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占优策略均衡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在开始学习博弈论的时候，大家都会首先接触到“策略”这个词。什么是策略？可供博弈参与者选择的方法。方法当然不是一个而是一组，否则就没有什么好选择的了，也就不成其为博弈了。最简单的一组选择就是所谓的“合作”和“不合作”。一种占优策略均衡就是在这组选择上达成的。
然而，什么叫做合作？什么算是不合作？当你仔细分析占优策略均衡模型就会发现，所谓的“合作”就是让利，而所谓的“不合作”是被定义为对自己有利的。现实的博弈中，“利益”是对获得者分别而言的，不存在对双方均有利的客观利益。因为有博弈双方存在，每一方都是把对方的妥协让利行为看作是对自己的“合作”，而把对方的坚持视作为“不合作”行为，换句话说，如果这盘对弈有个中立裁判的话，他无法给出每一博弈者的选择是“合作”还是“不合作”的判断，即每一个弈者都对对方的行为以对自己有利有害为标准给出自己的判断——合作还是不合作。实际上，双方都是自己设立一个“线”（价值标准），如果对方不愿意退到这条线之外，就会认为对方是“不合作”态度。归根结底，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主观价值判断问题。在博弈场上，并不存在博弈双方共同认可的对某一个方案的定性（合作或不合作）划分。
占优策略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博弈者最终会在（不合作，不合作）上达到均衡。其实这不过是说博弈双方因为利益冲突必然地、毫无疑问地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为方式而已，而这种选择早已经包含在“理性人”假定之中了，无须如此复杂细致地分析。
比如两个人在市场上就交换比例（价格）讨价还价，一个说：你看来根本不诚心啊，一点都不让步。另一个对曰：不是我不诚心，是你不诚心，我都让这么多了你一点都不让。如果这时来个第三者，让他评判说到底谁不诚心，毫无疑问，他一准找骂——被他评为不诚心的人一准调转矛头攻击他“不公”。
基于主观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对双方博弈中的这种双重价值标准现象总结为：交换和第三方无关。
博弈当然不能和交换简单等同，博弈可以看作是2＋1——两个人博取同一个东西，是有你无我；而交换是2＋2，是两个人互通有无，是双赢互利。但是，如果把交换看作是“对交换者剩余”（交换双方出价之差，或说是价格区间的长度）的瓜分，则博弈的某些理念还是可以运用于交换分析的。不过对交换者剩余的瓜分（成交价在价格区间内的落点）通常依靠的是市场之外的、与竞争有关的另一套规则。2．囚犯被困在了哪里？及G7的信誉问题
在去年的G7峰会上会不会讨论并表达对日元贬值的担忧曾经成为了一个问题。据雷曼兄弟分析，除了G7内部意见并不统一之外，由于表达这种担忧会进一步损害G7的信誉，所以应该不会有这种担忧的表达。日本财务省次官藤井秀人此间也表示，日元不会成为此次G7的主要议题。
在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地球村当中，G7其实和博弈论所说的寡头联盟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在对地球资源进行长达两个世纪的掠夺和瓜分达到一个白热化的程度之后，地球村的大小村霸们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行为方式了——是继续武力对抗抢夺下去，还是采取“合作”的方式和平地瓜分。
通常，博弈理论把寡头厂商之间的合作问题归结为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模型。“囚犯困境”模型告诉我们，寡头联盟不可能打造一个长治久安的局面，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是每一个寡头都具有私下毁约的冲动，因此，合作协议往往沦为一纸空文。如此说来，G7峰会没有任何意义吗？
然而，把寡头联盟的失效归结为囚犯困境原因，是一个大大的失误。囚犯的困境是因为两个囚犯被分而治之造成的，如果把两个囚犯关在一个囚室里，他们就会达成攻守同盟而采取统一的行为，即选择（合作，合作）。而分室囚之，两个囚犯无法沟通，彼此的不信任感就会导致他们只能采取自保行为，从而导致入狱前的誓约失效。警方的策略就是首先破除囚犯之间彼此沟通的任何可能性，即先将囚犯“分作”，自然其间就谈不上什么“合作”了。因此，“囚犯困境”模型实际上不是一个双方博弈模型，而是忽略了至关重要的利益第三方——警方——的存在。
我们应该看到，囚犯违反攻守同盟的动机，其实来源于第三方（狱方）的奖励，而单方面坚守同盟的损失同样来源于狱方的惩罚。囚犯之所以有所顾忌，是因为有狱方的存在，狱方根据囚犯的表现给出相应的制裁和奖赏。博弈论把两个囚犯放在一个模型里分析，其实是一个错误——因为此时不是囚犯和囚犯之间的博弈，他们之间无任何博弈。此时仅仅是在狱方没有选择余地的引导下的行为，而不是“策略”定义当中的选择了——囚犯无任何选择余地，除了招供——换句话说，招还是不招没有选择性，招供不是一种“策略”。
但是，寡头联盟是一个合作自治组织，并没有一个权力高于联盟之上的、有约束力的“狱方”存在，联盟成员不会像狱中囚犯那样被分而治之。因此，或许每年一度的G7峰会是破解所谓“囚犯困境”的一个办法，通过峰会使得寡头之间有足够的沟通机会，这样或许就可以走出囚犯困境。这样一来，依据博弈论囚犯困境模型分析寡头行为，其实是用错的模型。
寡头组织中两两之间如果被看成是两方的利益交换，用交换模型而非囚犯困境模型来考量，应该更为合适一些。现实中，各种行业组织、协会在行业发展中具有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寡头经济不断形成、壮大、稳定存在是一个不争事实。
假如某一天联合国变成了一个具有强权的地球村警方，那么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或许可以用囚犯困境模型去解读，但是，这样的地球村警察局不知道会不会被建立和能不能被建立——有谁需要一个约束自己而非服务于自己的强权存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