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制度创新：模仿与干中学的权衡
——评杨小凯与林毅夫之争刘正山(《经济学消息报》2008年NO31)开始于2002年的林毅夫与杨小凯之间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至今仍未尘埃落定。尽管当事人之一的杨小凯已经于2004年7月7日英年早逝。这场争论源于杨小凯的一篇文章和两次演讲。1999年12 月，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杨小凯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了一场演讲，介绍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 之间的争论。在演讲中，杨小凯教授阐述了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的关系。他认为，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而这 些都是在给定的宪政制度下完成的。在讲座进行的过程中和讲座结束后，参与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教授提出，用激进改革并不能真正实现宪政转型，但这种改革对经济的破坏是直接和立即的。 因此，渐进的改革比激进的改革好。茅于轼教授认为，在现实的改革过程中，必须选择在现实情况下可行的改革办法，任何一个改革策略都是路径依赖的。但林毅 夫、茅于轼等并未对宪政转轨论进行系统评论（参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1999年第47期）。但这时只是“林杨之争”的萌芽。此后，由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共同撰写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Vol. 1, No. 2 (Nov. 2000), pp. 435-491），被译成中文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 年4月号、5月号和6月号分三期连载。相关的论文在内地《开放时代》2000年第9期，《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10月13日；《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7期等媒体发表或登载，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2001年12月1日，杨小凯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后发劣势》的演讲。杨小凯教授提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后发 国家有“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 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这场演讲直接引发了杨小凯与林毅夫之间的争论。2002年7月18日，林毅夫教授写了一篇回应文章《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林毅夫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 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 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还将必然伴随各种制度扭曲即所谓 后发劣势。林毅夫还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哪一个后发国家，是因为先进行了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然后经济才持续、快速发展。”《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7月12日的一篇文章说，这是一场关于中国发展前景的论争，被很多知识精英和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平衡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此后，伴随着杨小凯和林毅夫多回合的“公开论战”，互联网络上、现实生活的学术沙龙、各式论坛里可谓“刀光剑影”。
杨小凯逝世之后，林毅夫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的杨小凯教授追悼会上对这场争论是这样说的：“公开的学术争论，言辞难免有时相当尖刻，但是我们的 友情并没有因为这些争论而受影响。前年暑期，我的学生张鹏飞到莫纳什参加他举办的超边际分析夏令营之时，托他带了一封信，小凯看了很高兴。过去他多次邀请 我到莫纳什访问，这几年我也几次邀请他再度到中心来讲学，如今病魔竟然已经夺他而去。”不过，杨小凯的逝世，并不意味着这场争论的结束。2008年4月16日的《国际融资》，美国耶鲁大学金融教授陈志武专门谈及此次争论，并赞同杨小凯的观点；2008年4月22日的《南都周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亦对此次争论做了简要评论，也赞同杨小凯的观点。而今看来，杨小凯与林毅夫之争，谁胜谁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我们以诸多启发和思考。特别是他们的争论触及一个经济学难题：制度内生还是外生？不少学者认为，林毅夫和杨小凯对于“后发劣势”的不同观点反映了他们对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模式的不同看法和对中国今后发展道路的不同主张。其实，仔细阅读二人的争论文章和演讲记录，不难发现，在根本上，他们的观点似乎不那么矛盾，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主要来源于他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说，它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 路，这即为优势。基于此，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奇迹，就是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相对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 装、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国际市场，快速积累资金，逐步实现产业升级。但是，林毅夫并没有否认制度的重要性。林毅夫对制度的看法包括两个维度：制度是有作用的；制度是内生的。他经常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要寻找更加外生的变量， 而制度不一定就是最外生的变量。也就是说，林毅夫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绝对优越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安排的有效性都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 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的，不能把某些制度安排的优越性绝对化。从而，他不认为存在一个可以使一个转轨经济，一步抵达理想的市场经济彼岸的简单制 度变革。我们再看杨小凯的观点。杨小凯“后发劣势”是说，由于后发展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能够迅速发展经济，所以，后发国家会缺乏动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从而没有动力在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最后可能会牺牲掉长久繁荣的可能性。从杨小凯的参与争论的文章和其它著作看，杨小凯也没有否定发展中国家可以运用较低的成本摹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后发者优势”，他只是指出人们不能只是单纯满足于技术摹仿而忽略制度建设；否则，短期的快速增长会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埋下祸根。由此可见，林毅夫与杨小凯均强调制度的作用，只是二人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的状况认识不同，林毅夫显得乐观，认为应该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待时机成熟，制 度变革将顺其自然，也就是说，制度变革应该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杨小凯则表现出一些忧患意识，认为现在应该考虑制度变革，否则，后发优势将被后发劣势 所替代，也就是说，制度变革应该是一个“模仿”的过程。我的拙见是，制度创新永远是在“干中学”与“模仿”之间权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制度变迁，杨小凯与林毅夫的认识在局部存在一些偏差。我的博士论文《认知盲区的消除与企业的性质及制度变迁》提出，对于制度创新而言，有“模仿”（当然，多数落后国家和地区在“模仿”先进或看似先进国家或地 区的制度之时，往往存在先期“传承”的过程）与“干中学”两种方式。从经济史上看，许多国家进行不同的制度试验（即“干中学”）的过程，对于那些碰巧试验 了具有竞争力的制度的国家而言，制度演进有可能是渐进的；但是，对于那些碰巧试验了无效率制度的国家而言，转轨将采取更激进的方式，以便通过“模仿”赶上 更具有竞争力的制度的国家。渐进式改革和“震荡疗法”的共存，肯定比两者之一单独存在更有助于大量发生多样性的制度试验。日本明治维新和二战后激进式地转 轨到君主立宪制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转轨。从历史经验看，后发国家的制度建设，采用“模仿”方式的效率高于“干中学”。譬如，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新兴国家的资本市场建 设则是一个制度“模仿”的过程。美国从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到推出纳斯达克市场，共用了200多年的时间，期间建立了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Pink Sheet市场、第三和第四市场等等，场外市场贯穿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而大部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只用了5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全国性交易 所市场的发展经验基础上，直接建立创业板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则只用了不到20年时间。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被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干中学”的制度创新或者变迁的方式。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种方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应该对“摸着石头过河”有新的认识。“ 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改革初期，改革的领导人和一般参与者普遍缺乏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当年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的确体现了 改革初期改革者勇于探索的精神，在封闭的状态下和意识形态的约束下，只知道计划经济的老路不能走下去了，但应该怎样改革、往哪个方向改革，从上到下还心中 无数，只能边摸索边改革，走的是与发达国家制度变迁相类似的制度率先创新的路子。这在改革初期具有必然性。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现阶段及今后继续具有合理性。因为，“干中学”的制度创新方式的成本比较高。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 的演变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 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于是，自1992年中国确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制度“模仿”发挥了基础性的重大作用。这既表现在目的上，如直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又表现在机制上，如形成市场交易规则和市场价格机制，还表现在手段上，如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西方常用的调节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同时制度“模仿” 还体现在非正式制度方面，如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以及民主和法治意识都得以大大提高。可以说，没有制度“模仿”，不借鉴 发达国家先进的制度，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所以，林毅夫与杨小凯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也均有其偏差之处。当然，未来中国的制度变迁还将继续下去，至于“干中学”多一点，还是“模仿”多一点，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毕竟，经济学者不是算命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