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东西方思维方式比较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彼此渗透和文化融合是大趋势，其差异是相对的。在本文的比较研究中，试图系统而简要地梳理一些主要的差异，并有意放大这些差异，一来是为分析表述的方便，更主要的是要提示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些差异，才能正视这些差异，才能为解决因差异而导致的跨文化冲突寻到一把开启的钥匙。
1．总体与功能。与西方人相比，东方在思考问题时，通常是从总体的角度对问题加以分析，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关系，主体和客体相融合。中国魏晋玄学所谓“玄冥之境”、“玄同彼我”、“与物冥合”，即是要消解我与物、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打破“主客二分”。西方倾向于把主体和客体看成是独立存在，主体和客体相分离，在处理客体时，会把客体从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专注于事物本身具有的特征和功能。即便讲整体,也是二者合并,而不是二者融为一体。在分析问题时强调化整为零，从局部入手，通过对局部的认识达到对整体的把握。这在西医和中医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医看病是望、闻、问、切，从总体上看患者的阴阳是否平衡，经络是否通畅，治疗方法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通盘考虑，固本培元，标本兼治。西医通常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依据对各个局部所做的生化、CT、核磁共振等检查结果提供治疗方案。一个被外科收留的患者，最有可能得到的建议是做手术。尽管从基于中医理念的现代系统生物医学的角度看，对该患者而言做手术未必是必须的，也不见得是首选的，更可能的情形是，做手术其实不是最优的。
2．和合与分别、“一分为三”与“一分为二”。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中指出：“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和合是中国思想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精髓，东方人一向以“和”与“合”为至境。拍照拍“合家欢”，见面行“合十礼”；说话要“和颜悦色”，做事要“和衷共济”，做人要低调“和光同尘”，艺术品要“诗画合璧”；生意推崇“和为贵”，音乐讲究“和乐唱和”，医学主张“身和气和”，政治诉求“政通人和”；美好婚姻誉之“天作之合”，好事齐聚谓之“珠联璧合”。在治学方面，博雅会通是东方人的学术特点，而细分专业则是西方的学术特点。因此，东方（古代）多出通才杂家，西方则多出专家。从哲学上看，西方深受基督教“二元主义”（dualism）文化的影响，重独立、重对立、重竞争，崇尚竞争哲学、斗争哲学乃至战争哲学，是“黑白思维”或曰“0－1思维”。“黑白思维”强调二分法，在其中只有正命题和反命题，一个命题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世界被分裂为主观与客观、观念与实在、现象与本体、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内容与形式、知与行、真与善等一系列相互对立的因素，人被析解（二元裂变）为灵魂与肉体两个部分，人的生活也被分解为宗教与世俗、天堂与尘世、彼岸与此岸两个领域和两种境界。这种二分的思维方式是西方基本的思维方式。东方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崇尚中庸之道，“执两用中”，讲究兼顾与调和，不极端，不偏颇，不片面，不固执，可谓之“灰思维”（黑、白不过是灰的两极）或曰“正、反、合思维”。在“灰思维”中，强调“一分为三”，世界被区分为道、器、象三个方面。除正命题和反命题外，还有合命题。既有“非此即彼”，还有“亦此亦彼”，并且可使对立互为中介，可以寻求第三条道路。
3．逻辑与直觉、演绎与归纳。美国密西根大学的Nisbert教授指出，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直觉思维为主要特征。诚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注重直观经验，习惯于直觉体悟，擅长思辨，基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认知，靠洞察力、潜意识，甚至第六感官进行思维，常撇开细节枝节和过程，无需求证，靠直觉的指引，直指问题的本质和核心。