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企业文化增强的同时，则是泰勒制在它最适合的地方退却。最具象征意义的变化发生在北欧。北欧国家福利水平最高，员工对企业和社会的忠诚度也最高。1974年，瑞典沃尔沃由于临时增加产量需要，没有投资建设新的生产流水线，而是每12个人为一小组，搞了装配岛试验。该小组每天负责装配两辆卡车，自行确定分工，自行控制质量。试验的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不仅生产效率高，而且生产质量也高于流水线上的卡车，当然还给企业省下了一大笔生产线建设经费，并且缩短了投产时间。这意味着，一百多年来被奉为臬圭的泰勒制原则：动作细分化、标准化、规范化，动摇了！现在，综合化、个性化、艺术化重新展现其魅力！由于装配岛试验的成功，管理学界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界开始谈论后福特主义时代——即后泰勒制时代。
但是，装配岛试验有着严格的前提，即劳资矛盾缓和，企业凝聚力和员工的忠诚度和责任感很强。一旦员工的就业不再有保障，福利遭到削减，忠诚度衰退，装配岛方式就可能重新成为劳资矛盾的战场。事实上，到20世纪80年代，这样的转变到来了。经济风尚已经发生180度逆转，国家干预主义失去话语权，而经济自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重新风靡世界。欧美各国的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工会力量削弱，员工福利受到日益严重的侵蚀。装配岛方式逐渐失去影响力，成为对泰勒制生产流水线的一种补充。
从逻辑上说，这一时期管理风尚也应该重新回归制度派，泰勒制应该重新得到重视。事情的确是这样的。这回，泰勒制是以“企业流程再造”的面目出现的。80年代，美国企业掀起一阵阵精简机构、裁员和降薪的浪潮。这一浪潮体现在企业战略风尚上的关键词是“核心竞争力”；体现在企业管理风尚上的关键词则是“企业流程再造”。1990年代初，企业咨询师詹姆斯·钱皮和电气工程师迈克尔·汉默，正如100年前的技师泰勒一样，提出要对企业流程进行再造：“从根本上对企业经营流程进行重新思考和彻底的重新设计，以求在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重要的经营绩效的衡量指标上获得显著的改善。”泰勒制要对操作工人的动作细分化、标准化、规范化，企业流程再造则要求无视复杂的企业生态，完全按照核心业务的理论最佳流程来重组、精简企业。钱皮和汉默甚至不满足于“企业流程再造”，他们要求的是“企业革命”，在一张白纸上重新组织企业。在钱皮和汉默的心目中，人就是二极管、三极管、电感、电容，可以随意裁撤、挪动，而保持其性能参数不变。不幸的是，这种标准化的机器人还没有诞生。因此，与泰勒制在100年以前的成功不同，企业流程再造遭遇广泛的失败。钱皮失望地发现，经理们很热衷于再造本部门的流程，但当自己成为流程再造的对象时，就会强烈地抵制。结果，经过流程再造的企业实际上只是“换了马甲”。钱皮哀叹：“高级经理们充满热情地进行企业流程再造的工作，拆毁不再对组织起支持作用的公司结构。但大部分的管理实践活动毫发未损。如果经理们的工作和风格毫无变化，重建的企业结构终将受到损害。”
为什么泰勒制能够获得广泛的成功，而遵循同一逻辑的企业流程再造却会遭遇广泛的失败呢？在我们看来，答案是一目了然的。工人的操作细节可以被分解、被规范，而管理层的操作细节却无法被分解、被规范，必须要靠管理层对企业的忠诚度。在现实企业活动中，流程再造只不过是裁撤机构、解雇员工的代名词，这理所当然地会损害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破坏有凝聚力的企业价值观。因此，流程再造不但没有能改善企业业务流程，反而暴露了雇主和雇员间的深刻对立，使企业变得更加脆弱，企业腐败现象大规模蔓延。90年代末以来，美国大企业丑闻成灾，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有意思的是，美国企业的转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企业改革。8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也迷恋上了制度万能论。舆论一味地强调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提倡人人利己的竞争型价值观，使国有企业团结凝聚的企业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国有企业的制度似乎越来越完善，产权股份化，治理结构三权分立（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内部分配制度拉开巨大差距，高层管理人员可以索取剩余，还有解雇工人的自由。好一派美式“现代企业制度”的景象！
但是，这一制度的三个层次都出现了严重问题。首先是股东之间的矛盾。一股独大的企业，大股东掏空股份公司，扬长而去；股权对半开的企业，如合资企业，双方都争先恐慌后地向股份公司转嫁己方成本（通过转移定价，收购被淘汰的设备等）；股权三三开或相对分散的企业，股东相互争夺经营权；有大量小股民的上市公司，则是大股东造势圈钱，损害小股东利益；股权完全分散的企业，则是经营者掌握企业，出卖股东利益。其次是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总经理利用职权，制造董事间的矛盾，影响控制董事会；另一方面则是大股东争夺总经理职位，使总经理位置从管理企业的中枢变得股东争权的战场。第三是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矛盾。大量员工被解雇，他们的医疗、住房及其他福利遭到管理层的集体侵害，员工则用怠工、浪费、不负责任的方式进行反抗，车间、仓库都成为战场，成本、质量和设备成为牺牲品。这是十分惨痛的教训：国有企业不断追求“现代企业制度”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大面积死亡！中国终于跟上了美国的企业潮流，然而却发现这是一股死亡潮流！2000多年以前，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结果暴病身亡；2000多年以后，企业追求完善制度，结果腐败丛生、破产倒闭。
