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代理论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什么？问一问似乎可以称为经济学家的人或者对经济学有兴趣的人，恐怕100个人会有100种不同的回答。现今众多的人们——不管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不少人对政治经济学的旧提法就未必会认同，但其实这样的看法也可算是一种回答。所谓政治经济学，实际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古典称谓。我们还是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怎样阐述的。 一切商品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具体统一。作为使用价值，是为了某种社会需要，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它是劳动的产物，商品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大小决定着商品价值量的大小。而货币，则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和商品价值的独立化。当价值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价值形式的时候，与之对应的另一极就是自由的、由资本雇佣的劳动力。既然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劳动耗费，那就很明白，扣除商品生产中消耗的各种生产资料的价值，新创造的价值就决定于劳动者新加进的劳动量的大小。因此也很明白，无论是新价值中与工资相等的部分，还是体现为企业利润、税金、利息、地租等部分，都来源于劳动者的新加劳动。在价值的资本形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这本来也是必然的事。至于新价值的一部分以利润的形式为资本所占有，也是必然的事。历史上其他的社会经济形态下，则是表现为不同的社会形式。例如在封建社会里，租佃农民收获的农产品，一部分作为实物地租缴纳给地主，农民只能留下自己全部农产品中的另一部分。自耕农才可以不必缴纳地租，给国家或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提供劳役和贡赋，属于另一性质的事。不言而喻，佃农或自耕农收获的全部农产品，扣除数额相当有限的成本支出，是农民劳动的结果，气候状况等则是外部自然条件。工人的剩余价值的提供量取决于劳动时间的长短、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工人的劳动时间越长，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就越多；劳动生产率越高，同量实物工资的实际价值就越小，因而为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就可以越多。前者是绝对剩余价值，后者是相对剩余价值。 新价值的创造和剩余价值的提供，都只是和新加劳动量的大小有关。但是，不同生产部门同量资本吸纳着不同数量的劳动者，即同量活劳动推动着不等量的物化劳动。同量资本对剩余劳动即对剩余价值的同等占取权，使利润率在不同生产部门按资本存量趋向平均化，即趋向平均利润。这在外表上就表现为，利润是由资本所创造的，实际则是，利润是由资本带来的，资本在全社会的流动使利润趋向平均化了。 作为全社会整体的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全部社会资本是怎样运动的？资本主义生产从整体上讲是怎样得到实现的？以不同类型的实物形态存在的资本，随着自己的消耗又是怎样被再生产出来的？社会成员所需要的消费资料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即积累用的生产资料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又怎样表现为企业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这一切，马克思是逻辑异常严密地进行论证的，是指明事物的本来面目、必然的发展趋势。就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引用的一位俄国经济学家所评论的那样。因此，并不是什么马克思认为应当怎样，而是客观上是怎样的。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必然结果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同样是历史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的研究中已经自然地回答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或者说科学技术因素是否是价值创造的因素这个问题了。其实，即使低限度讲，人们也是把不同类型的问题混淆起来了。就同一生产部门整体讲，或者就全社会整体讲，更大范围就全球整体讲，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由此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劳动时间相等时，并不会造成新创造价值量的变化。相反地，就同一生产部门内不同水平的企业讲，或者就不同国家的企业讲，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就将导致支出同量活劳动，会创造出不等量的新价值。其中活劳动加倍被社会承认的劳动者所提供的就是复杂劳动。现时期素质与能力还明显不同的各类劳动者就这样实际被社会承认为复杂劳动，或只被社会承认为简单劳动。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和以往的时代相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已相当迅速了，只要翻阅过《共产党宣言》的，大约都会记得其中的名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出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所谓科技因素在当代成了价值创造的重要因素，实际根本不是什么新问题，尽管人们自己并未意识到，其实是将价值与使用价值混为一谈了。当代社会以可比价格（不变价格）计算的经济增长，就该指标本身而言，所测度的并不是价值量的增长，而是相同种类的实物量的增长即使用价值的增长。虽然另一方面，以不变价格计量的产品，同时又是特定形式的价值。 但是，如果上述这些问题都早已由马克思解决，那么真正成问题的倒是，当代理论经济学的任务是什么呢？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曾经自认为站在他们旗帜下的经济学家们、至今仍站在这一立足点的经济学家，不能说没有作出一点成绩，但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并未取得重大进展，是客观的事实。别的且不说，人们是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那样具体地进行研究并有重大发现吗？政策研究和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是一回事。 现代西方经济学，真正取得了出色成就的，其实是应用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家们之所以取得成绩，是因为这些研究是具体的研究。无论是围绕着企业的实际经营问题，还是围绕着宏观的经济调节问题，对专门化的应用理论的研究，既开辟了新的领域，又形成了事实上的界限。 前辈们所取得的出色成就，是从正面告诉着我们应当怎样做，各种各样的失误则是无情的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