西方则更多地运用逻辑，不管是形式逻辑还是数理逻辑，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其思维缜密严谨，环环相扣，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严格求证，逻辑思维为西方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爱因斯坦曾言：西方之所以（暂时）优于东方，是因为西方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的早期建立，及近代实证主义和实证科学的发展。再则，基于形式逻辑的西方思维是演绎型的，从一般到特殊，从一般原理或前提出发，经过删除和精化的过程推导出结论，通常在蕴涵的概念下进行。东方的思维方式则是归纳型的，从特殊到一般，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见微知著。
4．线性与非线性、结构化与非结构化、实证与意象、左脑与右脑。西方是线性思维，从问题到方案，从现状点到目标点，两点一线，直截了当。同时，提倡和推崇将解决问题的方案结构化，对问题的处理追求制式化、格式化、编码化、规范化、标准化和流程化，注重实证。东方属非线性思维，崇尚含蓄婉致，以曲为美。思考问题时，往往不是基于写实的具象，也不是形而上的抽象，而更多的依靠需参悟的意象和心像。东方鲜有结构化、体系化、范式化的知识系统，甚或“述而不著”，相当一部分知识属“隐性知识”（如果把条理化、结构化的知识叫“显性知识”的话），多靠体悟，不假言说，甚至不可言说。与素朴的整体观念和求统一的思维方式相联系，东方思维还有一种重顿悟、轻实证的倾向。根据美国R·W·斯佩里教授（1981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关于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左脑主要负责处理线性的、清晰的、确定性的、因果性的、结构化的、连续的、具象的、逻辑的问题；而右脑主要负责处理非线性的、模糊的、随机的、不确定性的、非因果性的、非结构化的、突变的、意象的、直觉的问题。从上述分析可知，西方擅长用左脑进行思维，而东方则工于用右脑进行思维。
5．定量与定性、节奏与旋律、绩效与操行。西方在分析问题时，尽量拿事实、数据和报表说话；在制定目标时，强调目标的可度量性，注重将目标细化、量化、节点化，注重把握事物推进的节奏。东方更倾向于从事物的性质上加以把握和判断，注重“定调”和弘扬主旋律，把定性放在首要和优先的地位。西方强调绩效和结果，倡导绩效导向，数字说话。不太关心“做了”什么，也不关心动机如何，而在乎“做成了”什么；在承认辛劳、苦劳、疲劳的同时，更看重成就和功劳。对一个人认可与否，不是看他的身份、头衔（whathe/sheis），也不是他的家族，而是业绩（whathe/shedoes）。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政治伦理型特征，评价一个人时，固然会看其客观绩效和结果，但对其主观的努力、做事的过程和人际关系同样予以充分考虑，尤其是本人的态度、操行和修养。儒家文化十分强调个人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放在第一位。东方在判断一个人时，常看重其身份，特别注重老幼有序，君臣有别。
二、东西方文化特质比较
1．方与圆、术与道。圆可以解读为灵活性，东方崇尚“圆”，凡事讲变通，善于随机应变，能屈能伸；做人讲圆觉融通，于人方便于己方便，讲情面，注意换位思考，为人低调，内敛、矜持、含蓄、谨慎。西方崇尚“方”，“方”可以解读为原则性。做人中规中矩，棱角分明，率性而为；做事讲究章法，遵从规则，按部就班，机械化作业，程式化加工。概而言之，在做人做事方面，东方多阴性色彩，西方多阳性色彩。西方人重“术”，“术”可狭义地理解为技术、技能、技巧、诀窍甚或学术，亦可广义地理解为专业的做事能力，即“正确地做正确的事情”（dorightthingsright）或“有效率地做有效益的事情”的一整套方法。比如说知识管理（KM）、外包（Outsourcing）、客户关系管理（CRM）、标竿管理（Benchmarking）、企业流程再造（BPR）、大规模定制（MassCustomization）、特许经营（Franchising）、数据挖掘（DM）、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价值链分析（VCA）、供应链管理（SCM）、商业智能（BI）、六西格玛（SixSigma）、平衡计分卡（BalancedScoreboard）等等，就是怎样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一整套方法，西方在这些方面非常擅长。东方人尚“道”，坐而论道，起而行道，参禅悟道。在东方的语境下，“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再则，道是存在的终极，意识的极致；是事物内在的根本的规定性，是事物存在和变化最普遍的原则；是将经验上升为概念，上升为理念，再上升为哲学，再进一步凝炼后的最高境界。“术”是可学可教的，然而“道”不可学也不可教，故有东方神秘主义一说。
