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提要：本文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方法概括为：其一，引入正确的竞争理念，高度一般化地看待问题和事物；其二，重视约束条件，强调成本概念和效率概念的条件依存性质；其三，用一般均衡的观点看世界，强调效率概念的一般均衡特性。利用该分析视角和方法，本文剖析了几个经典经济学分析的错误。
关键词：交易费用经济学 一般均衡 条件依存 一般化
古典经济学以自利为出发点，证明市场竞争、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的时候能够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分权市场理论），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则具有提高生产率的进步作用（分工和组织理论），建立起了分析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基本架构。新古典经济学引进微积分，把自利处理为约束条件下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形式化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权市场理论[②]。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考察的是既定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交易费用经济学则关注不同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它不仅仅是分权市场理论，更是分权市场理论与分工和组织理论的有机统一。严格来讲，交易费用经济学不过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高度一般化[③]。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方法主要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引入正确的竞争理念，高度一般化地看待问题和事物；其二，重视约束条件，强调成本概念和效率概念的条件依存性质；其三，用一般均衡的观点看世界，强调效率概念的一般均衡特性。
1. 一般化、公理化、形式化
因为“归纳问题”不可克服[④]，所以任何科学的理论都必然地表现为逻辑演绎体系。然而哪里才是逻辑演绎恰当的起点呢？答案是：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也只能是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谢作诗、李平，2007）。作为科学理论，经济学基本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是竞争概念、成本概念以及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公理。这当然不是说经济学就不需要别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了，而是说如果能够从这些基本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推演出来，要尽可能地不引入新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即使需要引入新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新引入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是不能和这些基本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相冲突的。
古典、新古典经济学重视市场竞争，然而其竞争理念并不正确，主要是没有对作为市场结构的（完全）竞争、（完全）垄断与竞争、垄断本身做出清晰的区分，错误地将垄断与竞争对立起来，并与厂商数量相联系，并且也不理解并不是凡竞争都是好的、合意的。要到阿尔钦（Alchian, 1965, 1967;Alchian and Allen, 1964）、张五常（1984、1985、2002）才提出了正确的竞争理念。这个正确的竞争理念有两层含义：其一，竞争与稀缺性相伴而生，只要存在稀缺性，那么在非鲁宾逊一人的世界就总是存在着竞争；竞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存，竞争总是激烈的。其二，重要的不是竞争本身，而是竞争的方式；不是凡竞争都是好的、合意的，有的竞争是生产性的、价值增值的竞争，有的竞争是非生产性的、价值消散的竞争，竞争是需要进行筛选限制的。产权的主要作用在于对竞争方式进行筛选限制。产权既为竞争提供激励，又对竞争进行限制：激励人们用这样的方式竞争，限制人们用那样的方式竞争。
经济学从选择的角度看事物，正确地定义成本是放弃的最高代价。然而人的选择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人是在约束下进行选择，于是放弃的最高代价也是依赖于约束条件的了。同样的行为和选择，约束条件不同，成本是不一样的。离开了约束条件，我们不可以谈论成本。科斯讲：获取的价值与放弃的代价是同一钱币的两面。正因为成本与收益是同一钱币的两面，所以收益也依赖于约束条件。离开了约束条件，我们也不可以谈论收益。
