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个简单的回顾 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是鸦片战争时列强用坚船利舰打开中国大门之时开始的。在这之前，中国虽然周围也有一圈异族的存在，但这些民族一般都落后于中国，都是仰慕中国文化的。中国于是自己称是“天朝大国”，周围都是夷蛮之国，我们要向他们输出文化，来对他们进行启蒙。就算是蒙古人的元朝和满族人的清朝把中国整个都吞并了，最后也还是中国文化取得了胜利：是我们用文化把他们同化了。他们成了我们，我们还是我们。输到最后，我们变成赢家。但鸦片战争时情况不一样了。中国第一次遇见了对手，中国文化脆弱性的一面彻底暴露了，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居然是一触即溃，不堪一击，一向非常OK的中国，不OK了。这让中国人惊醒了，中国人开始想，我们哪出了问题？这就是中国文化反思的起点和开头。 作为一个世俗性文化的民族，这个反思，最先从实用的角度看问题，从物质形态上看到我们的差距：我们没有坚船利舰，我们没有洋枪大炮。于是，大清开始建军工厂，搞“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使中国有了坚船利舰，但甲午战争，有着极大舰队优势的北洋海军又再次覆没，这个事实使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破产了。于是反思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制度反思。我们没坚船利舰打不过人家，有了坚船利炮还是打不过人家，原来是我们的制度不行。于是，有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制度变了。但我们还是失败，还是受列强的欺辱，我们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于是接下来就反思到文化层面，这就有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反思的内容是大家所熟悉的：科学与民主！原来，我们缺这两样东西。我们除了有工业有共和制度之外，还要有科学与民主这两样文化精神（反思到文化领域里了）。五四的反思，并没能进行到底，就被抗日战争打断了。国内80年代文化热，实质上是接着五四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反思继续往下走的。 直到九十年代后，中国文化界的反思，才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价值层面。这时发现，西方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背后，其实是基督教文化，也就是说，科学民主的背后，是信仰。没有信仰，科学与民主并不能真正降临。科学与民主之所以发生在西方文化圈中，而在中国漫漫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国自己生长不出来这两样东西，正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与民主的土壤，没有信仰。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文化精英学者们从1860年鸦片战争终于苦思冥索了130多年后才彻底发现的真理。 学者们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单纯的科学与民主也不能彻底拯救中国，因为无论是科学也罢，民主也罢，都是人的文化形态，都是有限的。在科学与民主之上，是信仰。如果你找不到信仰，只找到了科学和民主，是不行的。科学，是人与物的关系，民主是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此岸的存在。遗憾的是，这，恰是我们文化中关键的盲区。 中国文化之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国的传统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现代的商品生产的原则显然已不再是自然，而是超自然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又使人们之间的在生存上的联系不够紧密，所以，中国人之间呈现一盘散沙的特点。老子的理想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中国人凝聚性是差的原因。因此，中国人的公共意识无法培养出来，公德不够。乱吐痰，损坏公共设施，假冒伪劣，哄抢公物，这些事就比较多。在中国人与人的关系中，也同样呈现这样一种自然关系。