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改革开放缔造了深圳经济特区，同时也形成了深圳的人口特点。深圳人口的最显著特点是暂住人口和移民，这是二十多年来的历史积累下来的结果。从最初的小鱼村到拥有过千万生活人口的经济重地，是有目共睹的巨大成果，但深圳的人口发展也逐渐显现出了问题。 既然是谈发展，当下衡量它的最佳描述非“可持续性”莫属。究竟是为了深圳发展而发展人口？还是为了人口发展而发展深圳？虽然，从逻辑学的角度分析，深圳发展本身就包含了深圳的人口发展。但是，无论站在人口发展还是城市发展的立场上，我们都会发现，有关人口与城市的发展问题，类似“鸡”和“蛋”先有谁的问题。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先站在深圳发展的立场上，透视深圳人口的主要问题；再站在人口发展的立场上，透视深圳城市的主要问题。这样，我们也许能找出深圳人口发展的方向与出路，最终要实现深圳人口的协调、可持续性发展，必须出台与人口发展相协调的人口发展政策。 先从深圳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深圳的经济发展增长飞快，由于政策倾斜的原因，深圳成为了全国的移民导向，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人口问题。 首先，深圳的人口存在严重的扶贫色彩。扶贫对象主要有三种。 第一类是香港贫困人口。很多生活困难的香港人，每逢周末到深圳采购完一周的生活物品之后，花不上30块钱，就能罗湖洗脚屋的沙发上过上一夜，第二天再回香港。一些港人在香港无力结婚，就在湖贝、泥岗、向西等村落里，花上个两三千块钱，包一个不如“鸡”的女子，过不上两个月就蒸发到另外一个女子那里了。这类香港人与开车过关直接去樟木头的完全是两个阶层。 第二类是专门来深圳为家乡“扶贫”的人。他们家里的情况往往是地少人多，兄弟姐妹平均教育水平较低，家里曾经把有限的资源都投资在他的身上，他也不负众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高等教育。然后来到深圳打一份工，无论一个月赚多少钱，留下千把百块的房租和口粮，剩下的不论是一千、两千，或是三千、五千，统统寄回家里。这笔钱不到要支撑全家人的生活，还要扶持家里的兄弟姐妹，直到他们纷纷独立。这样的一个过程快的也要三、五年。而且这一模型，即便是在低收入层也是普遍存在的，比如一些工厂的女工，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家里只希望他自己解决自己的口粮，不要在家里吃饭就好了。不曾想由于工厂的工时较长，平时又没什么消费，一年至少可以储蓄半年的工资，春节前把这笔钱寄回家里，就成了一家人半年的基本开销。 第三类是靠自己身体为自己或家人脱贫的人。多数是年轻女性，往往是高中还没读完，十七八岁就来到深圳，主要从事服务业和生产线工人，从业不久就会得到黑帮指点，转为专门从事色情。姿色稍好的就可以在娱乐场所专门接客或独立执业，姿色稍差的也会专门介绍给香港漫游来的穷人，成为被短期包养的低收入“二奶”。这一现象在某些内地省份甚至成为公开的事实。笔者有着10年的专业咨询顾问的经历，2002年以来，每年都会在内地HN省从事项目咨询策划。由于项目周期通常在一个季度左右，因此曾多次租用当地民房。几年下来，发现半数以上房东的女儿都在深圳。起初并没注意这个事情，一次在签租房合同时，房东女主人听说我们来自深圳，便炫耀起她的女儿。称大女儿去深圳三年了，找了个香港男朋友，月月都会往家里寄3千块钱。而且更让她高兴的是，小女儿也即将去深圳，姐姐已经帮妹妹找好了香港的男朋友。深圳来自XX省的外来人口比例非常高，XX省的女孩子到了十七八岁，到深圳执业几乎成了公开的事实，就像台湾或韩国男人服兵役那么普遍。
以上现象是可以从相关统计中得到证实的，每天晚上留宿在洗脚屋沙发上的香港人数量，每月从深圳汇往各地农村的个人汇款量，每天早上在银行排队睡眼惺忪的年轻女子的数量。 其次，相比其他大城市，深圳人口的平均素质明显过低。说到这个观点，我并不否认深圳高学历人才有局部集中的现象。但研究深圳人口问题，是不应只着眼于有深圳户口和有学历的人，更重要的是研究深圳人的来源和素质教育的状况。 虽然“成分”这个词早已被砸碎，但如果我们从人口及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人口主要成分是非常重要的，它承载着这个城市人口发展的历史和文化。透过深圳人口的成分，就很容易地看出深圳人口素质的根本问题，即农村移民比例过高。 我们可以从北京、上海、深圳三个主要移民城市中，分别随机抽取相同数量毕业后到这几个城市工作的大学生，就会发现毕业后到北京、上海工作的大学生，祖居各大中城市的比例远远高过深圳。在深圳真正想找到一个祖辈就在武汉、沈阳、西安、北京、上海“城墙”内生活的大学生，起码是百里挑一的事情。我要声明，我从这个角度去谈人口问题，没有歧视谁的目的，而是要真把它当成自己的问题来谈，因为我也在深圳生活了近10年。 