经济学高度一般化地将人的行为看作是成本收益计算的结果，这就是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公理（人人追求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了。好些外行批评经济学者不能只做成本收益分析，还要考虑历史、文化、法律制度等因素。殊不知，这恰恰是经济学的科学性和魅力之所在：经济学让我们用一个简约的范式去观察复杂多变的世界。人的行为当然要受历史、文化、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但是成本收益和历史、文化、法律制度却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后者是决定成本收益的约束条件。历史、文化、法律制度等因素是通过影响成本收益进而影响经济行为和选择的。除了历史、文化、法律制度以外，我们熟悉的还有产权、信息、交易费用等约束条件；时间、空间也是约束条件，历史支出因为没有了选择而不成为成本。更一般地，行为和选择时不能改变又受其影响的任何事物都是当时行为和选择的约束条件。
在经济学的框架内，一切都要看作是竞争的产物。不仅垄断要被看作是竞争的产物[⑤]，就是合作、偷懒也都要被看作是竞争的产物，只是约束条件不一样，竞争的方式不一样罢了。
在经济学的框架内，一切都是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的结果[⑥]。不仅损他的行为是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利他的行为也是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只是约束条件不一样，人的行为选择不一样罢了[⑦]人的自利（追求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既能导致损他的行为，也能导致利他的行为；既有危害社会的一面，也有为利社会的一面。问题是，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自利的个人会有损他的行为，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自利的个人又会有利他的行为；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为利社会的一面大于危害社会的一面，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为利社会的一面又小于危害社会的一面。这才是经济学的重心和根本之所在，也是经济学的精髓之所在[⑧]。。是的，
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的优势决不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而在于它的简约性和一致性。理论的这种简约性和一致性实质在于一般化地看待和处理问题，而一门学科之所以配称为“学”也正在于高度一般化地看待和处理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五常（2002）批评那些从“卸责”、“敲竹杆”出发进行的经济分析。张五常讲：“我们又假设人是自利的，又说人‘卸责’和‘敲竹杆’，这是重复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对从“路径依赖”出发来展开经济分析。不是要否定“路径依赖”的存在，而是“路径依赖”本身是要解释的现象。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对那大名鼎鼎的次优理论。该理论讲，如果实现最优的条件不能满足，那么应该追求的是次优。那个最优是什么，难道不是某一组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那个次优是什么，难道不是另一组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对约束条件进行分析，搞清背后的约束条件。次优概念完全可以一般化于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之中（谢作诗，2000）。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X效率的概念不仅破坏了经济学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错误的（谢作诗、李善杰、穆怀中，2008）。把完全竞争描述成是完美的，通过与完美的完全竞争相比较来说明效率与否；不正确地使用沉淀成本概念，等等，这些都是因为没能很好地坚持一般化和一致性的缘故（谢作诗、穆怀中，2008a；谢作诗、李善杰，2008）。
既然坚持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公理，那么满足约束条件的行为一定导致了、也只是导致了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⑨]简约而纯粹起来。例如，关于垄断的经济学分析就没有回到科斯定理（谢作诗、李善杰，2008；谢作诗、李善杰、穆怀中，2008），“囚犯难题”和“合成谬误”的讲法也都与科斯定理的理念相违背（谢作诗、穆怀中，2007）。。这是说，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个体总是实现了利益最大化。既然个体总是实现了利益最大化，那么经济效率问题就等同于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了。一般化地看问题，无论是垄断产生的社会福利问题，还是信息不对称产生的社会福利问题，还是外部效应产生的社会福利问题，本质上都是一个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分离的（社会成本）问题，而一切效率问题的答案都应该回到科斯定理那里去[⑩]。然而实际情况远不是这样，经济学远没有变得
