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些日子股市狂跌的时候接到一朋友的短信：某部门新闻发言人出来辟谣，称上调印花税并非针对股票市场，实乃为抑制快速上涨的猪肉价格——通过让股民大量割肉，来增加市场肉的供应量。暴笑之余，仔细想想，这也着实不无道理：上调印花税就是为了抑制猪肉价格！个中缘由容我慢慢道来。
为了证明上调印花税是为抑制猪肉价格，我们采取了学术界常用的排除法，先证明它针对的不是股市。这个好办，也不好办。问题的难点在于 “股市泡沫”——许多人认为上调印花税同此有关。“泡沫”在经济学中的标准定义是价格超过了基础价值（真实价值），但这很难证明。然而，如将之理解为“虚假”，则生活中无不有泡沫。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就描述了这样的泡沫：没有发表过一篇严肃的学术论文、从美国克莱登大学买了一纸博士文凭的方鸿渐居然当了大学教授（副的），这就是泡沫。所以，泡沫是个普遍现象。
人类历史上著名的股市泡沫可以追溯到1720年前的英国南海泡沫和法国密西西比泡沫。时任英国造币厂厂长的物理学家牛顿在体验了泡沫的疯狂后曾经感叹到：我可以预测天体的运动，却无法预测人类的疯狂。1720年股市崩溃后，英国颁布了限制股市交易和股份公司设立的《泡沫法》，法国也采取了类似的严厉措施。然而，当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号角吹响之时，虽然伦敦的“主板”市场受到限制，但伦敦以外的非正式资本市场却帮助了众多服装公司、制铜公司。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和新兴产业对资源的渴求，英国王室审时度势，于1824年取消了《泡沫法》。由此，铁路热的兴起和产业结构的迅速调整成就了英国的全球大国地位。与英国的崛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的法国并未取消对股市的严厉打压，加之大革命后的混乱局面，法国自18世纪以降就逐步沦落为二流国家。
令我们印象更深的一次股市泡沫崩溃是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溃及其导致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萧条。在那次股市崩溃前，英国人就已经在关注美国股民的投资热情了。如凯恩斯所说（《通论》，第162页）：“美国人总是倾向于找出感到异乎寻常的东西……美国人不像许多英国人仍然在做的那样，是为了取得‘股息’，从而，美国人除去为了得到股票升值的好处之外，不太愿意购买股票。”有意思的是，最近美国人也开始关注中国股民的投资热情了，甚至连格林斯潘这样的老先生也不甘退休后的寂寞。回到正题。1929年股市的崩溃让美国股民损失惨重，也让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股民都跟着受累。不过，如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那样，股市的发展同样推动了美国产业结构的迅速调整，成就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如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许多新技术都诞生于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但是，与新技术相关的产业却首先在美国兴起。例如：内燃机在欧洲发明，但在美国得到最快、最为普遍的应用；电力技术也大都在欧洲发明，但第一座电厂却在美国建成；汽车发明同德国人有关，但美国首先实现了汽车的大规模生产。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股市大泡沫大家就耳熟能详了，那就是发生于NASDAQ的网络和信息技术股泡沫。如果以股票下跌的幅度来衡量的话，这次股市泡沫的崩盘比1929年那次更为惨烈。然而，在泡沫崩溃之后，我们惊奇地发现，美国再次成为信息技术革命的领导者，美国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美国的经济似乎比以往更为强大。
谈到这里就发生了另一个问题：总是让人担心有泡沫、并且事实上也常出现泡沫的股市为何总能成就大国霸业？或者，为什么像格林斯潘这样老奸巨猾的银行家没有调集美国的银行资金去支持像微软、雅虎这样在当初一文不名、市盈率达天文数字的企业？再或者，为什么在当时尚能够迅即调集全国资源的前苏联没有发展出类似的企业？这里有很多理论解释。其中，较令人满意的一个是美国学者Allen和Gale于1999年提出的一个阐释：计划经济中的政府部门官员和银行家一样，他们在挑选企业时是用一个脑袋瓜、或至多几个脑袋瓜在想问题——在每个人智力相同的情况，显然脑袋瓜越多越顶用。而且，他们要么因担心自己的职位、要么因担心风险过于集中而显得保守。股市不同。众多的机构投资者、股民时时刻刻都在搜寻那些能够带来最大利润的企业，而贪婪是股市的本性，操心只属于官员和银行家。这恰如著名金融史学家金德尔博格（Kindleberger，1984，第200页）总结的那样，针对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银行家的袖手旁观，他说，“有钱人都想守住既得利益，任何变革都有风险，都令人烦心。只有那些想获得地位的新人才深知变化就是机会。”中国也在经历类似的过程。许多从事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学者都有这样的感触：按照以往的经验，根本无法理解当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感觉，现在的中国仿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以及国内外经济的自由度和开放度的大幅度提高正在为我们创造一个重返汉唐盛世的历史机遇。股票市场的发展、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彻底改革将确保乃至加快这个进程。