人们之间最基本的自然关系是血缘关系，于是，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际关系的基础，政治关系也比照来推。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中，父子夫妻兄弟不说了，它本来就在血缘关系之内。但君臣朋友关系里没有血缘的自然因素吧？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自然关系：君臣关系是以父子关系来设计的，对君的忠相当于对父的孝；朋友关系是按兄弟关系来设计的。你看看古代的哥们，不都是称兄道弟吗？刘备是大哥，张飞是三弟。在古代中国，地方官被称为父母官，言外之意，老百姓都是他儿子。老百姓管当官的称什么：“老爷”！用的是个亲属称呼。 中国文化之实用主义 没有信仰，就没有根基，没有坚定的目标，自然那就是什么有用追求什么，所以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很突出。我们对价值的判断很典型的方式就是：“这有什么用”？当年有人呼吁民主，不是就有的高官怒问：“民主能当饭吃吗”？！我们文化教我们对任何东西的价值追问，就是问“有什么用”。学习有什么用？“学而优则仕”。读书有什么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国内人们都争着当官，当处长，当局长，谁想“为人民服务”？是在求权利能带来巨大的利益。所以拼命地千方百计当官，当了官就拼命地贪，然后转移资产到海外，在地球这边一掷千金地挥霍。
中国接受“科学精神”
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的时候，总是相似的部分容易接受，不同的部分受到排斥。五四时从西方拿来的“科学”“民主”这两项，就是科学好接受，民主就不好接受。说到科学，其实，就算是我们对科学的接受，也是在技术方面接受得容易；在科学观念科学思想上，我们接受的还是不够的。科学精神中的实证主义，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科学思想中“形而上”的一面，在中国没能全面接受。在今天的中国，不是把科学纯粹当成是知识与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科学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世界观、人文素养，心灵的境界。科学精神是以分析精神，用推理方法去寻找事物的原因。物质世界处在永恒的运动状态，大到天体小到原子，都是不停地运动着。
无论如何，科学总能带来直接的好处，跟实用文化能接壤，中国接受得容易。就算我们只接受了科学的皮毛，也算接受了。我们比较顺利地引进了西方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学得很快，没什么抗拒力。现在连度量衡也都接轨了，千米、千克，一改我们多年的习惯。美国还用传统的英制，用加伦之类呢。可见，实用的东西，中国引进得很方便。到中国城市看看，外国有的，我们都有了，甚至比他们还多呢。尤其在现在中国的经济大潮下，追求财富之心，特别强。追求豪宅、汽车、发大财，几乎人人都渴望暴富，渴望成为财主，每个人都有一颗滚汤的发财心。 这种物质之心，使我们今天对现代化的理解，基本上仍然是用实用文化的眼光来打量现代化的。我们对现代化的要求与渴望，也不过是看到并认可现代化的好处：富裕、强盛而已。——实用主义的视角。只图现代化的利益，不考虑其文化，不考虑人的现代化。我们社会的多数人对现代化的理解不仍然是建立在物质层面上的？尽管今天我们不再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将现代化理解为烟囱林立的厂房，但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现代化仍是与摩天大楼连在一起的。我们将现代化误读为弃旧图新。北京在拼命地拆，拆了古迹，盖上高楼。我们毫不痛惜地终结自己的历史，然后，再像暴发户一样急忙穿上闪闪发光的时装。北京号称七百年历史，其实，除了故宫等古迹，你连七十年的历史都看不到了。实用的眼光，真的是一种很短视的眼光。所以民众认识不到真理，也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价值。 对于我们这个实用文化，接受西方文化时，非实用的，不能直接看到好处的，接受起来就难了。民主就很难进口。因为，民主跟这个实用的文化不容易接壤。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民主这玩意，我们不玩这个，民主不是我们文化中本有的东西。老百姓见了当官的叫老爷，哪敢想到跟官民主一回？阿Q脑袋一热，说了一句“我和赵太爷是本家”，就挨了两个耳光。中国历代农民到了实在过不下日子时，就造反，他们喊的是什么？