高度一般化地看待问题和事物，这要求我们从少量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出发演绎经济理论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般化和形式化是一回事。形式化的本质是公理体系化，而公理体系化的本质又是一般化。由于数学语言本身具有一般化的属性，因此形式化常常表现为数学化。但是形式化与数学化到底又不是一回事，形式化的本质是公理体系化和高度一般化地看待问题和事物（谢作诗，2001；谢作诗、李平，2007）。
2. 一般均衡与约束条件
科斯（Coase, 1960）以前，庇古（Pigou, 1920）传统认为当事人可能给他人带来影响，而这影响当事人却不予考虑。于是，或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资源配置存在不足，这叫做正外部效应；或者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资源又过度配置，这叫做负外部效应。这是典型的局部均衡分析了。科斯以前的外部效应分析都是局部均衡分析[11]。
不是说不可以使用局部均衡分析，更不是说局部均衡分析不重要，问题是真实世界的一切都是一般均衡的产物，那所谓的局部均衡并不真实存在，那重要的局部均衡分析不过是要通过多次的真实世界并不存在的局部均衡逐步逼近出真实世界存在着的一般均衡[12]。庇古传统的错误在于天真地以为真实世界会像局部均衡所描述的那样，完全忽视了效率必须要在一般均衡中才能得到说明的规定（谢作诗，2006）。
科斯不一样，他告诉我们：如果当事人的活动确实给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造成了损失，那么这损失是要进入当事人的成本的；如果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确实从当事人的活动中获得了好处，那么这好处是要进入当事人的收益的。牧民的行为给农民造成损害，即使不征税，也不负赔偿责任，这笔帐也要记在牧民的头上。因为如果农民请他减少畜群的数量，而他拒不同意的话，他就必须把放弃的本来可以从农民那里得到的那笔赎金算作扩大牛群规模的真实成本。养蜂人的行为给果农带来了好处，即使不补贴，这好处也要记在养蜂人的头上。因为果农一定会支付赎金，以使其增加蜂群的数量。科斯的分析是典型的一般均衡分析了。
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问题不复存在了，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分离的问题不复存在了。是的，既然行为人之间相互作用，怎么会有成本、收益外溢的事情？怎么会有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分离的事情？又怎么会有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分离的事情？那所谓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分离、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分离从而存在无效率的问题，不过是我们天真地以真实世界并不存在局部均衡来看待世界的缘故。
这当然是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了。
存在交易费用又当怎样？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另一面：重视约束条件。
的确，有些时候我们会听任别人对我们造成影响而不做反应。不做反应，不是不愿意做反应，或者不能做反应，而是因为某种东西制约了我们，使我们不值得去做反应。通常，制约我们、让我们不（值得）做反应的那个东西就是交易费用。比如你吸烟，让我们被动吸入尼古丁，我们却听之任之，不做反映，这是因为我们让你不吸烟或者少吸烟的谈判费用太高（相对于所获得的收益而言），不值得做反应进行协调。在这种情况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确发生分离，但这种分离可不是无效率的表现，而恰恰是效率的表现。
更为一般的情况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确可能分离，但是经济一定会内生出一些制度安排来减少这种分离，经济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一定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小分离（Cheung, 1969, 1974）。同样的，这种分离一定不是无效率的表现，而恰恰是效率的表现[13]。
我们要记住：在理想的没有“摩擦”的经济环境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可能分离，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同样不可能分离。在真实世界，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确可能分离，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确也可能分离，但重要的可不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本身、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分离本身，而是导致分离的背后的约束条件。考虑了这些约束条件，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分离一定是最小的分离，这种分离不但不是无效率的表现，反而应该是效率的表现才对。所以张五常（2000b）讲：“科斯的贡献并不在于什么定理，而在于促使我们关注约束条件。”在张五常看来，最重要的约束条件就是交易费用了。
