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87年6月27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新观察》杂志社和《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世界经济导报》社联合举办了深化改革座谈会。一百多名从事经济改革理论研究的专家，站在改革第一线的企业家和关心改革、热心反映改革的报告文学作家出席了会议。参加座谈会的有费孝通、雷洁琼、白介夫、林子力、童大林、唐克、李振军、肖灼基、李普、张磐、张恩树、吴敬琏、徐孝纯、安保冬、沈宝华、刘庆桃、曹思源、李久源、张康成、张锲、理由、陈祖芬、蓝翎、陶斯亮、许森源、胡思升等。会议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张沛主持。这是我在会上的发言摘要。
我这里有一份两个月前──1987年4 月的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请大家思考。测验的对象中厂处级领导干部占14％，一般干部和工人占79％，其它人员占7％。测验中有两道题， 得到的答案看似矛盾，实则很值得研究。
有这么一道题：经济改革以来根据家庭消费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来看，你的家庭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还是变化不明显？结果回答生活水平提高了的占80％，生活水平下降了的是1％， 变化不明显的19％。从中可以看出广大人民群众体会到了经济改革与他们的根本利益是相一致的，他们在经济改革当中得到了实惠。因此从利益关系上来说，他们支持改革。
但另一道题则引出了一个相反的结果：从您周围所观察到人们的实际思想状况来看，当前人们的主要思想障碍是什么？回答：①. 对某些改革措施不理解占80％；②.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占0.5％；③. 其它思想障碍占19.5％。
这里有两个80％：80％的人认为改革以来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当然欢迎改革；另有80％的人认为当前的主要思想障碍是对改革的某些措施不理解。既然得到了实惠，生活水平提高了，干吗还不理解呢？原因在第三道题：您认为当前对经济改革的宣传工作做得怎样？回答：①.做得很好占11％；②.做得不够占85％；③.做得很差4％，认为对于改革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或很差的加起来有89％，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群众干部对改革的措施不理解的主要原因。
人们不理解，不仅仅在于宣传工作，而且也在于理论工作。实际上宣传工作和理论工作分不开。很多事情理论上没有说明白，没有说清楚，宣传工作也不可能做好。比如这次《经济日报》讨论的租赁经营的问题：辽宁本溪关于关广梅现象的讨论，集中在一个什么问题上呢，那就是租赁经营是姓资还是姓社？我认为这个问题抓住了关键。人们对很多改革措施有犹豫、有顾虑、模糊不清、不放心的就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很担心有一些措施将来会被打棍子，比如租赁经营和股份制等。这些改革措施已经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可以说实践已经证明这些改革措施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人民群众还是不放心，不踏实，他们唯恐有朝一日，一顶资本主义的大帽从天而降，所以他们心里就不能完全理解这些问题了。现在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不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比如动不动就说租赁是剥削人的经营方式等，改革就无法前进。过去我们曾经想绕开这个问题前进，现在看来绕不开，它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人们。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一些热心改革的同志，都有点抱观望态度，要看看再说，看看再干。看什么？就是心里不踏实，这就说明，我们理论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已经不可回避。下面就着重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形式必须随着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改变，三十多年以来，在所有制上形成了这么一个固定的模式，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就是一大二公，而且越大越公越是社会主义。人们往往以为小集体不如大集体，大集体最终的前途是要过渡到全民，因此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进步、是升级。如果说某个企业由全民所有制改成集体所有制，人们就说是复辟、倒退，是方向路线的错误。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不顾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盲目地升级过渡，越大越公越好。这就是所有制问题上的革命公式。三十年来形成这一做法，形成了这一公式，形成了我们国家有一套左的东西，对经济建设危害甚大，用一句习惯的用语说“所有制问题是重灾区”。经济战线上左的东西危害最甚的，就在所有制问题上。而现在所有制问题恰恰是不允许动的，以为动了一下，就不得了了，这仍然是原来的左的思想在所有制问题上留下来的障碍。
