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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的假设前提（系列研究四） 随着市场成熟度的提高以及科学决策越来越被重视，各种科学分析也越来越成为企业决策的工具。尤其是，就我们商贸流通学科来说，无论企业、政府部门还是个人，也越来越地开始重视科学和运用科学知识了，其中，商圈分析被广泛地运用到商业竞争、门店选址等决策过程中。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约请我们谈下一步该在哪些省或城市开店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始就相关的商贸流通政策问题向我们咨询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记者编辑开始向我们约稿的时候……总之，当我看到更多的人在理性思考和关注商贸经济学科的发展的时候，真的是由衷地高兴。 但是，高兴之余，这几年的政府和企业决策咨询实践中，发现了现实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在选择和决策时是否真正尊重和运用科学，却常常受到太多的因素所干扰，从而使这种“尊重”变得有点“似是而非”及“雾里看花”了，以至于沦落为企业决策的道具。换言者，某些决策者实际上是已经心里铁定要干了，于是才请专家来做研究，而研究结果最好就是为他们的“决定”作“科学解释”，无论科学分析的结果如何实际上是不影响决策的选择的。所谓商圈分析，常常是给别人看的。 这几年中，我参加过不少政府和企业的大型商业项目，包括购物中心、专业批发市场、大型超市等的商圈研究和决策分析论证。其中，广州某购物中心的商圈分析和投资决策论证让我感思良多。当时，该购物中心开业几个月即遇到不少困惑，于是与有关部门合作举办这个论坛，试图借助大家的智慧探讨如何借这个商圈的整体发展来谋划或思考自身的未来。 我的感慨即是源于此。因为该购物中心2005年11月进行第一次选址论证时，我就参与了。当时，当我认真看了该项目的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时，首先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倒不是这个项目“能不能做”，而是这个可行性分析报告的科学性，包括研究方法的运用、流程的设计、分析要素的选择、分析思路的确定等，因此，我在针对同样的材料进行分析和研究时，却得不出与报告相同的结论。因为且不说数据的来源和选择是否存在问题，即便是同一个数据如果换一个角度或出发去看，就不能得出“可行”的结论。 于是，本着对专业负责的态度和精神，我先后写了二次意见，一次是就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方法的选择问题，提请企业和专家们一起关注几个在我看来很重要而在报告未给予足够的认识的问题，如人口的结构、购买力的流向等；第二次意见就是设定了近十个问题，提请企业可以用“反证”的方法来“推理或批判”，即用“不可行分析”来证实是否可行。遗憾的是，企业的扩张冲动和决策可能是“等不及”这类严格的“科学论证”吧，结果还是在没有探讨“不可行”的情况下就“可行”了。经过一年多的装修和筹备，2007年春就轰轰烈烈地开业了，也成为广州商业史上的一件大事。 虽然，我不能说自己当初的判断就一定正确或“科学”，而且我更不是成为唱反调，毕竟企业是我们的朋友，我也是真心期望企业能更好地发展。更主要的是，从开业到营业，我也被邀请和出席相关活动，对该企业也是十分友好，并积极地关注和关心其“诞生”后的生存和发展。但未想到的是，十天前去面访该企业时，当初我的疑惑变成了现实：即原来他们认为的某些目标顾客或潜在顾客根本没有变成现实顾客，因此客源不足自然就转化成经营的压力。 我于是就产生若干感想和感叹：当初如果企业对“科学”更尊重些，那怕稍微重视一点，进而对原来的决策作出局部改进，例如，压缩营业面积或调整业态结构等，而不是一味着按照自身一开始就设定的想法走下去，或许今天的情形要好很多。尽管，这一现实的实证案例再次证明我自身的研究的价值和对问题的判断的相对合理性，从另一个方面“反证”了我们研究的科学精神和一定的水准，但毕竟还是觉得心痛。因为这一小小的自我安慰的背后，是企业付出的既成事实的代价和麻烦——而这是我并不希望看到的。 记得当时评审论证完后，我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商圈分析的有效性及其条件约束——兼谈科研方法的选择与科研的价值”，后来未修改，因事多也未处理和发表（这一篇文章的主要部分于2008年发表在《商业时代》第9期上，也就是本博客前面之二、之三的部分内容。） 写此文的动机，就是强调我们尊重和重视科学，进一步说，这里特指“商圈研究和选址科学”，不能只是借用“商圈分析”这一科学的“表达形式”，而从骨子里并没有体现科学的分析方法，即强调条件约束和“有效性”问题，某些顾问公司或专业咨询公司受自身水平约束甚至为了商业利益，就胡乱分析一通来糊弄企业，实际上，是对科学的“沾污”。也正是因为此次经历，再加上以后的多次类似事件，促使我决定在未来三五年加此课题作为研究所的重点研究对象，以期能为更多的企业带来启示和参考，尽量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或许这是我的“科研人生”的一种价值追求吧。 （注：原文为“科学：常常在付出代价后才被重视”，于2007年4月21日发表在“开商博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