一旦考虑了交易费用，世界就变得五彩缤纷起来。事前看，在特定的交易费用约束下，听任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恰恰是效率的体现；在特定的交易费用约束下，私人间的合约安排就可以解决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问题，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由于不同的行为有着不同的交易费用，不同的行为主体做相同的事情有着不同的交易费用，权利由一方转到另一方，交易费用也会转变，因此有些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问题，政府出面解决肯定更有效率。事后看，将如张五常（2000a）所指出的：“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经济总是有效率的。……经济的轨迹是由帕累托最优点构成的。”
经济总是有效率的，经济的轨迹是由帕累托最优点构成的。这当然不是说行为和结果就没有差异了，世界就不会有变化和发展了，而是说在根本上，差异源于约束条件，变化和发展是从约束条件开始的（在根本上，变化和发展也只能从约束条件开始）。这也不是说事情就没有变坏的可能了。“人在约束下争取利益最大化。自然，人们会致力于改变约束条件。人的自利行为可以改变约束条件以使经济的福利增加，也可以改变约束条件使得经济的福利减少。帕累托标准必然可达与人类灭绝是没有冲突的。”（张五常，2000a）
经济总是有效率的，经济的轨迹是由帕累托最优点构成的，因此经济学的中心工作就是经济解释。经济学的中心工作是经济解释，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改进社会了，而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怎样去实施这种改进。经济解释的重心在于仔细地考察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改进社会的重心则在于改变经济的约束条件。通过经济解释，增进了人们关于经济运行的知识。人们的知识增多了，约束条件就改变了；约束条件改变了，行为和结果跟着也就改变了。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可以改进社会；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改进了社会。
3. 几个经典分析之错误
（1）继续生产条件分析的错误
教科书讲，厂商继续生产的条件是销售收入能够弥补可变成本。对于完全竞争厂商来说，就是价格能够弥补平均可变成本了（萨谬尔森、诺德豪斯，1992）。不幸的是，教科书的讲法不正确。固定成本是那些在一定产量区间内不随产量而改变的要素投入所带来的成本，这些要素投入所带来的成本永远是其替代性用途的最高价值。如果这些要素投入是专用资产，没有替代性用途，那么固定成本为零。只要销售收入能够弥补可变成本，厂商确实要继续生产，但因为这时可变成本与总成本相同，严格来讲，继续生产的条件其实是销售收入能够弥补总成本。如果这些要素投入不是专用资产，因而具有替代性用途，那么固定成本不为零。这时，如果销售收入仅能弥补可变成本，那么理性的厂商一定不会继续生产，而是要将这些要素投入用于替代性用途以获取最高价值。所以，继续生产的条件不是销售收入能够弥补可变成本，而是销售收入能够弥补总成本。这也是说，经济利润一定是非负的。奈特（Knight, 1921）和张五常（2002）强调“利润是无主的孤魂”，那是更高的境界了。与此相对应，于是完全竞争厂商的供给曲线就不是平均可变成本曲线之上的那部分边际成本曲线，而是平均成本曲线之上的那部分边际成本曲线了（谢作诗、穆怀中，2008a）。
教科书的错误，在于忽视了时间是成本的重要约束，误把历史支出当成本了。
（2）垄断存在X无效率分析的错误
以莱本斯泰因（Leibenstein, 1966）为代表，不少学者认为垄断使企业的生产成本高于技术上最小的水平，即高于竞争经营情况下的成本水平，存在X无效率。问题在于，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垄断厂商，扭曲产量和价格可以理解，但是它为什么不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呢？一个为大家广泛接受的解释是：在垄断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股东们没有了拥有相似技术和需求的企业的绩效来做参照，很难有效监督和控制企业雇员的活动，代理成本于是无可避免地上升了，从而总生产成本也就上升了。不能说这个解释不切中要害，不过在我们看来，垄断的社会成本本质上乃是垄断产业组织的成本，因此必须还原到原始起点，从替代性产业组织之选择的角度计算垄断的社会成本。还原到原始起点，很可能，垄断是因为成本次可加而起，不要垄断，代理成本虽然会下降，但企业就得放弃规模经济或者范围经济，于是其它成本（主要是固定成本）无可避免地就得上升。把这一点考虑进来，虽然不能排除垄断使生产成本上升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并不肯定垄断一定地使生产成本上升了。莱本斯泰因等人的经验研究无不是基于对现存企业或行业的考察，其观察到的垄断企业的高成本其实反映的仅仅是垄断企业的高代理成本，并不意味着垄断企业真的具有更高的（总）生产成本。