不是民主，不是平等，他们喊的是“均田地”，是《好汉歌》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我们历史上所有的革命与运动，从来不把民主作为口号提出来。传统的农民起义所提出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平均”。平均是我们的强烈愿望。均田免粮是一种，打土豪、分田地是一种，吃大锅饭是一种，论资排辈也是一种，我们的平均之心很强。在中国文化中，大家就把这个平均看作是“公平”。再细看下去，这个平均，也是以自己不吃亏为平均。要是自己的好处比别人多，就不吭声了，也就不去大叫不公平了。 世界真的很奇妙，当你不追求实用的时候，实用的效果会降给你；当你一心追求实用的时候，你可能什么实用也追求不来。爱因斯坦搞相对论，他没想到这东西能用上，他只是想通过这个研究来了解宇宙的本质，来认识世界。结果，相对论改变了世界，现在的核技术，就来自于他著名的质能转化公式E＝MC2。莱特兄弟搞飞机试验的时候，没想到飞机能运人运货，成为世界一种重要的运输工具。也没想到他们把这个专利弄到手，准保发大财。他们渴望的是人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他们简直是为了玩。当时的专家说“飞机绝不可能上天！比空气重的东西怎么能飞？”后来莱特兄弟搞出来了，飞起来了。专家又拼命去研究怎么解释飞机能上天的原理，搞出了空气动力学。不是为了实用，结果怎么样？很实用啊。今天的海外学子哪一位不是被飞机从地球那头运过来的？１０个钟头就飞过来了，多实用啊。没有飞机，坐船漂洋过海得一个月，骑毛驴坐火车更不行，太平洋过不来。但这实用的飞机是我们追求实用追求不出来的。我们追求了半天了实用，追到了什么？数数看，从电灯电话电脑电视机可以一直数到抽水马桶，全都实用，没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七十年代的知青插队的时，种地用的是锄头铁铲，耕地还是赶条牛，跟汉朝没什么区别。现在是什么都有了，联合收割机也有了，这些东西也都很实用，但都不是我们这个追求实用的民族发明出来的。我们实用了半天，什么实用的东西也没弄出来。中国缺乏“公民意识”？
孔子说“仁者爱人”，他所爱的是什么人呢？是在等级制之下的人，这里的“人”，是不平等的。是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等级规范之下的人。等级中的人还算人吗？农民子弟孙志刚到广州去打工，上街没带《暂住证》，就被活活打死了。他没有人权，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他算人吗？他不是城里人，他只能算下等人，是可以被任意收容、拘留的，甚至打死的。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等级文化，在这种等级文化中，人们没有平等心，没有平等感。父子之间，君与臣之间，师生之间，百姓与官之间都是不平等的。百姓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弱势群体。这个词汇与“公民”所表达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传统社会里，皇帝是一姓，天下归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之外，是归属于他的民众，与皇帝的一姓相对照，是“百姓”，所以，百姓这个词本身，就含有低等人的意思。我们中国现在报刊上仍然以“百姓”这个词来代称人民，从来不用“公民”这个词，这其实表现了当前中国社会仍然是不平等的等级社会的特点。
中国人在社会上不平等，那么在家庭内怎么样呢？照样不平等。在家庭内，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弟兄之间，都没有平等可言。
在等级社会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那么，“仁者爱人”的“爱”，就是欺骗性的。中国这种所谓的“人本文化”，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反而是失去了人，否定了人。结果是，在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重视过“人”“个人”。蚁民，草民，这些提法最为典型。死掉一个人跟死掉一个蚂蚁没什么差别。鲁迅所塑造的人物阿Q，被称为中国人的灵魂。在《阿Q正传》里，阿Q一听说革命风潮起来了，很兴奋，开始作自己翻身享福的白日梦，他躺在自己寄身的破庙里，想什么呢：“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你看，阿Q首先想到的是杀人，而且，第一个要杀的不仅是恶霸老爷，还包括跟他一样的穷苦农民小D。阿Q这样一个流浪汉式的农民，从来没有当过官，没掌过权，他怎么会“无师自通”地知道有了权就可以杀人、管人，支配人？