另外一部分，那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来深圳就业的人口，大多也是来自农村，他们所受到的主要教育是初中高中。农村移民比例过高，会给一个城市的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可以举三个小例子供大家参考。我曾在哈尔滨、武汉、深圳三个城市创办过企业，数起来也有5家企业的创办经历。 就拿印名片这件事情来说，在哈尔滨、武汉，我只需要在一张白纸上随便写上主要信息，名片社就能做出漂亮的并令你满意的名片来。卡片上的汉字、英文很少出什么错误，字体、字号运用得当，LOGO摆放排布与文字内容相协调，拿出去也算有个面子。2000年我在深圳创办了公司，本以为印名片是很简单的事，结果第一次在深圳印名片，就让我很苦恼。你给他在纸上写得明明白白，结果印出来的汉字和英文还是错了七八处。后来的几次印名片又逐渐发现，在深圳如果印一张新名片，不去校对两三次文字、指导LOGO摆放的位置，想做出漂亮的名片几乎是万幸的。一次，好奇地问了一下名片社的设计人员都读过什么书，给出的反问更是令人惊愕：作名片还用读什么书？ 公司员工的招聘，也是很头痛的事情。公司新聘了一个文员，大学本科，愿意学习，心态不错，除了负责岗位规定的业务，还需要分担办公室的卫生轻清洁，这应该不算什么过分的事情，在那里都需要搞清洁。结果，刚刚工作了一周，我就发现了严重的问题。每天她只使用抹布擦擦桌面、椅面，不会去擦桌面上的电话机、椅子的扶手和靠背。后来发现换了多个文员都有同样的问题，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创办公司之初，几个员工分别来自沈阳、大连、广州、成都，一样的刚刚毕业、一样的本科生，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从来就没操心过清洁问题呢？我找到了原因，今年年初，公司更新了一批员工，三个刚刚本科毕业的学生，分别祖居贵阳、吉林、桂林市区几十年，事先没有作特别交代，果然从第一个女孩进了公司，就再也没说过如何搞清洁的问题。 说到家里找钟点工作清洁，几次都发生了投诉，因为忍无可忍。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是派来的清洁工不会使用清洁工具，最让人恼的事情是每次作完清洁，沙发下面、床下面、厨房、卫生间都会留下很多死角。再问几个来深圳多年的朋友，都经历过类似的事遭遇。如果没有比较，是不会认识到问题的，一次我特意要求家政公司派一名城市下岗工来做清洁，来的人是湖北荆州人，过去在日化厂的工人，结果临走的时候，很高兴地多付了几十块钱给她。 深圳流动人口和移民自身素质和见识的问题，想必大家已经有所认识。下面再从深圳人口发展的角度，来看看深圳城市发展的问题。 首先，移民政策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人口结构的优化和可持续性发展。 大学本科毕业有单位接受就给落户，这是最常见的移民；调工比较容易，只要有几年的居住证，加上高中学历以及一些手续，图快的在服从一下深圳的潜规则花一万块钱，就很快成了深圳人；调干就难了，只好走调工程序，很多人在内地是干部，调到深圳变成了工人。 相比之下，移民政策中最不公平的，当属在深圳创业的投资人了。根据市政府公布的人口管理“1+5”文件，户籍迁入深圳人员分为技术技能迁户、投资纳税迁户、政策性迁户三大类。其中投资纳税迁户的条件主要有四项：一是在深圳市依法登记注册的法人企业，在最近连续3个纳税年度内缴纳的税额累计在300万元以上；二是在深圳市依法登记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股东、合伙企业出资（合伙）人，在最近连续3个纳税年度内，以其投资份额占该企业实收资本的比例而分摊企业已缴纳的税额累计在60万元以上；三是在深圳就业的个人，最近连续3个纳税年度内依法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累计在24万元以上；四是在深圳市依法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在最近连续3个纳税年度内缴纳的税额累计在30万元以上。 这里并没有注明所称“缴纳税额”指的是营业税还是所得税。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折算。假设这里所称300万、60万、24万和30万是营业税，按5.5%的营业税近似折算，需要的产值分别是5455万、1091万、436万和545万。而年初政府公布的2005年按常住人口（827.75万人）计算的人均GDP60507元，也就是说，一个法定代表，他的企业要至少养活909人就业才能落户口，一个自然人股东要养活182个人才能落户口，一个在深圳就业的个人要养活73个人才能落户口；一个个体工商户要养活91个人才能落户口。我猜想，制订投资移民政策的人，可能连小学都没读完。如果我们再按所得税来折算，指标当然会优化一些，但这不合理，更不公平。