真实的情况是，如果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超过了因垄断而起的代理成本上升，那么莱本斯泰因四边形就不会存在。必须垄断导致的代理成本上升超过了因垄断而获得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的好处，同时垄断者在产品市场上扭曲价格和产量所带来的利润之增加超过垄断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带来的利润之减少，莱本斯泰因四边形才可能真正存在。如果垄断使得生产成本较之于竞争经营上升很大的话，那么股东们就会选择竞争经营，垄断就不会存在，莱本斯泰因四边形也就不会存在。莱本斯泰因四边形产生于对（垄断）利润的追求，同样是因为利润追求的缘故，又不会容许它过大。假如垄断真的引起了极大的成本扭曲，而股东们仍然选择垄断经营，那么一定是股东们没有追求利润最大化。表面上，似乎垄断引起极大的成本扭曲从而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实际上不是这样，这种成本扭曲及其对应的社会福利损失乃是因为企业没有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起。这是产权的问题，不是垄断的问题（谢作诗、李善杰、穆怀中，2008）。
这里，不考虑价格和产量扭曲的程度，我们不可能说明成本扭曲的程度。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成本上升就说存在一种新型的无效率。效率必须在考虑了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一般均衡中才能得到说明。世界上只存在一种效率，就是效率本身。我们不可以区分什么配置效率和X效率。就知识性来说，X效率的概念完全是多余的。不但多余，而且还造成经济学的不统一，并使经济学的一般性下降。莱本斯泰因等人的错误在于漠视了垄断的社会成本本质上乃是垄断产业组织的成本，没有回到原始起点，从替代性产业组织之选择的角度去考察垄断的社会成本，而且仅仅根据局部均衡就给出效率说明（谢作诗、李善杰、穆怀中，2008）。
（3）“囚犯难题”的错误
“囚犯难题”是非合作博弈论的经典例子。由于这个例子部分地奠定了非合作博弈论的理论基础，几乎每一本涉及博弈论的书都讲到这个例子（张维迎，1997）。“囚犯难题”讲的是：甲、乙两个犯罪嫌疑人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关在不同的屋子里审讯。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两个人都坦白，各判8年；如果两个人都不坦白，因为证据不足，各判1年；如果其中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坦白的释放，不坦白的判10年。
这里，每个犯罪嫌疑人都有两个选择，坦白或不坦白，但是均衡的结果一定是大家都坦白。这是因为：给定乙坦白，甲坦白的话判8年，不坦白的话判10年，坦白比不坦白好；给定乙不坦白，甲坦白的话被释放出来，不坦白的话判1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坦白是甲的占优战略，总是最好的选择。同样的道理，坦白也是乙的占优战略，总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大家都选择坦白，各判8年。
如果两个人都不坦白，各判1年，显然比都坦白各判8年好。但这个帕累托改进办不到，因为它不满足个人理性要求。传统的说法，这证明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或者证明了个人选择可能是无效率的。
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真的有冲突吗？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约束条件的规定。在这里，信息是阻隔的，又是一次性博弈；当然，当事人还都是自利的。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大家都坦白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又何来都不坦白的结果呢？大家都不坦白当然更好，但这个更好的结果在这里是办不到的——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在这里不是同一时空的事。如果约束条件变了，当事人自然要选择大家都不坦白。这是无需经济学者操心的事情。
事实上，如果博弈可以重复进行下去，那么大家都不坦白就成了当然的选择，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就会不复存在，无效率就会不复存在。即使博弈不能重复进行下去，只要当事人之间信息不是阻隔的，大家都不坦白也是必然的选择，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会不复存在，无效率也会不复存在。
既是换了约束条件个人的理性选择便可达到集体理性，怎么能够说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有冲突呢？又怎么能够说个人的理性选择可能无效率呢？重要的是约束条件嘛。
