体制不完善、不规范。而国有企业改革发生的损失，很大程度上与企业内控机制缺失，监督管理不严有关，话说回来，而监督管理系统是产权改革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的产权改革就是一个建在沙滩的的建筑，改革也是与虎谋皮，也是小看了小偷和强盗们的智慧。权威部门表示，目前国企改制中国资流失的主要现象，突出表现为管理层收购和国有产权交易不规范，而自卖自买、暗箱操作等则是国企改制为人诟病的“四宗罪”。经典的聪明行为有如下四种类型的表演。
自卖自买———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管理层收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自卖自买”，“自己要买那个资产，所以大动脑筋尽可能把资产价格压低”，造成国有企业净资产严重缩水，甚至不掏钱就掌握这个企业的控制权。
暗箱操作———产权交易转让不公开，不透明，进场交易比例很低，甚至基本上未进场交易，有的进场未实现竞价转让。即便是中央企业，也存在部分二级、三级公司在股份制改制中不规范，产权转让进场交易比例不高。
虚假评估———在改制程序中，进行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一些企业对土地确权定价不规范，对知识产权、技术专利、商誉等无形资产不评估或评估后不入账，而是虚假评估。
转嫁风险———相当部分的企业改制，经营者多以国有产权或实物资产作为其融资的担保，将收购风险和经营风险全部转嫁给金融机构和被收购企业。经营者不是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银”。
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根本的经济问题,是如何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佳配置,以满足人们无限的需要。现代产权理论的最新研究表明,现代经济是一种契约型经济,而所有契约都包含有不确定性因素；一个经济要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就必须设法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通过产权的明确界定,实际上就对契约双方的行为进行了约束,这种约束即可告诉每个人其他当事者可能的行为,因而他就可以相应采取行动,从而使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得以降低,效率得以提高。由于中国法制和信用体系的不健全，信托缺乏，失去了约束的产权理论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因此就是利用产权对国有企业改革也必须先建基础。可能张维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即使西方经济产权理论是没错，而没有建立在法制和信托经济基础上的产权改革就像医生给人治病，由于病人的内在体质很差，不但治不好反而会治死的，如果一个理论即使是对的，但把她用错了地方也是错误的。也是在低估别人的智商。另外 ，最初产权购买者并没有大量的真金白银，购买者不投机取巧根本无法获得企业的产权 ，从本质上 只有贱买才能完成真正的产权转让 ，从这个角度上说不贱买能转让吗？
三、封建君主制国家就比资本主义国家优越吗？
中国人认为管理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做人就是如何搞好人际关系，做事就是如何提高工作绩效。搞好人际关系，提高工作绩效就是管理。中国的管理即有个人主义，但不完全个人主义；又有集体主义，即"彼此彼此"，也就是交互主义。管理有制度，但很注重人情、面子和关系，制度执行起来很有弹性，伦理秩序很强，做事讲究合情、合理、合法。因此中国企业很像一个小王国，所以有大企业、小社会的现象，地方经济也崭露出诸侯经济的模式，经济管理的圈子特征非常明显，因此国家就像是一个大企业，而企业就是一个小国家。张维迎和周其仁认为国有企业搞不好是因为企业领导层经营的不是自己的东西，所以要搞好国有企业就必须明晰产权，国退民进进行私有化改革。从实践上看，任何国家都有许多无法私有化的部门，如国家政府机构，这里面的人管理的都不是自己的东西，照张维迎和周其仁的说法，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问题，那么封建社会国家是私有化的管理水平如何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王国是是一个人的国家，这个产权是非常明晰，而在奴隶、封建社会，天下是君王的家天下，国家为君王的私有财产， 长期以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由于缺乏足够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缺乏爱民思想，而是极端的政权/神权合一的皇权思想需要，诸子百家和外来宗教，全部臣服于“皇权”才能生存下来。先进的经济管理并没有发展起来，先进的技术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先进文化被不断的割裂、扭曲、或者被漠视反而使封建郡主国家给没落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产权明晰的封建王国因为怕失去这个国家的产权在思想和做法保守以及贪图享受，胡作非为等反而扼杀了经济的自由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在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机构并不是那一个人的财产，如许多责权利明确并且有监督制衡体系的许多国家，如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虽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经济却是充满活力和效率的。大量历史资料和事实证明，经营管理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一定管不好在实践上也是不能成立的。封建社会在管理活力方面并不比资本主义强这个铁的事实就证明私有化是改进管理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学说。