企业的贡献是分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社会价值，也就是发工资解决就业，其次才是市场价值获取利润。一个企业的诞生，首先是在深圳进行了投资，在未收回投资之前，体现的主要是社会价值，在收回投资之后，投资人才能得到回报。一个企业首先是为社会贡献，不是投资人获利。因此，移民政策不应泯灭投资事实，追求政绩第一。投资移民政策必须有利于投资，有利于人口结构优化，而不是有利于就业或“农转非”。要把投资移民放在第一位来看待，才是有利于可持续性发展的良性政策。 其次，深圳城市的整体效率过低，不利于深圳发展优势人口。每年深圳都有大批的优秀人才离开深圳，深圳的企业界也有“深圳开公司，赚钱在内地”的说法，城市效率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了。 2000年我向工商局申请注册，结果整整耗费了70天才拿到营业执照。其间我曾多次拨打过区长热线、市长热线投诉效率太低。此前，我在哈尔滨、武汉注册的企业，从资料受理到拿到营业执照，从来就没超过10天。2001年我在深圳再次注册公司，效率确实提高了一些，但窗口收了资料后必须要等足14天才能取执照。等我拿到执照，发现打印执照的注册日期是5天前，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影响效率的现象。 最近，新签了个不足20万的项目，合同甲方也是深圳的企业，可谈判整整花去了80天的时间。回想起近几年来与深圳本地企业签约的速度，能够少于2个月的只有天威的整转项目，大概花了40天。而02年和广州省网视讯公司从谈判到签约只用了两周时间，03年和湖南的客户谈判到签约只用了不足10天，05年和山东的客户谈判签约没超过一周。除了做熟客的企业有能力摊薄交易成本之外，超高的交易成本，几乎成了深圳最普遍的现象。 三年前，华强北路口修起了天桥，最近又听说要拆，修地下通道。人民南路路口的一个环形天桥，害死了人民南整条街的商业。其实，比华强北修天桥还早几年，内地大城市在城建规划当中，修天桥已经是被废除的办法了，因为修过街地道更符合拓扑心理学。政府主张向福田区、关外发展，可是城市发展的历史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一个城市从哪里发起，不论过几百年、几千年，那个发源地基本上还是不竭的发展动力。武汉的长江边、哈尔滨的火车站、上海滩等等，那么深圳的罗湖口岸也会充当这样的角色，不论你政府如何规划，这个事实是很难改变的。我经常对朋友说，罗湖的规划是给人准备的，福田的规划是给车准备的。从五洲宾馆要过到马路对面，车程大概是1200米，而直线距离只有100多米。美国、日本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它们的城市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即便是买汽车可以像买个20吋电视机那么容易，一个家庭也不可能每个人一部汽车。因此，在地球上永远都会是人多车少。那么，深圳的城市规划是应该首先考虑人，还是首先考虑车呢？ 城区规划对住民的日常行为及城市整体效率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圳城市规划对人居效率的影响，主要是政府在规划过程中，欠缺系统思考、欠缺科学预见。如果再附加上深圳人均收入在全国名列前茅，同样做一件事情，耗费的人、财、物、时间都高过内地城市，深圳怎么会是个效率城市呢？怪不得很多深圳人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呢。如果城市发展和人口发展只谈规模和绝对值，而不谈效率，那何谈可持续性发展。 分析了深圳的人口发展和城市发展的现象，就很容易发现人口政策现状与我们期望的发展之间的存在的不协调的问题了。深圳究竟出台怎样的人口发展政策，才是与深圳本身发展相协调的？我想主要可以整理为以下几点：
一、转变过去以就业移民为主的特色，把投资移民放在深圳人口发展的第一位，取消投资移民的纳税门槛，消除只要纳税政绩不讲投资事实的思想，只要投资人在深圳经营满一年，实地调查情况属实就应该落户；
二、转变重学历而不重文化的移民政策，大幅限制农村移民，对城市来源的移民优惠政策，用其他城市的文化积淀来充实深圳，对家庭整体移民优惠政策，提高人口发展的和谐与稳定；
三、像香港限制内地年轻女性移民那样，限制内地各省无学历年轻女性在深圳暂住，可给暂住附加社保缴费纪录；
四、城市规划应以人为本，以业为基，以车为辅，不盲目扩大发展面积，讲求单位面积城区规划的发展效率。
作为长期居住在深圳的一名国民，深圳的一位创业投资者，一位专业的决策咨询顾问，我相信目前深圳的人口发展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在不遥远的未来，现存问题必将会被一族新问题所替代。（本文写于2006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