我们还可以指出其它经典分析的错误之所在，但限于篇幅，就不去做进一步的说明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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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指的交易费用经济学是科斯、张五常所开创和坚持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关于这个学派的方法论问题，张五常（2000a）作了系统的论述，本文意在从一些细节问题对这个学派的方法论问题做一些补充说明。
[②]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仅成功地形式化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权市场理论，原因很可能在于：一是与起源于18世纪的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的学术之争有关（德姆塞茨，1999，P.178）；二是要用数学模型同时描述斯密关于分权市场和劳动分工这两个主要思想，需要非常复杂的数学工具，而当时还不具有这样的条件（杨小凯、黄有光，1999，P.7-9）。
[③] 张五常（2002，P.70-72）讲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三个经济学传统。
[④] 任何观察陈述都是单称陈述，而理论假说却是全称陈述，是对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的一般陈述。归纳正是通过对观察得到的一系列经验事实进行考察，然后得出一般的陈述，也就是说，是要从“单称陈述”（个别经验事实）过渡到“全称陈述”（理论假说）。然而从逻辑的角度讲，我们所拥有的所有观察结果都支持一种理论，这并不能保证未来观察的结果也支持同样的理论。
[⑤] 从源头看，垄断不过是竞争的产物。在后果上，垄断并不消除竞争。垄断改变的只是竞争的方式——被导向为能在该领域经营而竞争，而不是在该领域内进行代价高昂的竞争。
[⑥] 张五常坚持用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解释一切行为，科斯坚持用成本最小化解释一切行为，这些是等价的表述。
[⑦]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在小区商店买东西，遭遇假货和挨宰的机会就小得多；在火车站附近买东西，遭遇假货和挨宰的机会就大得多了。这不是说火车站附近的商人天性就坑蒙拐骗，天性就不讲信誉。你把小区的商人放到火车站附近，他们一定也要那样行事的。
[⑧] 张五常（2000a）讲：“从根本上说，我们只能通过三个途径对现象作出解释。第一个是操纵效用函数；第二个是操纵生产函数；第三个是操纵约束条件（当然，也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新理论可能出现在第一和第二个途径，但决不会出现在第三个途径。我的立场是，制度经济学应该限于第三个途径，这无疑是少数人的看法。”这无疑是正确的主张。
[⑨] 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就一定实现了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吗？表面看来，似乎满足约束条件的行为不一定导致了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但是，我们不能一方面假设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又一方面说有可以拿到的利益他却不去拿。有可以拿到的利益他却不去拿，这只是外人看来如此罢了；有利益他不去拿，一定是他没有认识到这利益，或者什么东西限制了他而不能拿得这利益。没有认识到、限制他不能拿得这利益的东西都是约束条件；考虑了所有这些约束条件，他拿到的就已经是最大的利益了。
[⑩] 当然，交易费用的性质和大小不一样，社会成本问题的解是有差异的。例如，垄断就有不同于污染这样的外部性问题的地方，后者不仅仅是对于要否干预及干预效果判断的信息要求要低些，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私人企业不会彼此竞争以减少污染排放。可是垄断不一样，垄断利润的存在终归会引来竞争者。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或者私人之间的相互勾结，垄断不会长久地存在，私人企业的竞争最终会对垄断提供市场校正。因此和污染那样的外部性问题不一样，在长期中，就算我们不反垄断也不会带来严重后果。信息不对称也一样，到底市场是可以自发地提供某种校正的，那各种各样的中介组织所提供的正是这种校正。
[11] 事实上，在我们看来，那些存在净损失和无效率的分析好些都只是局部均衡分析。
[12] 在科学上，精确解的存在性解决了，一般是怎样去找出这个精确解的呢？是用一系列的近似值把那个精确解逼近出来。圆面积的精确解是πr2，但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找到这个精确解的办法不是中国人的古老算法，而是用一系列越来越接近精确解的内接正n边形的面积把这个圆面积的精确解逼近出来的办法。农民种菜，有一个最优的行距和间距，可以通过复杂的数学计算找到这个最优的行距和间距，也可以通过无数次的试错把这个最优行距和间距逼近出来；台球手击球，有一个最优的击球路线，可以通过复杂的数学计算找到这个最优击球路线，也可以通过无数次的试错把这个最优击球路线逼近出来。这后者正是通过无数的越来越接近的近似值把那要找的精确解逼近出来（谢作诗、李平，2007）。
[13] 我们不要以为，有些外部效应政府出面解决更有效率就意味着分散的市场行为有无效率发生。可能政府本身就是市场实现效率和价值最大化的产物，我们不可以简单地把政府看作是与市场相对立的东西。