2．求真与务实、本原与终极。如果把“求真”视作“学以致知”，而将“务实”视作“学以致用”，那么相对而言，西方人求真，东方人务实。西方思维里有一种传统，就是高度关注“精神性”，追求“本原性”，倡导学以致知，为学问而学问，凭着自己的真性情、好奇心，甚至仅仅因为爱好或有趣，不断追问，不遗余力地探究人生的根基、事物的本原。牛顿寻求“第一推动力”，爱因斯坦探究“统一场”就是极好的佐证。东方人强调务实，做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最终（终极）得到的现实效用和利益。《九章算术》的影响力和对人类知识创新的推动力之所以不及《欧氏几何》，很重要的原因是《九章算术》止于实用的层面，未能透过实（应）用进一步构建“形而上”的知识体系和学理探索；李约瑟所著《中国科技史》详举了古代中国众多的智力成果，但细加思量，其中多数成果为实用的技术性发明，而很少理论层面的成就。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是实用、效用思想的又一体现。
3．自然性与神性。东方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长达数千年的农耕（自然）经济，使其先民们意识到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因而十分看重自然性。这里的“看重”至少有三层含义，其一，热爱自然，亲近自然，回归自然，反朴归真。其二，师法自然，向大自然学习。道德经中有一句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三，顺其自然，推崇水到渠成，因势利导，乘势而上，自然而然，无为而为，在管理中强调“没有管理的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境界”。神性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占有重要地位，法律和宗教在西方人的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全球咨询业巨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94％的美国人（其中包括比例相当高的各类在职科学家）有宗教信仰。爱因斯坦曾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宇宙的宗教”，并说该宗教的使命是探索“自然界里和思维世界里所显示出来的崇高庄严和不可思议的秩序”。欧洲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之所以谓之黑暗的中世纪，就是神性压制了人性，神权压制了人权。文艺复兴后，宗教对整个西方系统仍然发生深刻的影响。实际上，正如何怀宏在《一个行动中的哲学家----从苏格拉底之死谈起》所说：现代西方文化主要的源流有两支，一是古希腊理性主义的文化；二是基督教启示的神文化。
4．点头文化与摇头文化。东方（古时）的书是竖排的，看书时从上到下又从上到下（点头）；西方的书是横排的，看书时从左到右又从左到右（摇头）。西方人典型的发问方式是“为什么不（Whynot）”？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若不这样有什么不可以？！西方思维具有发散性、开放性，求异性和批判性，批判性是西方科学精神里最宝贵之处，质疑、反省、检讨、追问、解构乃至否定几近一种自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破除学界之奴性”（笛卡儿）、“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罢”（但丁）、“上帝死了”（尼采）、“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格鲁夫）等，是西方世界不同时期惊世骇俗的名言和振聋发聩的呐喊。西方人勇于探索，敢于标新立异，质疑问难，敢于挑战前人、智者的定论，不肯向任何外来（政府、教会、学术权威、舆论、时尚）的压力屈服。东方人典型的发问方式是“为什么（Why）”？当问为什么时，发问人虽然也有困惑或怀疑，但潜意识里其实大体上已基本认可了被告知的事实，只不过通过发问进一步求证，讨个说法。东方人思维上趋于认同性、收敛性、封闭性、稳健性，比较缺乏颠覆性、突破性和冒险性；政治上强化一元化和权威性；行为上推崇听话、追随与服从，某人一经定位，则当到位，不可缺位、虚位，更不得越位、错位或抢位。
5．“情”、“理”、“法”排序。作为解读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再来看看“情”、“理”、“法”在不同国家中的排序。美国人会把“法”排第一位，“理”排第二位，而“情”排第三位；德国人的排序则不同，日耳曼民族是一个非常崇尚理性精神的民族，一定会把“理”排在第一位，“法”其次，“情”最后。中国人讲情义无价，“情”当然排第一，其次是“理”，第三才是“法”。
