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的“西学”,主要是指西方经济学、管理学;这里讲的“东学”,主要要是指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式经济学、管理学。笔者为何有“西学的衰变与东学的崛起”的认识?有以下事实:
从产生的时间上看西学的衰变与东学的兴起
讨论问题首先需要确定讨论的对象,否则会出现“哭了半天还不知谁死了”的问题。其次,在讨论问题前还需要把讨论对象所处时代搞清楚,否则就会犯“张冠李戴”的错误。比如我们讨论的,是是否有“中国式管理”的问题,那就应该首先把什么是“中国式管理”的问题搞清楚。另外,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还需要把“中国式管理”的产生与西方管理的比较加进去。
上述,显然是不能忽略的两个前提。那么,笔者凭什么说“西学”已经“衰变”?有以下根据:第一,人类已进入“后资本主义”时代,而根据“递减规律”,资本主义社会所用的时间,肯定不会比封建社会更长。如果说大家讨论的管理是单指资本主义的资本管理的话,那么,笔者承认,其管理要比当今中国式、东方式要先进。要不,人们怎么常说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管理?但是,这同样也否认不了,“中国式管理”的客观存在,因为中国实行的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至少西方学者也得承认,“中国式管理”与西式管理有很大不同,所以存在将其广义“中国化”的问题。
笔者以为,看一种管理是否先进,要看它能否创造出巨大的价值来,而不在于它是从哪来的,又在那里使用。换言之,如果一种管理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即便它产生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我们都不能否认其科学意义。比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思想,就产生于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只要它正确地描述了客观世界,那我们就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和具有的科学价值。
就拿封建社会来说,中国有数千年的封建制度,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东方,应该承认,一定有它的合理性、科学性。也正是由于其存在合理性、科学性,才使得中国这个东方巨人,连资本主义都未能发展起来。针对当时的封建主义社会来说,谁能说在当时的世界,没有“中国式”的“封建管理”?当然,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它落后了,可是,并不等于说“中国失管理”从此便销声匿迹。难道当时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所具有的、先进的管理是资本主义的?如果落后,那它们为什么没有把中国一起,一并带入资本主义?以上说明,“中国式管理”在封建社会就存在,今天当然也存在。
更重要的问题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学、管理学产生的时间上来看,它们均先于中国、越南和印度,而根据“譬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原理——后者能汲取前者的经验和教训——东方经济学、管理学所具有的先进性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更不要说,西方经济管理学精华已经悉数被凝结在数控机床和“流水线”上的问题。至于说哲学、价值、经济观,东方世界更有优势。
从反映的内容上看西学的衰变与东学的兴起
笔者以为,任何一种先进的管理都不排斥先进文化、先进理论的进入。比如,曾经先进过的“流水线管理法”,就悉数被“中国式管理”吸收。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管理程序的“流水线管理法”,业已被普遍采用的生产线、数控机床的功能涵盖。诚然,这也为“西方式管理”的衰变和为“东方式管理”兴起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试想,能吸收先进管理的管理不是先进的而是落后的吗?如果先进的西方管理被设备凝聚,那么,其先进如何体现?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西方管理界在诞生了“流水线管理法”之后就再也没有更先进的管理方式、管理理论问世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先进的管理都凝聚到了设备上。另外,人们同样不要忘记的是,“西方管理”更是短缺经济的产物,“流水线”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来服务的,是“投入产出关系”的体现,而现在的问题是,人类已进入饱和经济、生产过剩的时代。
试问,“西方式管理”能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吗?显然,解决不了,否则的话,西方世界也不会把目光盯住包括中国、印度,并把自己的企业落户于东方。诚然,他们也会把目光盯住东方的自然资源,因为他们需要“扩大再生产”。可是,如果东方没有包括管理在内的、价格低廉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意识资源、知识资源,他们跑到中国又干什么来了?以上也说明,他们的管理也解决不了本国的市场疲软、购买力不足的矛盾,要不他们也就不发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了。如此,是否说中国、印度就能解决和不存在上述问题?是的,至少是可以相对肯定的。
先不说中国、印度、越南等国的出口年年都在盘升,就本国的消费能力来说,也是西方世界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是,作为新兴市场,其潜力肯定是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和地区无法比拟的。而作为相对有别于西方世界的管理理论来说,谁能说“东方式管理”不如“西方式管理”更有效?
笔者以为,只要是事物、物质都存在一个“水土不符”的问题,管理理论同样也不例外亦。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曾经先进过的“西方式管理”当进入中国、印度、越南等国时,也需要进行“东方化”改造的。为什么?因为它们产生于西方,与东方的传统文化、理念会发生冲突,也就更不要说,中国、越南所实行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的这个问题了。
比如,在西方,民间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在中国,至今还在讨论阶段;再比如,在澳门,博彩业是其经济的基础,而在大陆,它是一种犯罪。上述事实似乎都在指向,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它们都存在着一个本国、本地特色的问题。否则,认识不到这一点,谁就无法实现所谓管理。
另外,当然也是更重要的,那就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对管理学都有特殊要求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抛开一定的时间、地点去奢谈什么管理和管理理论的“先进”,因为研究对象与时空都在更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