我们过去所有制问题上是采取“一大二公三空”，“空”就空在它与职工的利益没有密切的联系。在100％是国有资产的的企业里面，企业的生产资料的损失，与职工没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人们就不会对国家财产的损失有切肤之痛。比如说：上星期，6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有一家大型钢铁公司，从1958年创办以来，23年连续亏损。谁着急啊？如果有人着急，它就不会连续亏损23年，可它居然年复一年亏损了23载！到1980年，这个公司就想改变一下面貌，这个愿望不能说不好。他们觉得市场上带钢好销，想搞带钢，就把原来生产中板的设备卸下来。然后打报告，投资890万元钱，买设备安装。 结果一试车发现质量不合要求，产品无市场，生产出来后还要赔钱，结果就只好停产。加上试车当中花费的原材料和动力消耗100万元钱，共990万元。后来发现还是原来的中板生产赚钱，结果又把带钢生产卸下来，重新安装中板，则又花费9万元，前后合计花费999万元，时间七年，一无所获，请问谁心痛啊！我相信这个公司的共产党员会心痛。因为他们有党性，这个公司的工人会心痛，因为他们有良心，但是仅靠党性和良心够吗？工人与企业生产资料的损益没有经济利益上的内在联系，那个党性和良心靠得住吗？能够制约企业职工的经济行为吗？能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吗？我看是很玄的，难道我们不应该从这里思考一下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革问题吗？
确实有人思考，而且已经开始在探索。譬如说股份制就是谋求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如何密切的措施之一，在全国已有好些地方非常主动地实行了股份制，其效果也确实是比较明显的。就在职工关心企业这一点上已经可以看出明显的效果了，比如：辽宁在实行股份制后，好些企业职工非常关心企业。有一个沈阳小型压缩机厂，实行股份制后，职工向企业投股，投股后企业赚钱多职工按股份可以多分，如果亏本就要少分，甚至不能分，于是职工就关心企业了。沈阳人关广梅租赁“友谊”商场，这个企业是大家投资认股的。有一天下大雨，大家都担心雨刮到店里来，很多职工怕进水，半夜三更就跑到商店来了，第二天早上几乎是全体职工提前两个小时到商店来上班，没有任何人提醒，为什么呢？因为有财产在这个商店里面。常言道“联股如联心”，把心都交出来了，我有投资在这里，我要经常去看看，这时就不是无关紧要的了。所以说，在所有制问题上，应该考虑如何使企业成员与企业的生产资料关系密切联系起来，使他们更关心企业，而不是使他们疏远、淡化、隔漠下去。这才是从实际出发考虑所有制改革问题。
第二个问题，与此相联系的是劳动者能否按股分红。有些人说如果搞股份制，劳动者可以投资，之后他就取得股票，他可以按股分红，这不就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了吗？有些人说，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按劳分配，怎么能按股分红呢？这不成了按资配吗？这个问题实
际上也并不难理解，你要真正承认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你就不能不承认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资金的使用是要付费的，你用了设备要花钱，你用人家的资金也要花钱，这个费用就是利息或股息，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理论上并不困难，也已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来。
所以，仅仅落实按劳分配是不够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按劳分配这个提法，虽然已经家喻户晓，但是有一个前提并非家喻户晓，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按劳分配的那个社会是指已经不存在商品经济的社会，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存在着商品经济的，而且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显然，现实社会的客观条件决定了我们的分配制度与100多年前的书本规定不能不有所不同。 不仅按劳分配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已经有所变化，而且在按劳分配原则之外，还需要有所补充。这个补充就是人们可以投资入股，按股分红。劳动者可以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东，或者说又是一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作为劳动者，他的报酬按照劳动合同的规定取得；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按股取息、分红，这就可以理解了。另外，经营承包的承包者、租赁者的工资很高，你说这也是按劳分配，这是很难解释的。要承认管理者、企业家的收入中含有风险，这里不完全是按劳分配。理论上不突破禁区，实践中就很难打开局面。
再如好些个体户赚那么多钱，有人不太理解，说我们在工厂里按劳分配，他们却在那儿拿那么多钱。实际上个体户是小生产者，他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还是企业家。他取得了三部分收入，一部分是作为劳动者的工资，一部分是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所取得的利润，第三部分是企业家收入，包括风险报酬。这个风险报酬有时候也表现为一个很大的负数。如果这个问题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群众的思想工作就不容易做通。
理论上需要突破的地方很多，为什么我们抓住所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两个问题，因为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公式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
这个公式被有些人理解为经济改革什么都可以改，但就是不能触动所有制，不能触动按劳分配。按照这种理解，任何改革措施，只要被论证为是触动了所有制，触动了按劳分配，那就可以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了。而一旦贴上资本主义标签，这项改革在短时期内就要受到挫折。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在所有制和按劳分配问题上有所突破，有所澄清。只有这样，改革才能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