此外，西方的国际象棋和桥牌与东方的围棋和麻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特点，因篇幅所限，恕不展开阐释。综上所述，本文把东西方在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方面的差异总结为表1。
三、跨文化领导力的挑战
除了上面谈到的东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方面的差异外，东西方在沟通习惯方面也不一样，在对待协议态度方面、激励员工的方式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东西方员工心目中的好领导是不一样的；反过来，领导心目中的好下属、好员工的标准，在东西方文化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里，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实证研究表明，在全球60种文化中，最受欢迎的领导风格是：可靠、灵活、动机的激发、聪明、决断、可信赖、团队精神等等，不管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大家都推崇认可，有共识。最不受欢迎的领导风格为：不合作、喜怒无常、自私自利、粗鲁、独裁、自我为中心等，这些都是东西方领导者要注意克服和避免的领导方式。对于象服从、向上司挑战、圆滑、敏感、固执等领导风格，则颇具争议性。服从究竟好不好？向你的上司挑战对还是不对？不能一概而论。
表1：东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比较
东西方的思维方式、领导风格、文化特质、沟通习惯、价值判断标准等，客观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在相对封闭隔离的环境中这些差异容易被忽视，引发的问题也是个别的、局部的、非典型的和非尖锐的。然而，今天的经济已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开放的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是一个既高度分工又高度综合集成的经济。交通和通讯的极大便利以及IT技术和互联网的强力渗透，把人类紧紧相连。开放的世界需要国际化的团队，而国际化的团队必然面对劳动力多元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问题，必须面对跨文化领导力的挑战。
如何应对这种挑战？提升跨文化领导力的途径又是什么？首先，要正确认知、理解、尊重跨文化的差异性。对待差异应该让“和而不同”的思想在心里扎根。“和而不同”是东方的智慧，是晏子的说法。西方有类似的表达，叫作“Enrichmentthroughpersity（因多样而丰富）”。以前我们害怕差异、厌恶差异，习惯于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千人一面，追求万众一心、异口同声。实际上，这既不可能也没必要，甚至有害。正确的态度是，正视差异，容忍差异，应该深刻地认识到，正是因为差异性，才导致多样性，多样性才导致丰富性；而单一性将导致脆弱性、濒危性。热带雨林之所以生机勃发，就是因为其既有高大的乔木，又有低矮的灌木和草本植物，还有附生植物、苔藓地衣及腐殖真菌，它们共生共荣，相得益彰，各为其为，各得其所。对待差异性还不能被动消极地应对，除了正确认知和充分尊重外，还要用好用足差异产生的效用。因为差异产生张力，张力产生动力，由此整个社会才会生生不息，充满活力。
其次，要增强跨文化领导的责任，招聘和选拔胜任跨文化的领导者。第三，要强化沟通和互动。当今国际政治的主流已经从对抗转向对话，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和社会生活亦必须加强沟通，通过沟通来消除误解，增进了解，减少隔阂，寻求共识；要宽容分歧，求同存异。第四，通过教育培训方式提高跨文化方面的素质、能力和技巧。
在结束本文前有三点值得强调：一是，不但东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客观上存在差异，实际上即使同一脉文化下的子文化亦有较大差异。比如，中国华夏文化下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等就各具特色和风骨。二是，上述东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的不同特征，是就总体而言，其中有许多例外，其差异多属相对的此强彼弱，而非绝对的此有彼无；在不同的时期和发展阶段，对差异亦可作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解读，其情形复杂应特别注意。第三，实证研究表明，东西方思维方式虽然差异很大，但认知是可以改变的。世界会朝着趋同的方向而不是分歧的方向发展，东西方文化以及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融合，使东西方思维方式有趋同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