顺便提一句，今天有人说这些股票有泡沫，那些股票有泡沫，难道所谓“蓝筹股”的那些股票、如银行股就正常了？以垄断利润来居于“蓝筹”地位，似乎并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看到，在所有经历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国家中，银行业都是最先被股市抛弃的——当然，那些能够实施业务转型的银行会成为市场随后的娇宠。所以，无论我们能否确认股市有无“泡沫”，但回顾历史、翻开教科书都可以发现，讲泡沫的那些人即使对了，也仅仅是讲了“半个道理”。而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早就成为大家共识，没有人会像古代的叶公好龙那样。这些都是简单的道理，大家都知道。据此，我们初步认定，印花税可能与股市无关。此时，又有人会问：如果股市真有严重泡沫、并且崩溃了，该如何？这里需要借鉴的就是日本在上个世纪发生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崩溃。日本股市和房市所以发生严重的泡沫并造成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萧条，其原因在于它的两个市场都极度不正常。就股市而言，企业相互持股使得股市真正的可流通股只占20％强——这与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中国不同；就房地产市场而言，日本商品住宅市场的发展长期不见起色，以至于所谓的房地产投资只集中在蕞尔小国的弹丸之地，即东京周边的商业地产——这与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也不同。造成泡沫有多种原因，但对于日本来说，供给不足是最大的原因。那么，就股市而言，日本为什么在当时不多发新股呢？这个问题同样可以问今天的中国证监会。答案很简单，一则在于严格的发行审批制度。我想，微软所以不会诞生于中国或者日本，其原因就在于它不可能通过发审委那一关，甚至，按照必须持续盈利三年的标准，它就进不了发审委。二则在于当年的日本和目下的中国都缺乏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美国的资本市场除了纽交所、美国交易所之外，还有针对广大中小企业的场外股票市场——NASDAQ，还有发达的公司债券市场、资产支撑证券市场。这些当年的日本人没有，我们却也没有。除了供给不足之外，日本泡沫危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银行业大量介入极度不健全的股市和房地产。
谈到这，我们也就清楚了，要抑制股市泡沫，需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需要防止银行业（以及上市公司）的资金进入股市。此外，还需要严查那些虚假信息、做庄的事情。这些都跟印花税无关。这是简单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因此，我们可以相当确切地说，上调印花税与股市无关。
既然上调印花税与股市无关，考虑到出台政策的是财政部，难道同财政收入有关？否也。近些年中国的高储蓄率以及由此导致的高投资率和巨额贸易顺差，都同政府部门的积蓄多、不花钱有关。在这种时候，如何还会剥夺股民的钱呢？不会，这个猜测可以简单排除。
好了，现在到了最后一关。在证明上调印花税同抑制猪肉价格有关之前，我先讲个故事。前一阵子，一朋友在证券公司营业部开户时遇一乐呵呵的老汉，遂问其故，答曰：今日盈利30元，回家包饺子去！据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推测，这一定是猪肉馅的。否则，猪肉价格缘何上涨如斯？股市的发展对消费的刺激并不止于这个小故事。我们知道，中国居民的消费率低、储蓄率高是中国经济发展依靠对美国出口的主要原因，而美国居民凭什么能够储蓄那么少、消费那么多呢？中国居民消费率低除了工薪报酬长期不见增长之外，就是因为存在银行的储蓄回报过低，而美国居民的高消费则同股市密切相关。几位美国学者（Lusardi，Skinner和Venti）在2001年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说，大家不要以为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低。实际上，如果将美国居民持有的股票收益（资本收益和股息）计算进来，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不逊色于中国居民。据此可以想象，如果中国股市能够继续保持健康的牛市格局，很可能将从今年下半年起，形成一个由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新格局。
然而，年初政策层就已经言明，全年CPI须控制在3％。考虑到许多股民系去年底、今年初方才进入股市，仅仅半年的股市上扬就对猪肉价格乃至CPI形成如此大的推动力，当然需要警惕。可是，在央行连续出拳、甚至出组合拳的情况下，市场依然以为遇到了黔之驴。这哪了得！遂出台上调印花税的政策。至此，即大体证明了先前提出的命题：上调印花税是为抑制猪肉价格！
按照平日撰写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的习惯，最后尚须给出政策建议。这里给出两个：其一是针对政策层的，股市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公司债券、资产支撑证券乃至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将深刻地改变中国经济依靠投资和出口的运行格局，未来的消费将得到刺激，因此需要关注物价，但不易过于呆板；其二是针对广大股民的，建议炒股的老大爷、老大妈，下次挣了钱——如果有下次的话，多包些牛肉馅、羊肉馅或者青菜萝卜馅的，以防止再次推动猪肉价格的暴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