并且想的那么凶狠？阿Q是从文化中学到的，被历史上残酷的文化培育出来的。随便一想，就要杀人。你看，阿Q知道什么人的价值？他哪有一点人的价值感？ 中国，等级社会，没有公民，只有臣民。你在领导面前有平等感吗？你可以跟他要平等、要平起平坐吗？那是一个等级社会啊！水泊梁山的英雄们，投奔梁山，实现了大家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愿望。但他们建立起山寨的第一件事，就是排座次，分出大小高低来，完全按封建的等级文化来办事。最后，他们不是被招安了吗？他们不是被动招安的，是主动投降的，求皇帝招安他们的。在野的梁山与朝廷，他们在文化本质上是一样的。就算是把皇帝拉下马了，那也不过是要自己翻身上马去当皇帝，让其他人当自己的奴才，换一个朝代接着再来。汉朝和明朝不都是这样的吗？刘邦和朱元璋，都是草寇出身。项羽也说“彼可取而代之”，意思就是我可以替了他。文化没变，换个人而已。 在中国世俗性、功利性、等级性的中国，从来没有平等与爱，更没有自由。中国从来都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度。中国文化里，也没有自由精神。中国自古以来，从来没喊过“要自由”的口号。到今天依旧是这样。自由，与我们无关。“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还能自由么？今天的中国人依然没有充分的迁徒自由，没有充分的调动自由，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没有充分获得信息的自由，没有结社组党的自由……。在古代，政治上的自由度虽然不具备，但没有户口卡着，似乎是有迁徒自由的，也有从业自由。但实际上，这种自由并不在事实中存在。因为农民为土地所限，不可能离开自己生存的环境到没有生存条件的地方去发展。所以，那个说起来有的自由，其实人们并不拥有。你只有这一条生路，别的地方没路，你的自由何在？到了连这条生路也堵死的了时候，古代农民就只有揭竿而起：“造反”这一条不是路的路。造反不是一种正常的活法，没人活得好好的会以此为业。所以，本质上是没有选择，也没有自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的前提，是选择的可能性、选择的客观条件存在多少。那个能够选择的条件，决定自由的程度、自主的程度。“或上吊，或服毒，你选吧”，这种条件下，你自由吗？怎么选都是死路一条！电影《红高梁》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妹妹真的就拥有极大的自由了，九千九百九啊，差不多有一万个条件妹妹可以自由地去选。我觉得可以唱成“妹妹你随便地往前走”了！ 我们的没有充足选择条件的文化里，人们没有事实上的自由，而且，这种无自由状态长期存在，使人们的不自由成为常态，人们的奴隶状态成为常态，就像鲁迅说的，我们只有两种情况：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时候。长此以往，奴性就训练有素，人们失去了渴望自由的意志，失去了自由的愿望，于是不再追求自由。这是最可怕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墨子不承认君王的绝对权威，孟子就骂他：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一副“若自由毋宁死”的态度。头上一定要有个天子国君管着，没这个天子国君，那还叫什么世道！中国古代为昏君死的英雄很多！屈原为楚怀王而死，楚怀王就昏得一塌糊涂。岳飞为宋高宗而死，高宗也昏愦邪恶。明朝方孝儒为建文皇帝而死。永乐大帝满有才干，但他的皇位是篡建文皇帝之权得来的。他为了给自己找合法性，让当世大儒方孝儒为他写《劝进书》。方孝儒誓死坚持正统的皇位继承观念，不承认永乐大帝的身份。永乐大帝不乐了，说，你不写，我灭你九族。方孝儒说，灭十族也不写。结果，就被灭了十族，那第十族哪来的，把他的学生拉来当第十族杀了。方孝儒为什么而英勇献身？为自由吗？不是，为了一个昏君，因为建文皇帝有点傻笨，能不昏吗？我看方孝儒比昏君还昏。 这样的环境，何来幸福，何来幸福感？卓别林的《淘金记》里，圣诞之夜，那个流浪汉做好了晚餐，在小木屋里等女朋友时，充满动人的想像，他拿两个叉子叉着面包，摹仿芭蕾舞《天鹅湖》，非常动人。在苦难中，也有灿烂美好的幸福也有的诗意的光辉。而我们的春节晚会上，你看不到这种真的打动人心的艺术作品，甚至连幽默也看不到。只能看到讽刺、滑稽、搞笑，以及煽情。 当代的中国，正处于世道人心傍徨无所依傍的境地，维系中国原有文化体系的传统儒家思想已经崩溃了，新的还没有建立，正是信仰的空白状态。没有信仰的时代，必然是个疯狂的时代，是道德沦丧的时代，是人心空虚无聊、黑暗邪恶的时代，看中国遍地贪官，到处假冒伪劣，环境恶化，人的罪性大爆发，就能看到远离天道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