企业改革改什么？改的就是管理，管理不改的改革就是穿新鞋，走老路，利用产权理论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只是对企业所有权进行改革，固然这种改革管理优化有一定的作用，但这却是一个半吊子工程，简单说就是把企业一卖了之，不仅原在企业内职工的利益无法照顾，而且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由于受君权思想的影响，就出现过分强调权利，这使权利和责任产生了分离，只顾自己利益不管他人死活，过分的自由就变成任意胡为甚至胡作非为。在中国企业经营过程中这种现象表现得十分明显，如出现的家族式企业家长式管理，一切经营行为都是领导说了算，只顾自己的利益而很少顾及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企业出现对企业员工权利的漠视和违反劳动法等等一些非人性化的管理问题。把企业全部托付给某一个人，如果这个人管理水平高，企业则兴旺发达，如果水平差，那么企业的管理水平也就差，企业就无法给社会创造好效益。这个现象就和封建君主制国家的管理是一个道理，由于缺乏管理权的竞争，企业的命运就维系在一个人的身上，无法体现优化配置资源的优势来，实际上就是对托付企业的不负责，这就和闭着眼睛嫁女儿是一个道理，女儿的命运前途未卜，而且改嫁也很困难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产权不是属于那一个人，但是有责权利的统一体系，有对国家管理的监督制约体系，管理者不像封建君主只对自己负责而是要对全体人民负责，在管理权方面就体现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有利于让更优秀的人来行使管理权，而且管理者有充分的管理自由度，所以国家管理比封建君主制国家有很大的活力，资本主义国家要比封建君主制国家在管理方面要优越很多，而产权改革只把企业的所有权明确给某一个人，在中国这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企业很容易变成家族式企业或封建君主式企业，用产权改革企业实际就是一个历史的倒退，无法体现对资源优化配置的优势来，同时产权改革也仅是一个一卖了之对国有资产不负责任的半吊子改革。事实证明股份制企业也部分出现对产权的约束和监督但由于存在约束和监督，管理有活力同样企业有效率，所以产权理论在很多情况下不成立的。
产权理论的核心观点和理论是,产权的主体必须是私人的,如果是公共的,则产权模糊和效率低下;如果是个人私有的,则产权清晰和效率最高;产权理论本身是否有效，其实是其对国企问题的解决有无根本意义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并不健全，产权改革在实际中不能按理想模式执行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这种理想产权是超越了阶段的。事实证明企业贱买后许多企业是垮了，财富只是进了个人腰包，社会却要付出更多的改革成本，这种现象是一种部分人损人利己，而社会却是一种损一部分人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行为，是部分人利用改革吸取本属于全民财产的吸星大法。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上所存在的问题 , 并不仅仅只是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 , 更为重要的是委托代理结构不完善，民主和监督无法实施有效的问题，根本是管理者缺乏压力和动力，缺乏竞争，权利和责任及利益无法有效统一的问题。管理问题得不到改善，任何改革都无法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如中国民营企业大约有300多万家。据慧聪进行的调查，其中经营10年以上的企业仅有10％。每年在全国新成立的民营企业在15万家左右，同时有10万多家企业关门。民营企业中制造业领域企业最多，占74％。而且90％左右以家族形式经营。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仅为3年半。是中国企业专门调查机构慧聪国际资讯小组进行调查的结果。据分析，中国民营企业寿命短的原因是，没有独立开发技术和产品的能力，只依靠价格竞争力。另外“用人”问题也是中国民营企业走不出“十年生命”阴影的一个原因。如果简单把国有资产一卖了之。如果假设用产权理论改造国有企业是成功，在产权交易中没有发生国有资产的流失，对经营者而言把过去给国家打工变成给自己打工积极性是提高了，但在中国这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这个企业也会犯民营企业同样的毛病，就是会变成一个封建君主制企业，或堕落成一个家族式企业，产权改革只激发了君主的积极性，并不能把企业真正带入现代企业管理，企业是没有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只有企业建立有效的绩效管理体系，企业的管理水平才会上等级上台阶，而这个绩效管理系统才真正提高了企业的效率，所以说产权理论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彻底的改革。总之一句话，产权理论并不是唯一解决国有企业的方法，也不是从管理上根本解决企业效率的办法。产权理论利用国企改革的机会，无非就是采用吸星大法想办法怎么样把老百姓的钱改到自己口袋里来的挡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