从理论上说，这是对企业文化的作用机制及其重要性缺乏理论认识的结果，是中外都缺乏一个普适性的管理学的结果。
九、法家与儒家有人可能不同意这个结论。谁？荀子，2200多年以前，中国战国末期山东的一位大思想家。荀子对组织管理的制度和文化关系早就作过精辟论述有不好的领导，而没有不好的组织；只听说有好的领导可以将组织管理好，没听说有一套好的制度可以将组织管理好。后羿的法律制度并没有消失，但后羿却被推翻了；大禹定下的律法还在，但夏朝灭亡了。因此，法律不能够脱离人而存在，制度不能够自己执行。有了好的领导，法律就能够起作用；没有好的领导，法律就会废驰。法律制度，是组织良好运行的手段；好的领导则是法律制度的动力。”
当然，荀子关心的是国家如何治理。事实上，国家和企业都是由人构成的组织，都有相似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管理意味着通过一个组织去完成任务。因此，荀子关于国家组织的管理问题的论述，实际上就是可以通用于任何组织的管理学。
如何管理一个组织，先秦诸子百家有着激烈的争论，主要的论战展开在法家和儒家之间。法家认为，人性本恶，父子、兄弟、夫妻皆由利而聚，由利而散，因此，治理国家的政策必须建立在人性的自利上，必须要靠法律。儒家则认为，人性本善（孟子），或者可以变善（荀子）。单纯依靠法律，必然会造成上下级之间相互算计，相互欺诈，使国家管理的成本和风险都加大。因此，必须靠礼义教化百姓，使百姓相互诚信，安居乐业。荀子既肯定法律对于组织治理的重要作用，但是更强调法治的局限性，强调制度不能脱离人而存在。因此，荀子的学说兼备了儒法两家的优点，希望儒家处于社会结构的核心，而法家处于社会结构的外围。领导层必须天下为公，制定、执行、维护、更新法律制度，普通人则遵守法律制度。实际上，荀子阐述了一个深刻、系统的管理学。
为什么2000多年以前的中国能够产生这样一个管理学？这首先要归功于春秋战国时期长达500多年的激烈的国家间竞争。这种竞争促使人们去思考一个根本问题：怎样才能使一个国家富裕强大、长治久安？这正如今天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我们思考：怎样才能使一个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永葆青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有多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武器、技术、钱粮及谋略的优劣；第二个层次是法制；第三个层次才是组织的凝聚力。从某一次战争或市场竞争来看，决定胜负的是武器装备、技术、钱粮；从中期来看，是组织内部的奖惩制度的完备性，对于竞争起决定性作用；从长期来看，则是该组织的凝聚力的强弱，进而是领导者的志向、学识、品质、修养等因素，决定着法制的优劣，进而是组织的繁荣或衰落。组织越大，第三层的问题越重要；组织越持久，第三层的问题越突出。
人们生活在激烈竞争的世界中，有的身处小组织，考虑的是一个个战役的成功，看到的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有的身处中型组织，开始看到法制的重要；有的身处大型组织，才会感受到领导者素养的重要。从时间看，有的急功近利，注重的是外在的实力，技术、资本等；有的面向中期目标，考虑的是法律制度；有的目光长远，即使身处小组织，也懂得人心的重要。这样，社会地位不一样，思考的时间尺度不一样，切身经历不一样，但都想回答同一个问题，结果就形成了无数不同的答案。正是经过达长500多年的激烈论战，荀子才能够集各家之长，去各家之弊，阐明一个组织运行、发展和衰落的内在规律，形成超越时代、超越物质手段的管理学。
那么，为什么西方二百年激烈的市场竞争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类似的管理学呢？这个问题前面已经作过初步探讨，这里再与荀子的理论形成作一比较。第一个区别在于对象。中国诸子百家面对的是国家竞争，而西方管理学面对的是企业竞争。国家组织庞大，竞争范围广泛，历时很长，因此，本质问题容易突显出来；企业组织毕竟还是较小，竞争范围狭窄，历时较短，因此，本质问题容易被技术、资本等现象掩盖。第二个区别在于研究者的方法论。荀子所用的方法论是整体论，着眼于森林而不是树木；而现代西方学术的方法论则是原子论，“只看树木，不见森林”。与整体论相应的，则是推己及人、直入人心，接近社会现象的本质；与原子论相对应的，则是观察现象、迷恋现象、停留于现象。
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荀子已经形成了一个深刻而系统的管理学，为什么现代中国学术界究没有发现，还一门心思地到哈佛去取管理学的真经？
这可能与1840年以来中国逐渐盛行的全盘西化论有关。在洋枪洋炮的打击下，中国逐渐失去了民族自信心，把所有的古典经籍都当作垃圾扔掉了。专门研究古籍的学者则不了解西方企业管理理论的现状，与企业管理界互不沟通，缺乏比较。当然，古籍不但语言上费解，而且其政治思想与现代西方的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思想格格不入。当古人谈到君子与小人时，现代人往往会误解成身份等级制，从而阻碍了对诸子百家思想内核的现代化。对这个问题的全面回答涉及到整个东西方历史的重新叙述，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